小编：城市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公共治理决策，城市体检作为一项我国特色的城市治理制度创新实践，其工作的科学有效将为高质量的城市公共治理决策提供支撑保障。然而当前我国城市体检状况整体上尚未完全适应高质量的城市公共决策要求，“多检并存”带来潜在的“战略认知、判断标准、数据循证、溯源深度、方案效度”等多重治理决策陷阱。今天为大家推荐文章《面向高质量公共决策的城市体检机制优化研究》，作者：王伟、欧阳鹏、杨明、宋名悦、蒋雅婷。原文来自《城市发展研究》杂志2022年第8期。
研究提出面向高质量公共决策的城市体检机制优化框架，重点推进“纵横协同、数据保质、汇智会诊、反馈循环、多元参与、责任约束”六大机制的建立健全，促进城市体检由分散多头的“横纵交叉体”转变为助力城市高质量决策的“整体集成器”，促进城市体检的质量提升以及与城市发展决策的有效连接，更好为城市生命体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面向高质量公共决策的城市体检机制优化研究
作者：王伟、欧阳鹏、杨明、宋名悦、蒋雅婷
城市作为复杂巨系统要想得以健康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科学决策。城市规划治理是一个随着城市发展与运行状况动态监测、评估反馈、持续改进和完善的复杂连续决策过程。“一张蓝图绘到底”意味着规划的有效实施执行，但只有在决策正确的时候，执行才有意义。因为按照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的观点，执行要解决的是“把事情做正确”，而决策关乎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加需要高质量的公共决策。2016年以来，“城市体检”的出现及实施为提升城市发展决策质量带来了新的契机。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原创性的城市治理工具，近年来国内众多城市纷纷展开城市体检工作，行业和学界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探索，围绕此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业界对城市体检的探讨多从技术性角度出发，从管理决策视角加以分析审视的研究尚显薄弱，与空间规划改革所追求的治理型、管理型目标尚存在差距，也制约了城市体检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实践效能。为此，本文选择以公共决策质量为分析视角，审视当前城市体检工作机制存在的不足，提出面向高质量公共决策的城市体检机制优化建议，以期为未来我国城市体检工作的不断深入完善提供有益思路。
一、公共决策与城市体检的内涵
01
公共决策及其质量的内涵
决策是运用适当的方法，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解决特定的问题而对拟定的备选方案进行抉择的过程，在管理诸要素中处于首要环节和核心地位，正如管理学大师赫伯特西蒙所言“管理就是决策”。公共决策作为决策的一个重要类型，主要是政府、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公共部门机构为了维护公共整体利益，而就各项社会公共事务所做出一种谋划、选择和决断活动，其流程与影响贯穿于整个公共管理过程。公共决策对城市发展和治理具有龙头牵引作用，可以说公共决策的质量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公共决策作为现代城市管理的重要职能，其质量水平对最终决策执行或组织绩效具有显著影响［1］，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有效检验。然而公共决策作为人们主观作用的结果，容易出现决策活动与预期目标和要求的偏离。同时，公共决策中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决策方案的可行性，公共决策体制机制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公共决策的质量。最早Tilles于1963年提出企业组织决策质量的六项衡量原则：决策能否与企业目标相匹配、决策是否考虑了企业所处环境以及环境的动态变化、决策是否考虑了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决策是否在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范围内、决策是否将任务完成时间考虑在内、决策结果是否能达到预期［2］。之后学者们又陆续提出不同见解，如决策对目标实现的贡献程度［3］、决策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的能力［4］、决策与组织所处内外部环境资源和能力以及组织目标一致程度等［5］。在某种意义上，城市也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组织，上述考量因素对城市公共决策也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回到我国城市治理决策情景，由于历史原因和环境制约，当前治理决策过程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短板：
