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尼采｜陈涛 周辉荣 译 刘北成 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公众号“第一哲学家”（ID:firstphilosopher)鸣谢
序
“我痛恨一切只是教训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物。”歌德的这句话，正像是他山之玉(ceterum censeo)，完全可以立于我关于历史有无价值的思考的前沿。我将说明为什么不能“加快”行动的教训、松懈了行动之缰的知识，为什么历史作为昂贵而多余的知识奢侈品，事实上是必须——用歌德的话来说——“痛恨”的。因为我们仍处于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之中，而多余品乃是必需品之敌。我们的确需要历史，但我们的需求完全不同于那些知识花园中的疲乏的闲人。不管他们会如何高傲地鄙视我们粗鄙平淡的需求，情况都是如此。换言之，我们为了生活和行动而需要它，而不是将它作为逃避生活和行动的一条便宜之计，或是为一种自私的生活和一种怯懦或卑鄙的行动开脱。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但若超出某一定点去评价历史研究，就会使生活受到残害和贬损。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显著的症结已经要求我们必须用实际经验进行检验，尽管这样做是很艰难的。
我已经试着描述一种经常困扰我的感情。我将它公开，以向它发泄。这也许会使得有人向我揭示他也有这种感情，并告诉我，我对这种感情还感受得不够纯粹，不够根本，也就没能用对实际经验的充分肯定来将它表达出来。少数人也许会这么说，但大多数人会告诉我这是一种墮落的、反常的、可怕的和完全非法的感情，并告诉我，我表现出自己不配于那场在最近的两代德国人中尤为强劲的伟大运动。
我将不惜任何代价而冒险描述我的感情。这么做完全出于礼节，因为我将给予充分的机会对这样一个“运动”加以称赞。而我自己将得到一个比礼节更有价值的好处——通过我的批评，达到一个关于我们时代的正确观点。
这些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正试图将确实让我们这个时代引以为荣的东西——其历史文化——描绘为我们这一时代的错误和缺陷。这是因为我相信，我们都正患着一场恶性的历史狂热病，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这一事实。但即使它是一种美德，歌德的断言也可能是对的，即，当我们在发展自己的美德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发展了我们的错误。而很显然，过度的美德与过度的罪恶一样，能毁灭一个民族。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忍不住要发言，但我首先要解除我的顾虑，为此我承认产生那些令人困扰的感情的体验大都是来自我自身一来自其他来源的都只是为了比较起见；承认我之所以只感受到这样的“不合时宜”的体验，是因为我更像是古老时代比如希腊时代的孩子，而不像是这个时代的儿童。鉴于我的职业是一个古典学者，我必须承认这些。因为我不知道，除了“不合时宜”，古典学术对我们的时代还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虽然它与我们的时代相背，但我们仍可希望，为了未来某一时代的利益，它对我们的时代仍有影响。
一
想想在那边吃草的那些牲口：它们不知道昨天或是今天的意义；它们吃草，再反刍，或走或停，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忙于它们那点小小的爱憎，和此刻的恩惠，既不感到忧郁，也不感到厌烦。人们在看到它们时，无不遗憾，因为即使是在他最得意的时候，他也对兽类的幸福感到嫉妒。他只是希望能像兽类一样毫无厌烦和痛苦地生活。但这全都是徒劳，因为他不会和兽类交换位置。他也许会问那动物：“为什么你只是看着我，而不同我谈谈你的幸福呢？”那动物想回答说：“因为我总是忘了我要说什么。”可它就连这句回答也忘了，因此就沉默不语，只留下人独自迷惑不已。
人对他自己也感到迷惑——他无法学会忘记，而总是留恋于过去，不管他跑得多远，跑得多快，那锁链总跟着他。真是奇怪：曾经存在而又消逝的那一时刻，前后两渺茫的那一时刻，就像幽灵一样又回来打扰此后的一个时刻的平静。书页不断从时间之书上掉下来，飘忽远去——可它突然又飘回人的怀中，于是他说：“我记得……”然后就嫉妒那兽类。兽类总是立刻忘记，并看着每一时刻真正逝去，沉入到夜晚和薄雾之中，永远消失。曽类是非历史地活着的。因为它“进人”到现在，就像一个数字一样，不留下任何引人好奇的剩余。它不会隐藏，它不掩盖任何东西；在毎一个时刻，它看起来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也就不可能不诚实。但人总是在抵抗着伟大而又不断增加的过去的重负。那重负压着他，压弯了他的双肩。他背负着一个他有理由抛弃的、黑暗而看不见的包袱去旅行，他非常高兴地在与同伴的谈话中抛弃了它——以激起他们的嫉妒。就像想到一个失去的天堂一样，看到一群牲口在吃草，或者近一点，看到一个还没有什么过去可抛弃的小孩在过去与未来之墙之间，在盲目的幸福中玩耍着，这让他伤感。然而他的玩耍必被打断，他很快就会从他小小的遗忘之国中被召唤出来。然后他就学会了解“很久很久以前”这句话。这个“芝麻开门”的咒语给人类带来了战争、痛苦和疲惫，并提醒人们他们生存的真实状态——一个从未变成现在时的未完成时。当死亡最终带来了久盼的遗忘时，它也将生命和存在一同消灭了。而且它在这样一种知识上打上了封印，即认为“存在”只是一个连续的“曾经”，是一个借着否定自己、破坏自己和反驳自己而存活的事物。
