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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国思维科学工作者的伟大创举
(4)逻辑学早熟分离与思维科学晚熟“分娩”

再从形式逻辑学谈起吧。这门学科就是单把思维的一种形态,亦即抽象思维或者说概念思维的形态而不包括比如前面涉及的表象的形态作为研究对象。而且,世界公认的逻辑学创始人的亚里士多德对思维的“刻画完全是形式方面的”。也就是说,亚氏逻辑只研究思维的抽象形态的形式方面。对非专业的读者需要作出说明。亚里士多德逻辑主要是三段论理论,三段论推理由三个命题构成,两个命题作为前提,一个命题作为结论。比如,“所有人都是会死的,所有希腊人都是人,所以所有希腊人都是会死的”。根据构成前提和结论的三个命题的逻辑形式确定了三段论的各个式(即三段论的推理形式)。刻画和规定了保证“必然地得出”的各种三段论的推理形式,确立了有效的、排除了无效的推理形式,并且把有效的推理形式构造成为一个系统。亚里士多德直言三段论学说建立标志着逻辑学诞生。比如上述例子就属于第一格的第一式为:“如果A谓述每个B并且B谓述每个C,那么A也必然谓述每个C”,其中令:A=死,B=人,C=希腊人。符合该式规则,有效。

亚氏的追随者将其相关逻辑论文汇编成《工具论》,包括该《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和《辩谬篇》等六篇论文,彰显了逻辑之论辩工具性。“论辩”即论证、辩护,是一种基于多主体互动的论证综合体。论辩即多主体论证,称广义论证。与之相对,狭义论证通常是指单主体论证与零主体论证。零主体论证是形式逻辑学家们所关注的形式论证,其评价与语用要素无关。为什么亚氏关注“零主体论证的形式论证”?就是不考虑“语用要素”。不然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祸患无穷。公元前399年,希腊的雅典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审判。70岁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这位“亘古以来最有智慧的人”,被雅典人以城邦利益的名义判处了死刑。审判苏格拉底的不是职业法官而是由公民抽签出任的五百人陪审法庭。苏格拉底的学生是柏拉图,柏拉图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学生从老师的悲剧引出来惨痛而深刻的教训:人类需要“零主体论证的形式论证”!需要不考虑“语用要素”的“形式论证”!无论“公的理”或者“婆的理”,惟有合乎逻辑形式及其规则才有理。

世纪之交,笔者读到一本仅仅10万字的小册子《理性史——与埃米尔·诺埃尔的谈话》 ,法国夏特莱著的。哲学史家夏氏认为正是这个事件唤醒了西方人的理性。我深为震惊,就牢牢记住了。逻辑学的诞生乃是为了杜绝多数的名义下的大民主的悲剧发生。一般认为三大古代文明逻辑学均作为论辩工具产生。当然没有错,但是肤浅。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的逻辑学从哲学里分离出来,思维科学的古老形态在2300年前早熟。逻辑学的早熟分离,越发衬托出思维科学的晚熟分娩的事件的重大。

5)对唯抽象思维观的突破与超越

法国哲学史家弗朗索瓦·夏特莱认为正是苏格拉底冤死的事件唤醒了西方人的理性。逻辑学的诞生乃是为了杜绝多数的名义下的大民主的悲剧发生。有人描述一种理想状态:凡遇到国家或地区有争执甚乃到了意欲兵戎相见的程度,都可以双方派代表坐下来,将彼此的观点化成一个个逻辑式。专家组可以据此判定是非对错,从而消弭战端。这其实就是数理逻辑的应用。前已明确,逻辑是探索、阐述和确立有效推理原则的学科。而用数学的方法研究关于推理、证明等问题的学科就叫做数理逻辑。也叫做符号逻辑。利用计算的方法来代替人们思维中的逻辑推理过程,早在十七世纪莱布尼茨就设想过创造一种“通用的科学语言”,把推理过程象数学一样利用公式进行计算,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是为先驱。十九世纪中叶,1847年,英国数学家布尔发表《逻辑的数学分析》,建立了“布尔代数”,并创造了一套符号系统来表示逻辑中的各种概念;还建立了一系列的运算法则。这就用代数方法研究逻辑问题初步奠定了数理逻辑的基础。当然,这只是理想,因为你还得数理逻辑专家主持其事,难保他们背离公平公正。即使数理逻辑产生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人类让机器能够运用建立在数理逻辑上的计算机语言代替我们的部分逻辑思维,让它们来做这样的裁判也还是靠不住的吧。前一阵我的邮箱被盗,小事一件就说明有人能够歪用人工智能。据传,大国间彼此利用互联网干扰它国的选举的事情确有发生。

我们看到,形式逻辑思维以及它的衍生的数理逻辑思维,这样的思维形态是人类先是天然发生后是人为发明的重要精神工具,但是,无论人类的大脑——自然的思维,或者机器的电脑——人工的思维,即便纯然地实现了所谓纯粹的抽象思维,也还是有欠理想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试图对这样的思维形态作出突破与超越,必然是伟大的创举。

然而,知识人总有点偏执。演绎过程本来就离不开大前提的。只要这个内容的因素无可旋避,思维从整个过程来说,就不能做到全程纯形式。演绎的初始前提哪里来?由归纳而来。我记起了培根的《新工具论》,查得其出版于1620年。培根认为三段论的演绎方法不能帮助人探求真理;只求在争辩中制胜对方。为此,他在书中提出并全面、详细地阐明了他的新逻辑方法,即归纳法,并称为“新工具”,以示有别于亚里士多德以演绎逻辑为主的《工具篇》。他强调要获得真理就必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大量收集材料,通过分析、比较、排除,把非本质的东西加以淘汰,最后获得本质的认识。他为近代实验科学开辟了道路,当然他偏执地对演绎法作了过度的批判,也带来了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局限性;这是后话。

培根的《新工具论》的价值,我认为除了哲学上之外,这也是对于古老代的思维科学——形式逻辑学的一个重要的补充。亚亚里士多德是演绎逻辑,培根则是归纳逻辑。如今的形式逻辑教科书兼容两个方面。即使如此兼容,形式逻辑对思维的刻画还是静态而且非全面的。必须作动态的刻画,二者动态的辩证统一才是获得真理性的必要条件。辩证逻辑思维的研究与辩证逻辑的建立成为中国思维科学的伟大创举之一端。这个归纳方法的补充,比上一博说的数理逻辑的衍生(或延伸)稍早百年左右。二者都适应了近代科学产生与发展的需要。中国失之交臂。

古代思维科学——形式逻辑学,在哲学诞生300年左右就从母胎析出。尔后,人类智慧又酝酿了2300年左右,再从形式逻辑学衍生或曰延伸出数理逻辑学。在对自身的思维能力研究上,人类早已作出过 一次又一次的伟大的创举。

现代思维科学乃是对这样的伟大创举的超越,其创造精神该有多伟大啊。所以,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解构2500年以来的全部哲学史、哲学,它的全部问题以及著名的就有60位之多的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第二,对2300年以来的形式逻辑学,200多年前的数理逻辑学作出拓展与补充,尔后建构起现代思维科学。这将是多么伟大的事业啊。幸运的是,中国人开创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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