一是体现在传统的“单一片面式”治理思路，难以应对新的发展矛盾和问题。近年来我国各地政府在推进城市病治理和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过程中，往往过于关注某一单一领域问题的解决，出现“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单一片面式治理方式，缺乏在城市整体层面统筹规划和考虑，时常出现“摁了葫芦起了瓢”的困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是传统“九龙治水”的条块分割式行政管理模式，各部门更多站在自身立场和利益导向考虑问题，部门间沟通协调不足，缺乏完善有力的组织协同体制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城市治理综合效能的发挥；
三是长期以来传统的单目标决策技术体系难以应对城市系统的复杂性问题，目前城市治理普遍存在数据的分散性、调控的被动性、决策的随意性、管理的粗放性等问题。为此，针对城市巨系统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变动性等特点，亟需建立一种基于跨部门协同和数智化的新型公共决策机制，提升城市治理决策的科学性、整体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02
城市体检的内涵
城市体检作为一项我国原创型的城市治理工作，对其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定义。温宗勇等认为为使城市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健康”状态，则需像人体一样进行定期检测与分析，发“已病”与“未病”，找到病因，治疗疾病［6］；秦红岭等认为城市体检是根据城市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对城市发展实施效果进行监测与评价的重要手段，是推动城市各项发展目标得到有效实现的重要工具［7］；陶英胜等认为城市体检是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问题而进行分析和评价，进而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源并有针对性的解决［8］；杨明等认为城市体检是通过建立“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常态化机制，把以前被动、静态、探究结果的城市中长期评估变为主动、动态、探究机制的定期体检［9］；邓红蒂等认为城市体检评估是一项贯穿于城市规划全过程的动态性工作，由政府、行业、机构和公众共同参与完成［9］；张文忠等认为城市体检包括了确定指标、制定指数、测出报告、诊断病因“四部曲”［10］。李昊等则认为通过对城市人居环境与城市相关公共政策绩效进行定期、客观且全面的分析评估，发现城市存在的潜在问题与短板，进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11］。
综上所述，城市体检中的“体检”一词不同于以往的“评价”和“评估”，“评价”的英文是“Evaluate”，从“Value”（价值）加前缀e而来，可以看出评价与价值关系紧密，旨在评定价值。“评估”在英文中用“Appraisal”来表示，其含义是进行测量取得数据，偏重于量化。“体检”一词在英文中用“Examination”来表示，其含义是检查，如人的体格检查，侧重于对人的描述。传统的城市发展评价类研究基本上呈现出对城市发展状态、城市规划实施、城市运行管理“一体三面”认知的分离状态，这种分离状态造成关注城市发展状态评价所获得的认知，无法有效指导城市治理实践，而城市规划实施类的评价和城市运行管理类的考评又缺乏足够的城市发展规律认知来指导。于是常常导致前者多停留于“纸上谈兵”，后者又常常陷于“盲人摸象”。因此，通过理论梳理和实践观察，笔者认为城市体检相较于以往的“评价”、“评估”和“考评”，建立起将城市视为一个有机生命体的发展价值观，进而围绕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核心功能，确立“城市体检”指标、标准及流程机制，从城市生命状态的一体三面——城市发展绩效、城市规划实施、城市运行管理进行全方位的定期诊断，发现“城市病”指征，寻找“病灶”根源，提出治疗“药方”，保障城市生命体的健康发展。其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城市体检将城市发展的状态、规划实施的动态与治理主体的权责协同起来，建立起一种“城市客体—规划介体—行为主体”的整体性映射联系，从而构筑出更加科学稳定的“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保障机制，实现对传统城市评价、规划评估、城管考评的超越。