如果幸福和对新幸福的追求使得生存意志在任何意义上都保持生命力，那也许就没有什么哲学比犬儒学派(Cynic)的哲学含有更多的真理了。因为兽类的幸福，就如同犬儒学派的幸福一样，是犬儒学派的真理的明证。最微小的快乐，只要它是连续不断并令人幸福的，就会远胜于哪怕更为强烈的快乐。那强烈的快乐出现于一个片段、一阵狂想以及一个在无聊、欲求和贫困之间的疯狂间歇之中。但不管是最微小的幸福还是最强烈的幸福，它总有一样东西是让它成为幸福的：那就是遗忘力，或者用更学术性的话来说，在整个过程中感觉到“非历史”的能力。一个人，若是不能在此刻的门槛之上将自己遗忘并忘记过去，不能像个胜利女神一样立于一个单一点而不感到恐惧和眩晕，他就永远不会知道幸福为何物，更糟的是，他也永远不会使别人快乐。最极端的例子是那种没有一点遗忘力、注定在各处都看到“演变”的人。这样的人不再相信自己或相信自身的存在。他看到所有事物都在永恒不断地飞逝，并在演变之川中迷失了他自己。最后，就像赫拉克利特那个有逻辑头脑的信徒一样，他连手指头都不敢举一下了。遗忘也是所有行动的一项特性，就好像每个有机体的生命并不只是和光明相连，同样也同黑暗相连一样。一个人若想去历史地感受每一事物，那他就如同一个强迫自己不睡觉的人，或是一头必须不停反刍才能生存的动物一样。因此，没有记忆，幸福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动物就是这样。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都绝不可能没有遗忘。或者把我的结论说得更好一点，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
如果不想让对过去的回忆成为当代的掘墓人，就要确定上述这一程度和回忆的限度。那么我们就必须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一个社会或是一个文化的“可塑力”(plastic power)有多么巨大。我是指那种明确地改变自身的力量，那种将过去的、陌生的东西与身边的、现在的东西融为一体的力量，那种治愈创伤、弥补损失、修补破碎模型的力量。有些人的这种力量是如此之弱，以至于单单一件痛苦的经历、稍稍一点轻微的疼痛，常常是一桩小小的不平之事，就会如毒刀一划，撕裂了他们的灵魂。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没有因最大的不幸，甚至是他们自己的恶行而感到丝毫伤痛，以至于在这些不幸和恶行之中——至少是在它们之后不久，处之泰然，问心无愧。一个人的内在天性之根越深，他就能越好地吸收过去。而最伟大和最强有力的天性却会因缺乏对历史感的限制而生长过快而有害。无论过去与自身多么不相容，这种天性都会将过去同化和消化，并把它转变为活力。这样的一种天性会忘掉它所不能征服的东西。它的眼界完全封闭，又没有什么东西来提醒它在另一边仍有人类、激情、理论和目标。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一个生命，它只有在一定范围之内才能健康、强壮和多产，如果它不能给自己划出一个范围，或是太自私了而不能为他人的见解放弃自己的见解，它就会夭折。快乐、良心、对未来的信心、愉快的行为——所有这些，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而言，都有赖于一条将可见清晰的东西与模糊阴暗的东西区分开来的界线而存在。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这就是要请读者来考虑的问题：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
大家都注意到，一个人的历史知识和感觉范围也许都很有限，他的视野如阿尔卑斯山的峡谷一样窄，他的判断不准确，他的经验被错误地认为是新颖的，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不确和错误，他仍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健康和活力向前站着，让所有看到他的人感到高兴。然而另一个远具有更强判断力、更多学识的人，与前者相比，却会失败。因为他视野的界线在不断更改，而且他无法为了一种意志或欲望的正当行动而从他那精致的真理与正义之网中挣脱出来。我们看到兽类，它们绝对是“非历史”的，并有着最窄的视野，但它们却有着某种幸福，并至少是毫无造作和倦怠地生活着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事物的能力是更为重要和基本的，因为它为每一健全和真实的成长、每一真正伟大和有人性的东西提供基础。非历史的感觉就像是周围的空气，这空气可以独自创造生命，而且如果空气消失，生命自身也将消失。