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对人生价值观的探索

内容摘要：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长篇现实主义讽刺小说，其讽刺艺术是我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书全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中，就是反对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了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
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作者深刻地探索了三种人生的价值观：对沉迷于科举考试，追寻功各利禄、仕途之道等，作者对这些社会现象产生不满和厌恶的情绪，同时又对追求礼乐兵农那一套儒家礼教产生了怀疑和感到彷徨。那么令吴敬梓满意的人生道路又是什么呢？他上下求索，寄托在市井
四大“奇人”的身上，试图找到圆满的答案。
关键词：儒林外史  人生  价值观  探索

（导言）
《儒林外史》的结构很特别，它是由连环式的短篇的故事所构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小说中，吴敬梓塑造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大概可划分为三大类：一是热衷于科举，追求功名利禄的，如在这集团军中有范进、周进等一大类的腐儒人物。二是以倡导所谓的实学，他们以礼、乐、兵、农等实学作为人生最大的追求目标。三是以“王冕”及四大奇人为一类。其实作者从这些人物的身上，是想对儒家的传统文化思想作为反思，在三种人物的身上来探索三种人生价值观。
我认为整部小说总是离不开正统的儒家思想观念。它以所发展的理学理念、价值观简直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他们有相似的本质，完全相同的理念思想。
这也难怪作者吴敬梓的，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比较复杂的家庭环境当中。我们不妨翻开的家史看看：吴敬梓生活在清朝康熙年间，出身一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家庭。父辈以上几代都有功名利禄地位的，曾祖吴国对是探花，祖父辈吴旦是一个增生，吴勖也是增贡生，父吴雯延是位秀才，说到继父吴霖起，可以说对吴敬梓的影响最大。继父也是一位拔贡，曾任职于江苏赣榆县教谕。
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段话恰好概括书中各类人物的追求和取向。下面从几个方面来探讨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如何探索和评价几种人生的价值观。

(一)《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对人生价值观的探索》
关于“仕途之道”的科举制度，是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的一种手段。它的实质是通过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控制和收买那些梦想进向仕途的读书人，使这些人成为统治者的工具。说到中国封建的科举制度，它在汉代的时候就产生了，而真正是建立在隋朝，到了明清时，可算是最鼎盛。然而到清朝，统治者用笼络知识分子，扩大它的统治基础，科举考试就是一种手段。清朝“科举考试一直基本上以宋元理学家四书、五经注作依据”。①它的内容有经义、策论和论赋，文体指定为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只能按孔孟等圣贤观点立论。八股文的形式呆板，内容空洞无物，缺乏生气，并不能够真正衡量人的才能，使大批知识分子籍此能得到功名厚禄而热衷于八股文。
对于清朝政府的科举考试制度，顾炎武深深揭露和批判。他曾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想逼，则以身殉之矣”。认为以学做八股猎取功名为务，而对于经世致用的实学一窍不通，势必‘败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
仕途之道的富贵功名导致读书人利禄熏心：
然而明清年代里，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求取“功名富贵”、“荣升之路”唯一一条途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的文人他们，把自己一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化在这个“举业”上。这些“文人