二、我国城市体检工作实践现状
2017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的批复》中首次明确要求“建立城市体检评估机制”。目前城市体检工作主要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两部委从各自不同的职能工作角度推动开展，其中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从2019年开展城市体检试点，试点城市数量从11个增加到59个城市（2022年）。自然资源部则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体检评估基础上，于2021年选择12个城市开展城市“实时体检评估”试点。在两部委推动下，城市体检工作已引起各级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广泛重视，并在开展过程中逐渐衍生出多层面、多领域的城市体检，大致梳理如下：
一是城市层级。城市层级体检的主要落脚点在与规划发展目标和城市发展动态衔接上，更加偏重于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可持续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人居环境建设与服务水平，以及区域协调程度和辐射带动力等较为宏观的视角。北京率先在“城市体检”方面进行了探索，并逐步走向体系化；随后，广州、深圳、福州、厦门、成都、长沙、海口、景德镇等也都开始着手推进城市体检试点工作，促进了城市有质量、有秩序地向着良性方向发展。
二是区县或重点功能区层级。区县作为城市所辖下一层级，其体检重点是对城市局部地区服务功能、空间环境品质、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进行完善，侧重对城市功能、品质及城市建设重点工作等情况的详细摸查［10］。如北京市西城区“城市体检”聚焦于首都核心职能、宜居宜业、城市环境、和谐发展、品质提升、历史文化六大方面，并针对城市活力、有机更新、人口疏解、旧城保护进行四大专题实践研究［12］。此外，各地针对城市特定产业园区或重点功能片区（历史文化街区、老城区、交通枢纽地区等），结合实际问题和发展建设需求，因地制宜开展相关体检评估工作。这类体检工作更具有针对性，例如产业园区体检更加注重对产业经济发展、产业用地效率、产城融合发展等方面的体检评估，而历史文化街区体检更加注重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文旅融合发展、景观风貌等方面的体检评估。
三是街道层级。街道作为城市治理基层单元，向上联系市区两级，向下联系社区、居民，街道层面的城市体检能够推动城市规划、政策和行动计划更好地落地。如北京月坛街道委托第三方研究机构展开街道体检，包括对人口、交通、城市环境、城市热点等方面进行总体评估以及对菜市场、商业设施配套、停车位、医疗卫生和养老设施五大专题进行专项评估，形成“城市体检+街区整理”模式，针对体检所发现的问题，由高层面统一规划部署安排，以“点”上的突破带动“面”上问题的解决，以“面”上的统一行动解决“点”上的无力。
四是社区层级。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居民日常生活最基本活动单元，其发展建设水平直接关系着居民生活感受，因此社区层级的体检重点关注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生活设施配套及空间布局完整性等方面。如北京城市象限公司深耕双井社区体检，构建“井井有条”城市大脑信息平台，采集多维数据对城市运行的各个方面进行监测评估，全面掌握城市情况和变化趋势，提前发现问题，给出精细化治理的智慧方案。
五是区域层级。区域层级的体检通过在更宏观尺度监测区域发展规律与水平、比较分析区域间发展差异，进而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提出差异化政策建议。如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就我国29个都市圈对创新热力、科技潜力、人口潜力、公服能力、网络联系度及网络成熟度六大角度进行综合体检，并对各都市圈区域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对策。
三、“多检”并存下的城市公共决策陷阱风险
01
城市体检与公共决策的关系框架
严格意义上讲，简单的日常选择行为不能称为决策，真正意义上的决策是面对“很难做出判断”或者“多种方案相比各有优劣、不相伯仲”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抉择，而这恰恰是城市体检后决策会面临的。本文将从城市体检到公共决策的复杂转化过程通过图1加以解析，从城市体检到公共决策包含三条路径：
（1）针对体检诊断的问题属性、群众评价，经过涉及价值观相关性的判断，形成对主次问题的筛选，背后实质是一定时期决策主体的注意力分配；
（2）针对体检后提出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经过体现科学观相关性的检验，给出政策方案设计，背后是对政策潜在影响的推演评估；