的确，人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他首先在其思考、比较、区分和结论之中压抑了非历史的因素，并以凭借古为今用的能力让一种清晰而突然的光亮射穿这些迷雾。然而过量的历史又使他再次衰退，没有了非历史的面纱，他再也没有勇气开始。如果人不是被笼罩在非历史的尘雾之中，他又能做得了什么呢？或者，抛开这些比喻，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想象有一个男子被一种激情——不管是为了一个女子还是一条理论——所左右和驱使。他的世界大大改变了，他对他身后的每件事物都视而不见，尽管他对它们的颜色、光泽和音乐从未如此亲近地感受过，而且他似乎是用五种感官同时来把握它们，但新的声音还是被蒙住了而毫无意义。他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变得更糟糕了，还有很多东西是他无法再作出价值判断的，因为他几乎感觉不到它们。他感到迷惑，那些陌生的词语和观点已玩弄了他这么久，以至于他的回忆只是不停地绕着一个圈跑，但又太虚弱、太疲倦，而一步也迈不出去。他的整个世界都是无法防御的，它狭隘，对过去不存感激，对危险视而不见，对警告充耳不闻，成为黑夜与遗忘的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有生命的旋涡。然而这种彻头彻尾的非历史和反历史的状况不仅仅是世上不公正的行为的摇篮，也是每一个公正和可以被认为公正的行为的摇篮。艺术家作画，将军打胜仗，民族获得自由，无不是在极其“非历史的”状态下奋斗过、企盼过。如果一位行动者，用歌德的话来说，没有良心，他也就没有知识。他忘记大多数事情，以做成一件事。对于被他甩在身后的事物来说，他是不公正的。他只认识到一项法则——未来事物的法则。因此他无限热爱他的工作，超过了那工作所应该被爱的程度。而最好的作品就在如此一种热爱的迷狂中产生，以至于不管它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有多么大，它们肯定是不值得他那么热爱的。
如果有谁能使这种每一重大事件都发生于其中的非历史空气消散，并且此后还能呼吸，他也许就能达到一种“超历史的”意识立场，尼布尔(Niebuhr）曾将它描述为历史研究的可能结果。“历史，”他说，“如果详尽地研究，就会有益于这样一个目的：人们就会认识到，他们自己所持的并逼迫别人也应该采取的看待事物的那些方式的偶然性。——这里我说的是逼迫，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方式的意识异常强烈。——而这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灵魂没有意识到的。任何人，如果不能在其不同应用中把握住这一观念，他就会屈服于一个更强大的灵魂，后者能够读到特定方式中的更深感情。”这样的一个立场可以被称为是“超历史的”（*尼布尔，德意志历史学家(1776—1831)。——译者注），因为处于这种立场的人不会从历史中感受到任何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冲动，因为他将会认识到，在行动者的灵魂之中，作为每个行动发生的条件而存在着的盲目与不公。从此，他将不再把历史看得太严肃，并学会回答如何生活和为何生活的问题——对所有环境的所有人，无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无论1世纪还是19世纪，都有这个问题。任何人，只要问问他的朋友，是否愿将过去10年或20年重过一次，他就会很容易看到，他的朋友中谁是生而为“非历史的立场”。他们都会回答说不愿意，但会为他们的回答给出不同的理由。有些人会说，能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将来20年会更美。他们就是被大卫·休谟用讽刺的语气提到的那些人：
希望从生活的残渣中求取，第一轮轻快的奔跑所不能给予的东西。
我们将称他们为“历史的人”。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使他们转向未来，鼓舞他们坚持生活，并点燃了他们的希望：公平即将到来，幸福就在他们正在攀登的山峰背后。他们相信，存在的意义将在其进化过程中越来越清晰。他们回首过去，只是为了了解现在，并刺激他们对将来的渴求。他们不知道，尽管他们完全生活在历史中，他们的历史教育并非服务于纯粹知识，而是服务于生活，他们的想法和行动仍是多么的非历史。
我们已听到了那个问题的第一个回答，但它还有另一个回答：也是“不”，但理由不同。这是那些不认为进化中有拯救的、“超历史的”人所回答的“不”。对于他们而言，世界在每一刻都是完整的，实现了其目标的。将来10年怎么会教给我们过去10年所没能教给我们的东西呢？
这教训的目的是幸福还是听从，是美德还是惩罚，这些超历史的人们都没有达成一致。但在反对只用历史的方式来看待过去时，他们都认为过去和现在合而为一，万变不离其宗。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幅包含着各种永存不朽的、不变的价值和意义类型的画面。正如几百种不同的语言都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不变的和基本的需求，因而了解这些需求的人不能从不同语言中学到什么新东西一样，“超历史的”哲学家也是从内心来看待民族和个人的历史。他对象形文字的原意有着一种神圣的洞察力，而且甚至逐渐对不断在他面前展开的那些字母都要感到厌倦了。无尽的事件匆匆而过，怎么会不带来腻烦、过饱和厌恶呢？因此，我们之中最大胆的人也许会最终准备发自内心地和吉亚科默·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一起说：“没有什么活着的东西值得汝痛苦，而世界不值一叹。我们的存在只是痛苦和厌倦，而世界只是泥土一别无他物。平静些吧。”