 (二)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对人生价值观的探索
“礼、乐、兵、农”是儒家推崇的道德规范，几千年来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们的工具。《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在虞育德、迟衡山、庄绍光和杜少卿等人的身上托付出理学实学思想。我们可以看得出理学实学思想中另一方面，是把读书人培养成封建道德规范和秩序的维护者。学《四书》、《五经》这些圣贤之道，他们注重礼、乐、兵、农等实学理念，最崇拜的是贤人：“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
吴泰伯是何人呢？他是周朝古公高澶父的长子，传说古公澶父见孙儿姬昌德才兼备日，后可成大业之才。然而姬昌正好是吴泰伯三弟季历的儿子，吴泰伯与二弟明白父亲的心的意，主动把自已应继承的王位让给三弟季历，姬昌就能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因此，孔子赞颂他的行为：“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④。他们把吴泰伯作为当作行动的目标，行为的规范，成为理想中的化身。
迟衡山追求的并不是“举业”。而是那一套“礼、乐、兵、农”，更轻视举业。“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讲功名，不必问学问”我们从他 “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了，放者经史上的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可以能读出他理想。他不仅轻视封建的科举，还瞧不起那些诗赋。然而那些所谓正统的封建思想、儒家思想占居他们的灵魂。他最渴望的是经史上的“礼、乐、兵、农”。他说“宋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于是倡议用古礼乐祭泰伯祠来实现他理想。
我们可看到迟衡山对理学的苦苦追寻，先是提出修建泰伯祠。在他的理念里，泰伯祠正好是正统儒家思想化身。所以把修建泰伯祠作为他一生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去办，主要一个目的是：“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最大的愿望是“成就这些人才”相承于传统的“儒家传统的‘进德修业’”⑤，维持正统。
虞博士、庄绍光也与迟衡山一样，都为泰伯祠而奔波。虽然没有迟衡山那么着力，不竟也是通过这样的行动来维护封建跌序。“这千秋大事，小弟愿当赞效劳，”正好证明这一点。在吴敬梓的眼中，虞博士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真儒”形象。维持“礼、乐、兵、农”也是他的义务。当迟衡山来请当主祭的时候，就义不容辞地答应下来：“只是礼乐大事，自然也愿观光”。我们从这个“贤者”的身分中可以看得出代表封建礼乐的意义。在南京大祭泰伯祠的时候，众人这样评价：“我们生长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岁多的，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听见这样的吹打！老年人都说这位主祭的老爷是一位神圣临凡，所以都争着出来看”。 杜少卿是这样评价他的：“无学博气”、“无进士气”，“他襟怀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这也难怪最后只求“只挣三十担来的一块田，养着夫妻两人不会饿死就够了。
杜少卿这形象在这些正面人物占有一定的位置，或因为是作者用自己的影子创造出来的。吴敬梓称他是“豪杰”，说他做出的一切是“豪举”。有韦四太爷和张俊民的话为证。韦四太爷说“杜公子虽则年少，实算在我

 (三)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对人生价值观的探索

吴敬梓在探索儒林文人如周进、范进等走“仕途之道”的作了否定，像他们为了“仕途之道”白白浪费了整个美好的人生。作者对这些社会现象产生不满和厌恶的情绪，那么在寻找另一条人生之道，他感到彷徨。那些曾经鼓吹“礼、乐、兵、农”的“真儒”、“名士”们今在那儿呢？他们的结局又如何呢？
小说的第五十五回中给出了一答案：“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渐渐销磨尽了！这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对迟衡山他们的所推崇的“礼、乐、兵、农”作出反思。不可思议的是：曾是风光一时的泰伯祠，竟落得如些这样的结局。“而今可怜那祠也没人照顾，房子都倒掉”。“礼、乐、兵、农”等值得人们怀疑，也让人们感到辛酸。
泰伯祠的倒塌，佐证那些“礼、乐、兵、农”的崩溃，“不想而今就艰难到这步田地”。吴敬梓意识到，既而到了这个地步，得另寻找一条的人生路子。他在《儒林外史》中不只是否定“功各利禄”的人生道路，同时对这些“礼、乐、兵、农”的人生价值观的能否存在提出怀疑。
人生最有意义的价值在那里呢？作者将它寄托在市井四大“奇人”的身上。或许对上述两种人生价值作出一个总结：会写字的季遐年所要走的路子，由自已创出来，摆脱世俗的束缚。因此，“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已创出来”。更蔑视权贵，“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做裁缝的荆元向往自已自由自在的生活，“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作者把一些理想的人物进行颂扬。他们已是“富贵功名，早等之浮云”。⑦作为他心目中理想的人物来写的是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留隐括全文》的王冕了。他是元朝末年的一个真实人物，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为人心地善良，学识很高，可说天文地理，样样都精通。保持儒家正统的思想“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这样主张“以仁义服人”。他不愿做官，当“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征聘王冕出做官”时，只是逃避，不愿见做官的人。
总之，我们从《儒林外史》里，可以看到吴敬梓耗尽心血，用讽刺手法把“儒林”活生生的画面，好象匡超人，，范进等被腐蚀。这样深刻的揭示封建末世文化教育、精神道德的危机。他们都是科举制度之下的特殊产物，他们只是欺世盗名的“儒林”败类。作者大胆地对这种科举制度作出否定。那么，作者肯定了王冕市井四大“奇人”的人生价值观，这也正是作者人生理想的归宿。他看得出在这种制度下所露出的点点曙光，但是对如何消除这种制度、这种危机，由于所处的局限，可惜不能开出有效的良方。


注：
①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
②苏全有：《中国历史名人书信大系》（前清卷）第46页
③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97页
④徐志刚：《论语通译》第90页
⑤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第11页
⑥范仲淹：《岳阳楼记》
⑦苏全有：《中国历史名人书信大系》（前清卷）第77页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