（3）针对体检结果执行的政府部门职能及议题诉求，经过政治观相关性的考量，给出实施行动安排，背后需要考虑的是领导责任风险。
问题筛选+方案界定+行动安排三条路径汇聚，成为公共决策的重要组成，公共决策又分别作用于城市常态和应急态发展情景，发展后的结果又进入城市体检流程，由此构成了城市体检——公共决策的闭环框架。
图1：“城市体检—公共决策”闭环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02
“多检”并存的决策陷阱
伴随着城市体检工作的大力推动，“体检”的概念也在被快速泛化。前文所述的多层级体检实践虽然各自都有着让城市更美好的初心，然而“屁股决定脑袋”的思维惯性与视野局限仍然导致体检依据选取、目的确立、数据来源、判断标准、关注问题、成因判断、对策方案等存在着不同，而当这种“不同”遇到无法做到全息掌握、全息共享时，便会面临各层级体检“漏洞”叠加并放大的情形，导致系统性的合成谬误或分解谬误。
基于“城市体检——公共决策”闭环分析框架，我们会发现多检并存将极易带来在“问题筛选、方案界定、行动安排”时的多重决策博弈（图2），博弈会带来“信息噪音”的扰动，由此所形成的体检结果再应用于城市发展决策，势必对城市发展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带来困境与挑战，笔者称之为“治理决策陷阱”。
图2：多型城市体检决策博弈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1 治理决策的战略认知陷阱
城市体检是一项高度“系统化”的工作，主要价值和意义在于发现、排查、防控和治理“系统性的城市病”，进而对这些系统性、深层次、高度复杂的问题采取“系统性的应对策略和行动”，取得系统整体层面的治理成效。规划决策的战略认知陷阱主要表现为：多检并存导致体检站位的模糊化、体检资源的分散化、体检焦点的偏移化、体检结论的干扰化，容易出现体检内容的表层化和体检方式的单一化，比如在还原论思维方法下，很容易就某个单项指标就做判断、下结论，将某个局部方面单独抽出来孤立地进行评判，采用简单的局部干预方式等，反而对战略性问题认识不清、深究不足，使得体检工作出现系统目标碎片化、公共决策部门化的现象，导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困局和“旧疾未除，新病又生”的南辕北辙效果，根本无法有效应对当代城市问题的系统性和复杂性。
2.2 治理决策的判断标准陷阱
当前各层级体检工作的开展对“指标”表现出高度的依赖，采取“自体检评估+第三方体检评估+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工作方式，然而各层级体检的目标导向性以及工作谋划的深远程度并不相同。规划决策的判断标准陷阱主要表现为：体检工作混杂了“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等多重价值诉求，使得体检指标体系选取和标准设定的参差不齐。目前，体检工作既有自上而下的推动（重在底线管控和传导考核的落实），也有自下而上的推动（重在地方意志和特色发展的彰显），再加上社会第三方体检往往比目前官方要求的基本指标体系要多，这种各方内在预期的不同，带来对指标表征意义的理解和考评判断标准的不同，在指标逻辑、指标数量、指标阈值等问题上也就未能形成统一，进而影响到城市发展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把握，容易使“体检”出现“近视”和“斜视”，避免“指标治城”，犯盲人摸象的错误，不仅无益于对城市发展的认知，还可能生成严重误导。
2.3 治理决策的数据循证陷阱
正确地界定“问题”是现代城市治理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近年来兴起的循证决策则要求公共政策制定应建立在科学证据之上。城市体检工作的本质是持续的城市健康管理，体检数据是城市健康管理的核心资源、直接依据和宝贵资产。体检工作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规划决策的数据证据陷阱主要表现为“多检”并存带来的多源数据采集源、数据质量及信度的参差不齐，数据处理分析因层级尺度不同带来的判断差异，导致体检结果不可靠，对城市决策工作产生误导，甚至造成严重后果。目前很多城市的体检基础数据库还十分薄弱，系统化、规范化和共享化程度不高，体检工作扎根的“数据土壤”还有待进一步培育。
2.4 治理决策的溯源深度陷阱
好的城市体检不仅是找准问题，更是要找准病因，才能开准药方。城市体检需要有成熟理论、技术和方法的支撑，不能就事论事，否则容易浮在概念层面、停留在简单的数字比对和统计分析层面，无法形成深层溯因。规划决策的溯源深度陷阱主要表现为当前体检存在着关注表层现象，缺乏“病史分析”、病因诊断和病灶溯源不深的问题。各层级体检的定位都不仅是找到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应涉及到民意民情、政策制定、资源投放等全方面的体检工作。对城市问题，需要超越表层结果分析层面，深入到城市规划和治理的过程中，开展深层次的过程评估和源头性的体制机制诊断，方能更加有效的识别研判城市核心症结性问题及其原因机制。