*莱奥帕尔迪，意大利诗人、学者(1798—1837)。——译者注
但我们将不理睬这些超历史的人们的厌恶和智慧。我们更希望今天在我们的愚昧之中是过得愉快的。并且我们作为向前迈进而又尊重世界历程的积极的人，享受一种快乐的生活。我们对历史的评价也许只是一个西方的偏见，但让我们至少在这个偏见里前行几步，而不是静静地站在原地。只要我们能更好地学会将历史作为研究生活的一种方式！只要我们确信比超历史的人有着更多的生活，我们将乐于承认他们有着更高的智慧。因为那样的话，在生活面前，我们的愚昧比他们的智慧有着一个更为伟大的前途。为了把生活与智慧之间的对抗说得更明白些，下面我像通常那样，作一个简短的小结。
一个被完全理解了并被归纳成一种知识的历史现象，对于知道它的那个人来说，是死的。因为他已发现了它的疯狂、它的不公、它的盲目热情，尤其是作为它力量源泉的鄙俗和黑暗的历史视野。对于已认识到这种力量的人来说，它已经苍白无力了，而对于那些还活着的人来说，也许还没有变得苍白无力。
历史若被看成是一种纯知识，并被允许来左右智力，那它对于人们而言，就是最终平衡生活收支的东西。只有循着一个强大、散发着活力的影响力，比如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历史研究对未来才是有利的——因此，只能是它被一个更高的力量所引导和控制，而不是它自身来引导和控制其他力量。
历史，只要它服务于生活，就是服务于一个非历史的权力，因此它永远不会成为像数学一样的纯科学。生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样一种服务，这是影响到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健康的最严肃的问题之一。因为，由于过量的历史，生活会残损退化，而且历史也会紧随其后同样退化。
二
正如人们清楚地了解过量的历史会伤害生活一样，也应该清楚地了解生活的确需要历史为之服务这个事实，这将在后文得到证明。历史对于生活着的人而言是必需的，这表现在三方面：分别与他的行动与斗争、他的保守主义和虔敬、他的痛苦和被解救的欲望有关。这三种关系分别对应了三种历史要是它们能被区分开来的话——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
对于拥有行动和力量的人，历史尤为必要。他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战斗，因而需要榜样、教师和安慰者。他无法从他的同时代人中找到这些。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对于席勒是必需的。因为正如歌德所说，我们的时代是如此邪恶，以至于诗人在活着的人当中见不到对他有益的天性。当波里比阿(Polybius）*称政治史为治国的真正准备时，他想到的是积极的人。正是这位伟大的老师，通过提醒我们别人所受过的苦来告诉我们如何坚定不移地去忍受逆运。任何学会了认识历史这一意义的人，肯定都不愿看到好奇的游客和辛劳的捕虫者爬上伟大的远古金字塔。他不愿碰到从过去之画廊中匆匆走过、去寻求一种新消遣的闲散之人，他自己是到这里来寻求榜样和鼓励的。为避免被那些虚弱而没有希望的闲人和那些表面上很活跃而其实只是一种神经质的人所打扰，他向后看，喘口气，以坚持向目标前进。他的目标是追求幸福，也许不是他自己的幸福，而往往是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幸福。他不愿无所事事，并以历史作武器来抵抗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名声，他不指望得到什么回报。那意味着他有希望在历史之庙中拥有一个神龛，那时就可能轮到他成为子孙后代的安慰者和顾问了。因为他的原则就是：曾经扩展了“人”之概念并给予它一个更好的内容的东西必会为了同一任务而存在。个别战斗中的伟大时刻形成了一条锁链，一条贯穿各时代的人类的大道。那些已逝去时刻的最高点仍然伟大，仍然为人类而存在。这是人类的信仰中的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在对“纪念的”历史的需求之中得以表达。
但是围绕着永远留住伟大事物这一要求却是最残酷（波里比阿，希腊人，历史学家(公元前76—公元4)。——译者注）的战斗，而其他每一个生命都喊不。“拿走纪念物”就是其口号。沉闷的习俗以其鄙陋来填满世界的每一部分，并在环绕着所有伟大事物的浓雾之中升起，挡住它通往不朽之路，蒙住它的眼睛，并窒息它的呼吸。而那不朽之路要通过可朽的大脑！通过那些生病而短命的兽类的大脑！那些兽类常升到表面以呼吸，艰难地寻求一小块空间以逃避毁灭。因为它们只有一个愿望：为了活命而不惜任何代价。谁会幻想着它们会有什么“纪念的历史”，会有那独自使伟大事物生生不息的艰难的火炬接力赛跑？然而总有一些清醒的人，他们因凝视过去的伟大而力量倍增、充满幸福，似乎人类生活是一件高贵的事，而这棵痛苦的树所结出的最甜美的果实便是这样一种知识：即，曾有一种人，他坚定而自豪地走过这世界。还有一种人，他有着怜悯和慈爱；另外一种人，他在沉思中生活。但这三种人都在其身后留下了一个真理——对生活思考得最少的人，他的生活是最美好的。一般人带着一种悲剧性的认真态度贪婪地抓住这一短暂的时光，但这三种人在通往纪念的历史和不朽之路上，知道应该如何以一种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微笑，至少是一种高傲的蔑视来迎接它。他们面带嘲讽走进坟墓——为什么他们要被埋葬呢？不过是因为那些曾被他们一直看作是糟粕、垃圾和虚荣的东西。这些东西，在被他们嘲弄许久以后，现在跌回到它真正的归宿——忘川——中去了。有一种东西将会活着，即他们内心的符号手册、珍稀的闪光、行为和创造，因为子孙后代不能没有它。在这个精神升华的形式之中，名声对于我们的自我主义是比最甜的糖块还要甜的东西。用叔本华的话说，它是对每个时代伟大事物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心，及对一代代人的变化和衰退的抗议。
对现代人来说，这种对过去的“纪念性”思索、这种对稀世之物和经典之物的沉思有什么用呢？伟大的事物存在过，因此也就是可能的，也就能再次成为可能。获得这种知识是有用的。他在前进途中受到鼓舞，因为无论他是否追求那不可能的东西，他在脆弱时产生的怀疑已被赶到一边去了。假设有人相信，只消不到一百个在新的精神之中成长起来的、办事效率高而有成效的人，就能给现存德国教育模式以致命一击，只要他记得，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就是在另一群这样的一百个人的肩膀上建立起来的，他就能从中汲取力量。
然而尽管我们的的确确希望从一个榜样中学到些东西，我们却会发现这种对比是多么的含糊和难以把握！如果这一榜样是要给我们以力量，那么我们就必须忽视许多差异，将过去的特性塞人一个普遍的公式之中，为了统一将所有棱角折断。当然，只有在毕达哥拉斯的理论之下，从前可能的东西才会再次成为可能。其理论称，当天体再次处于同样的位置之时，地球上的事件就会被惟妙惟肖地复制一次。因此，当各星宿呈现出某种关系时，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和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就会策划一个阴谋来谋杀恺撒，而另一个不同结合又显示着另一次哥伦布发现美洲。只有当地球总是在第五幕之后再次开始演出，而且隔一定时间，同样的动机间的相互作用、同样的“救场神仙”（deus ex machina)、同样的灾难肯定会再次发生，行动者才能够在纪念的历史之中去寻找完整的、原始的真理，才会看到每件事实一开始都是完全独特的。这大概不太可能，除非天文学家又变成了占星术士。到那时，纪念的历史永不能拥有完全的真理，它将总是把不和谐的东西放到一起，并使之统一和谐，它将总是削弱动机和时机的差异。其目的就是不讲原因，只讲结果——即，作为效仿的榜样，“纪念的历史”尽量远离原因。我们就可以远不是夸张地称之为“其自身结果”的集合，而不是“对所有时代产生影响的事件”的集合。在大众纪念中广受推崇的战争或宗教大事就是这样的一些“其自身结果”。正是这些东西不让野心沉睡，并如护身符一样躺在大胆的心灵之上——而不是真正历史的因果联系，这种因果联系若是正确理解的话，只不过证明没有什么完全相似的东西会再次从命运和未来之骰盒中抛出。
只有在历史给一种强大精神以伟大的推动之中才可以发现它的灵魂，只要历史过去主要是当作一个模仿的榜样来用，它就总有被稍稍改动、略加修饰和近于虚构的危险。有时候一个“纪念的”过去和一个虚构的浪漫故事之间并没有什么可能的区别，因为相同的行动动机既可来自一个世界，也可来自另一个世界。如果这种纵览过去的纪念的方法支配了其他的方法——怀古的和批判的方法——那过去自身就要遭受委屈了。整个过去都被遗忘、被轻视，它的全部领域如一条黑暗而连绵的河流一样流走，只有几个色彩斑斓的事实之岛升到水面上来。在看得见的极少几个图像之中，总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就像毕达哥拉斯的信徒献给他的金蔷薇果一样。纪念的历史靠错误的类推而存在。它用充满诱惑的对比怂恿勇敢的人做轻率的事，热心的人做狂热的事。设想这样的历史存在于一个有天分的利己主义者或是一个有创见的无赖手中以及头脑中，那么，王国将被推翻，君主将被谋杀，战争和革命就会爆发，“其自身结果”——换句话说，没有充足原因的结果——就会增加。不管强有力的行动者是好是坏，纪念的历史对他们的伤害如此之大，如果那些虚弱和消极的人将纪念的历史作为自己的仆人——或者主人，又会怎么样呢！