2.5 治理决策的方案效度陷阱
城市体检对城市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首先体现在正确认知和判断城市发展现状格局和趋势上，其次体现在及早发现城市病情上，再次体现在正确处置和应对上，有效预防、控制、减缓直至消除城市病，并通过完善城市治理长效机制，推动城市健康和高质量发展。治理决策的方案效度陷阱主要表现为许多体检工作仅停留在问题的提出与表面化的解决建议，无法真正发现城市问题的根源。“病情”源头的不明确与判断失误，将导致最终得出不准确的治病药方，为治“病”药方与“病情”之间的错位对接埋下风险。例如，针对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问题的体检，如何解读其背后的成因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是将交通拥堵成因归结到城市道路承载力瓶颈，还是小汽车数量管控失调，抑或是交通管理方式和手段落后，很显然需要更加深层次的分析评估和解读，同时多元价值观和不同站位立场也会对原因解读和对策设计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既有的体检评估工作大多是立足历史和当前已经发生的现象开展的，然而在当前错综复杂、高度互联、瞬息万变的信息网络时代，未来发展具有巨大不确定性，客观上要求城市体检工作视野要从“往前看”拓展到适度“往后看”，要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风险评估和多情景预判，从而更好发挥城市体检对公共决策的支撑和引导作用。
四、面向高质量公共决策的城市体检机制优化建议
城市是无数微观决策行为的宏观集合涌现，城市治理能否进行有效的调控，弥补市场的缺陷并纠正市场失灵，取决于它能否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公共决策系统，制定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面对多重规划决策“陷阱”，需要对城市体检框架与运行机制进一步优化，促进城市体检由分散多头的“横纵交叉体”转变为助力城市治理的“整体集成器”（图3），由思维层、数据层、方法层、机制层共同组成城市体检评估体系，进而实施对城市系统效能生成的评价，从而提高公共决策质量，真正为城市生命体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基于此框架，笔者从六个方面提出面向高质量公共决策的城市体检机制优化建议。
图3：面向复杂性的城市体检“整体集成器”框架构建示意
资料源: 作者自绘
01
加强纵横协同联动机制
城市体检工作是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重要平台和手段，是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城市体检工作只有嵌入城市全周期管理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各个维度的实际工作中，才能实现其工作意图。从目前城市体检工作的实践看，行政层面的介入高度、力度、深度，是城市体检工作总体成效的核心保障。在体检基础上形成高质量的决策判断，则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上情”与“下情”、“一言”与“群言”、“定音”与“调音”相统一。如北京城市体检建立起“高位统筹、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多方参与”的工作机制，推动体检工作持续深入。
为此，城市体检工作必须制度建设与技术创新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统筹行政与技术“一体化”推进，推动当前以自上而下的单向度体检为主，走向上下持续沟通、反馈、互动过程的体检工作方式和方法，构建起不同级治理主体间的联系桥梁，打通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信息连接，实现多层级、多主体协作下的DIKW（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及智慧（Wisdom））智慧涌现，有效提升城市体检的针对性、精准性。
02
加强数据质量保障机制
影响决策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决策赖以做出的信息，信息质量往往决定决策质量的高低。因此，精准、全面、快捷的数据信息是高质量公共决策的基本前提。掌握城市发展的数据越全面、系统、连续、多元、可信，对城市体检工作的支持力度也就越大，实现体检数据的长期监测、动态采集、统一储存和管理是做好城市体检工作的首要目标。