举个最简单、最普遍的例子来说，纪念的历史为那些非艺术或半艺术的天性提供剑和盾，这些天性将用这些武器来反对它们的世仇——那些伟大的艺术精神，而只有那些艺术精神才能从那历史中学到该如何生活的唯一真正教训，并在其高贵的行动中体现出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围绕着伟大过去的被人一知半解的纪念物，那些崇拜偶像的——也是真心实意的——舞蹈阻碍了那些艺术精神的道路，使他们的自由空气黯然失色。“看，那才是真正的艺术，”我们似乎听到有人说，“当今那些心比天高的小人物又有什么用呢？”那舞蹈着的人群显然垄断了“高雅品位”，因为与从不插手工作的、单纯的旁观者相比，创造者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就好像坐在安乐椅上的政客总比实干的政治家有着更多的智慧和远见一样。但如果民主选举和以人数取胜的习惯被转移到艺术王国之中，如果艺术家要在那些审美的浅薄之士面前为自己辩护，你就可以断定他会被定罪，尽管，或者不如说是因为，他的法官已依照官方的定义庄严宣告了“纪念的艺术”，即“对所有时代都产生了影响的艺术”的准则。在他们看来，艺术不需要天分，也不需要历史权威，因为艺术是当代的，而不是“纪念性”的。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艺术会被艺术所杀害：纪念性的东西永远不会被复制，其权威性已经在过去之中得到了确定。他们做艺术鉴赏家，主要因为他们想扼杀艺术；他们假装是医生，而实际意图是想玩玩毒药。他们将他们的口味发展到颠倒是非的程度，这样他们就能为自己不断拒绝向他们提供的营养丰富的艺术食品找到一个理由。因为他们不希望出现伟大的东西，他们的办法就是说：“看，伟大的东西已经在这里了！”而事实上，正如他们不关心即将出现的伟大事物一样，他们也不关心已有的伟大事物。他们的生活就是证明。纪念的历史是他们的伪装，在这层伪装之下，他们将对现有权力和伟大事物的憎恶装扮成对过去的极端崇拜。这种看待历史的方式的真实意义被装扮成它的对立面。不管他们希望与否，他们的所做所为似乎表明他们的座右铭是“让死者埋葬——生者。”
三种历史中的每一种都只有在一定环境和气候中才能生长旺盛，否则它就会长成一株毒草。如果一个想做出伟大作品的人需要过去，他就会通过纪念的历史使自己成为过去的主人，能够对传统的和可敬的事物感到满足的人就会做一个怀古的历史家来利用过去；而只有一个人的心灵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所压迫，一个人希望以任何代价抛弃包袱，他才会感到需要“批判的历史”，即判断和批判的历史。还有很多由错误和草率的种植造成的害处：不必成为批评家的批评家，没有敬意的怀古者，知道伟大的东西却无法得到它的人，都是长成野草的植株——它们从原来生长的土壤中被拔出，因而腐坏了。
三
其次，历史对于那些有着保守和虔敬天性的人是必需的。这种人满怀热爱和信任，回望他存在的源头，他通过历史向生活致谢，他小心地保存着从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东西，并为他的后来人复制出他的成长条件，他就是这样为生活服务的。在他的灵魂之中，拥有祖先家具的意义改变了，因为那家具也如此地拥有他的灵魂。所有微小和有限的东西、陈腐和过时的东西，都从怀古者保守而虔敬的灵魂之中获得了自己的价值和不可侵犯性，那灵魂迁人其中，并筑起一个秘密的小巢。他把城镇的历史变成为他自己的历史，他把那些城墙、城门、市政厅、集市看作是他年轻时的一本带插图的日记，并在其中看到了他自己的全部——他的力量、勤奋、渴望、理性、错误以及蠢事。“过去人们可以住在这里，”他说，“现在人们也可以住在这里——将来仍可以接着住。因为我们是坚韧的居民，不会在夜晚被人连根拔起。”通过他说的“我们”，他纵览了过去了不起的个人生活，并认同那房屋、家庭和城市的精神。远隔着迷蒙而纷乱的几百年，他像欢迎自己的灵魂一样欢迎他的民族的灵魂。他的天分和他的美德存在于这样的感觉和预测能力之中，他能察觉即将消逝的痕迹，他能够本能地正确阅读草草写就的过去，并立刻识别其羊皮纸——而且是涂写多次的羊皮纸。歌德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站在埃尔温·冯·斯坦巴赫(Erwin von Steinbach)的纪念碑之前，他感情的风暴撕碎了悬在他们之间的历史云层，他头一次看到“出自于坚强、粗糙的德意志灵魂”的德意志作品。这就是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人所走过的道路，这就是在其诗歌中重新唤起的那古代意大利天才，用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话说，“以便对远古的抒情诗作一个绝妙的回应”的精神。然而这种虔敬的怀古精神最伟大的价值在于一种愉快和满足的朴素情感，这种感情加进了一个民族或是个人乏味、粗糙甚至痛苦的生活环境。尼布尔承认，他能够与一群有某种历史的自由农民一起在荒野之上愉快地生活，而绝不会感到有对艺术的需要。把那些不太有天分的种族和民族固定于其祖先的家园和习俗之中，防止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东西而背井离乡却只发现了挣扎和竞争——历史还能比这更好地为生活服务吗？把人们束缚在同样的伙伴和环境之中，束缚在日常的劳作之中，束缚在他们光秃秃的山腰之中的这种影响力看起来自私且不可理喻，但这种不可理喻是正常的，并对社会有益。凡是已清楚地认识到了那些迁徙和冒险的小小愿望——也许是在所有民族之中存在的愿望——会带来什么样的可怕结局的人，或是已看到了—个早已丧失信心而听凭世界主义蠢蠢欲动，听凭对新奇无止境地追求的民族会有什么样的命运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一种树冠紧抱树根的感觉，一种因知道个人成长不仅是主观随意的、也是一种过去的遗产及其花果而产生的幸福感，不仅为现在辩护，而且为现在戴上桂冠——这就是我们今天愿称为真正的历史感的东西。
这些并不是能够将历史变为纯科学的最有利的条件。而且，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如同我们在纪念的历史中看到的那样，当历史为生活服务并被生活目标所指引时，过去本身也受到影响。换个比喻来说，树冠看不到树根，却能够感觉到它。这种感觉的伟大之处是以可见的树枝的伟大和力量来衡量的。在这里树的感觉也许错了，但相对整个森林来说，这种感觉更加错误！它只是在森林阻碍或帮助了它的时候——而不是其他时候，才知道并感觉到森林的存在。一个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怀古感的范围也总是很有限的，很多东西完全没有引起注意；其他的东西则只被孤立地看待，就像是通过一台显微镜观看似的。没有什么衡量标准，每样东西都被给予同等的重要性，因此任何东西也就都有了太多的重要性，因为过去的事物从没有被从其真实的角度来看待或是获得它们正当的价值。这种价值和角度是随着回望过去的个人或国家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里就总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即所有远古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同等尊贵的，而每一个没有这种敬古之意的人，比如一种新的精神，就会被当成敌人而遭屏弃。希腊人自己就允许古老的造型艺术风格和更自由更伟大的造型艺术风格并存，并且在后来不仅是容忍了尖鼻冷嘴的风格，还将之作为鉴赏的一个原则。如果一个民族的判断力就这样僵化了，而且，历史对过去生活的服务只是为了毁掉更深更高的生活；如果历史感不再是保存生活，而是将它变为木乃伊，那么树就会从上至下不正常地枯死，最后树根自身也枯萎了。从不再给予现在的新鲜生活以灵魂和灵感的那一刻开始，怀古的历史就退化了。虔敬之泉干涸了。可尽管没有了虔敬，养成的习惯依然存在，并顺从地绕着它自己的中心旋转。我们看到了一幕可怕的景象，疯狂的收集者在所有过去的尘土堆中寻寻觅觅，他呼吸着发霉的空气，怀古的习惯会将他内心真正的精神需要，一种相当大的天分，降格为一种对一切古老东西的单纯的、无法满足的好奇心。他常常陷得很深，以致对任何食物都感到满意，并贪婪地吞咽着一切从书目单上掉下来的残渣。
即使这种退化没有发生，即使怀古的历史独自植根于其上并对生活带来好处的基础也没有枯萎，但只要怀古的历史太过强大，侵入了其他方法的领域，仍然会有足够的危险。它只懂得如何保存生活，而不懂如何创造生活，因此总是低估了现在的成长，而不像纪念的历史那样对其有某种直觉。这样它就阻碍了采取新行动的强烈冲动，并麻痹行动者。而那行动者之作为行动者，是必须经常怀有虔敬或其他感情的。已经陈旧的事实总带有一种要求，就是使自己永垂不朽。因为当一个人思考这样一件古老事实的生命史时，看到几代人所给予它的如此之多的尊敬时——不管它是一种风俗、一个宗教教义，还是一个政治原则——他都会觉得，用一件新的事实来取代它，用一个新的虔敬来取代汇集起来的古老虔敬，乃是一件自高自大，甚至是不敬的事。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除去上述两种方式，人们多么需要看待过去的第三种方式，即“批判的”方式。它也是为生活服务的。为了生活，人们必须要有力量去打破过去，同时运用过去。他必须把过去带到裁判的法庭之上，无情地审问它，并最终给它定罪。每一个过去都是值得定罪的，这是世事的一项法则，因为世间之事总是包含了大量人类的权力和人类的弱点。这里坐在审判席上的不是公正，宣读判决的不是仁慈，而只是生命自身，是那欲壑难填的、朦胧的驱动力。它的宣判总是毫不留情，总是毫不公正，就好像它从来不是来源于知识之清泉一样。然而若是公正女神亲自来宣判的话，结果也大体一样。“因为产生出来的每一样东西都应当被毁灭，所以如果什么都不产生，那就更好了。”能够生活，并忘记生活和不公正一直就是融为一体的，这需要巨大的力量。路德本人就说过，世界得以建成，只是由于上帝的疏忽；他做梦也没想到过大炮，否则他就决不会创造世界。有时需要遗忘的生活同样也需要毁灭，因为一旦某事物的不公正性日益明显——比如说，垄断、等级、王朝——它就应该崩解（慧田哲学公号下回复数字该题讲座）。严格地审査它的过去，把刀架在它的根部，把所有的“虔敬”都无情地践踏在脚下，这个过程总是很危险的，甚至对生活也是危险的。而那些以这种方式通过裁判和消灭过去来为生活服务的人或时代，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别人或别的时代都是危险的。因为既然我们只不过是先辈的产物，我们也就是其错误、激情和罪过的产物，我们无法摆脱这一锁链。尽管我们谴责这些错误，并认为我们已摆脱了这些错误，我们却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我们来自它们。充其量，它将导致在我们与生俱来的、遗传的天性和我们的知识之间，在一个严格的新戒律和一个古老的传统之间，产生冲突；我们将养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直觉、一种第二天性，它们使先前的生活方式、直觉和天性凋零。企图由果推因地造出一个可能是我们源头的过去，用以反对的确是我们源头的那个过去——这往往是一个危险的企图。因为难以找到一个否定过去的限度，而且第二天性一般都弱于第一天性。我们总是一知道什么好就停下来，而不去做，因为我们也知道什么更好，却做不到。