为此，首先要整合政府跨部门数据资源，积极推进城市整体层面建立跨部门共建共享的城市体检基础信息平台，建立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长效机制。其次，在指标制定层面，各层级主体应增加对体检择判标准的研究，切实尊重城市发展客观规律，通过沟通使得指标建立与各层级体检定位相一致；再者在数据采集层面，形成对数据真实性、典型性、适用性、连续性的权威把关，在数据处理层面，通过加强信息沟通、信息共享等方式提高体检决策效率，避免多检不协同导致决策质量或效度降低。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体检过程中，多元主体在收集、处理和传递信息上往往不是中性立场的，由于各种影响因素会屏蔽某些信息，而鼓励另一些信息的传递。这种“定向选择性”容易导致决策出现偏差。一个常见的现象便是，许多时候相关行动主体倾向于通报“好消息”，同时屏蔽掉“坏消息”。如果城市运行正常还好，但一旦遭遇真正的严重问题，这种信息处理方式，就可能引发严重的城市治理危机。面对这一难题，提醒我们在体检工作中要鼓励和确保真实信息的披露、获取和传递，营造包容畅通的信息沟通交流环境，为那些发出和传递真实信息的个人或部门提供正向激励而非惩罚反馈。
03
加强循证汇交会诊机制
城市体检指标和重大问题的分析诊断，是体检工作中最需要智慧和智力支持的环节。因为体检问题的归因解释面临着一种城市系统性知识图谱的网状结构如何适应政府科层组织的树状结构的巨大挑战。指标背后复杂的城市发展运行状态及其内在规律和问题，并不是从数据指标的表面就能简单识别的。各类体检指标间存在着复杂的系统关联，要利用系统分析方法进行综合研判，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症结，这就需要多专业技术力量的参与、多领域专家联合会诊。通过专家联合会诊的方式，规避城市体检过程中的知识盲区、价值观和立场偏差陷阱，形成更加系统全面的问题认知和更加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笔者认为可采用一种“事实型数据+专用方法工具+专家智慧”的汇交会诊机制（图4），突破传统“三段论”方法局限，实现多种知识和智慧的融合，形成思想库和数据库组合支撑的城市体检机制。
首先针对体检资料、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形成全面丰富的事实型数据，进而通过专用方法工具，对“都市圈—城市—城区—街道—社区”层面的事实型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初步结论。在此基础上，将专家智慧融入其中，实现对规划决策理性注入。城市体检过程中的专家参与，不应仅停留在审查论证环节，在重大问题研判、问题根源分析、未来风险挑战研判、治理对策措施的确定等方面也应深度介入，拓展体检工作的思路和视野，减少认知偏差，避免简单分解，防止出现“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提高体检结论的正确性、可靠性，提高对策的针对性、有效性。
图4：建立健全城市体检工作会诊汇交机制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04
加强反馈循环改进机制
城市体检的初心之一就是推动从被动干预、事后补救，走向事前预防、事中调适、事后总结提升的全周期治理，努力做到“上检治未病，中检治欲病，下检治已病”。因此，引入质量管理理论的PDCA循环，由于Plan（计划）、Do（执行）、Check（检查）和Act（处理）循环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模式，将其与城市体检的“体检方案制定—体检评估—体检结果分析—编制体检报告以及成果应用”四个阶段相结合，构建出城市体检PDCA决策模式：原有问题被解决的同时也有新问题被发现，通过持续的体检反馈过程，不断解决城市中出现的问题，周而复始，从而城市发展长期提供高质量的决策依据，保障城市始终处于一种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之中。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城市发展很多关键问题只有从“一把手”的位置才能给出最有效的系统解决方案。对此，城市体检团队提交给城市决策者的体检报告，不能只是专业技术成果，还应是一份能够面向城市“一把手”领导者的系统、全面、深入的咨政报告，建立起城市体检与公共决策的深度连接。要在体检分析结论基础上，形成对城市整体、相关专业领域、不同管理层级的体系化政策制度建议和行动计划安排，同时将体检报告成果以合适多元形式，分别反馈相关职能部门、社会大众，促进社会宣贯和动员，使体检成果与城市治理无缝衔接。
05
加强多元参与开放机制
高质量的公共决策需要树立现代的公共决策观念，创造民主、平等的决策环境，能够让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利益冲突的人都能参与决策，都有发言的机会，还要有第三方的独立评估，这样的决策才会做得更好。城市是一个多维价值观的综合体，当对“城市问题集”定义出现争议时，体检就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为此需要找到最大化的价值观公约数，构建最大的体检同心圆。另一方面，城市体检不是“万能药”，应对现代风险社会中一些无法预测的“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13］，更加需要城市体检工作应当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建立广泛、开放、包容的决策响应机制，有效采集各种信息、敏锐感知各种苗头，洞察预判城市发展治理过程的真需求和真问题，同时使其成为一个开放的协作平台，各级政府部门、社区居民、专家、NGO、企业都可以参与其中，对城市发展质量反馈意见和评价好坏，从城市领导到普通居民每个人都有体检的主人翁意识，从而发挥出体检的“望远镜、瞄准镜、显微镜”三重作用，共同发现问题隐患，共同寻找对策药方，建立真正的长效之检。
06
加强结果责任约束机制
传统规划实施最大的弊端是“一任领导一任规划，一任领导一任思路”的现象，这些“多动症”“瞎折腾”曾让中国城市走了不少弯路。因此，城市体检的真正价值，不是完成一份纸面的成果报告，而应追求推动城市治理的实质性变革。当前，城市体检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本身就存在立场冲突和角色制衡的悖论。未来在确保城市体检嵌入城市发展建设决策、公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提供、政策制度建设和日常公共管理等治理决策流程的同时，需要建构起明确的权责关系和深层次的权力结构设计，在遵循决策价值准则、落实决策主体责任、规范决策内部流程和完善决策外部生态等方面做出周密设计和部署。例如在“规划部门+统计部门+组织部门”之间建立健全分工协作机制，明确各部门权责边界和协同规则，发挥综合系统集成效应，形成部门治理合力。体检结果将作为面向各区、各部门及领导干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根据各自承担的相关职责任务及工作内容进行监督问责，对达标的主体进行鼓励与表扬，对未达标的主体进行问题原因分析，并与其绩效考核相挂钩。通过一系列配套制度设计，将更好发挥城市体检的治理效能，为高质量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保驾护航。
五、展望
面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中国城市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的发展目标，需要高质量的公共决策和治理保障机制。高质量决策背后的力量是什么?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三个维度：第一是价值观，第二是远见，第三是逻辑。为此，能否真正融入并支撑城市公共决策，决定着城市体检的地位层次：第一层是“能用”的体检，完成上位要求传导落实的工作，侧重程序性的执行；第二层是“管用”的体检，“治已病”溯因确责，实现全周期管理闭环治理，侧重制度性的建设；第三层是“好用”的体检，洞察未来，不仅可以预判风险防未病，还能识别机遇强身体，侧重价值性的创造。
城市体检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实践，仍处于探索和打基础阶段，仍处在逐步达成共识、不断建章立制的进程中。由于城市体检工作的技术、流程和机制复杂性高，需要对多专业、多领域、跨部门的理论技术和方法，进行系统整合和集成，才能形成一套体系化、可操作的工作流程和方法，科学指导国家、省、市、县、社区、都市圈的体检工作。当前各地的技术力量水平不一，对体检工作的理解、把握、驾驭和执行能力也不一，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思考的广度、深度、高度，加强城市体检与城市治理体系其他环节的统筹联动，进一步认识和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不断完善城市体检评估规程、标准与机制，不断丰富与完善中国城市治理方案，彰显中国之“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14］。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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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伟，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系主任，研究方向为空间规划与治理、大数据与智慧城市管理
欧阳鹏，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杨明，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宋名悦，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蒋雅婷，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本文内容来自：《城市发展研究》杂志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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