战斗者处处臝得这种胜利，这胜利给那些战斗者、那些为了生活而运用批判的历史的人带去一种久违的安慰。这安慰就是这样一种知识：即这个“第一天性”曾经也是一个第二天性，而每一个征途上的“第二天性”也会变成一个第一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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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历史如何能服务于生活。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需要对过去有一定了解，不管这种了解根据他的目标、力量和需求，是通过纪念的、怀古的，还是批判的历史而取得的。这种需要不是那些只旁观生活的单纯的思考者的需要，也不是少数渴望知识且只对知识感到满足的人的需要，它总是生活目标的一个参考，并处于其绝对的统治和指导之下。这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与历史之间的天然联系。饥渴是它的源泉，需求是它的准则，内在的可塑力则规定了它的限度。只有为了服务于将来和现在，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是损坏一个有生气的将来，才有了解过去的欲望。所有这些都如真理本身一样简单，并且对任何不忙于“历史推论”的人来说，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现在让我们很快地扫视一下我们的时代吧！我们惊愕地飞回来。生活与历史之间联系的清晰性、自然性和纯粹性都已消失了，而现在我们又是在怎样的一种夸张与矛盾的迷茫之中看到了这个问题！究竟是我们这些看到了问题的人的罪过呢，还是生活和历史真的改变了它们的联系，而且有一颗不祥之星已在它们之间升起了呢？其他人也许会证明是我们看错了，但我只是说出我们相信确是我们看到的东西。确有这样的一颗星，一颗明亮高贵的星，而那联系也真的被改变了——因科学，以及因为要求历史变为科学而改变。生活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有关过去的知识不再是它的奴仆，界限被推翻了，每样事物都冲破了它的限制，事件的明显联系变得模糊了，而通过事件的无法衡量的整个过程，这种模糊又伸展开来。没有哪一代人看过这样一出由“宇宙进化的科学”——历史——所上演的全景喜剧。历史以其危险而大胆的箴言——为真理而牺牲生命(Fiat veritas, pereat vita)——演出了这出喜剧。
让我来描绘一幅现代人灵魂之中精神事件的图景。历史知识从一个永不枯竭的源头向他流来，奇怪的片断汇聚到一起，记忆敞开了它所有的大门，却总敞得不够宽。他的天性忙于接纳所有外来的客人，给他们以荣誉，使之各就各位，可这些客人却彼此争斗。如果他想避免毁灭，采取暴力手段似乎是必需的。逐渐适应这种反常的、狂暴的家庭生活，就变为第二天性，尽管这个第二天性与第一天性相比，毫无疑问要更加软弱、更加不安、更加彻底地不健全。现代人在自身体内装了一大堆无法消化的.不时撞到一起嘎嘎作响的知识石块，就好像童话故事中讲的那样。这种撞击显示了这些现代人最显著的特征——与外部世界无关的内心事务的对抗，以及与内心世界无关的外部世界的对抗》远古的民族就没有这种情况。知识若是在并不饥饿，甚至是在违背人的愿望的情况下被过量吸收，就会对改变外在的生活毫无影响，而只是隐藏在现代人混乱的内在世界之中，现代人以一种奇怪的自豪称这个世界为“真正的个性”。他说，他有物质，只是需要形式。但这是一个极其非现实的有生命事物的内在矛盾。因此，我们的现代文化就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因为若没有那种对抗，它就不能被理解。换句话说，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而是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一种关于文化的各种思想和感情的综合，从它这里我们得不出任何关于它的方向的决断。它在可见的行动之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正动力往往只是一种习俗、一种东施效颦，甚至是一种沐猴而冠。人可能会感到就像是一条吞下了一整只兔子的蛇，静静地躺在阳光下，避免任何非绝对必需的行动。“内在的生活”现在是唯一关系到教育的东西，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都希望教育不会因太难消化而失败。试想一个希腊人遇见此事，他会发现对于现代人而言，“教育”和“历史教育”看起来是一码事，区别仅在于其中一个词长一点罢了。如果他说起他自己的理论，即一个人不学任何历史，也可以受很好的教育，人们就会摇头，以为他们听错了。希腊人，其过去仍在我们身边的这个著名民族，在它力量的鼎盛时期培养出了很强的“非历史感”。如果当今时代一个典型的小孩被某种魔法送到那个世界中去，他很可能会发现希腊人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这一发现会使现代文化所严加保守的秘密暴露给世人并遭到耻笑。因为我们这些现代人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我们只是通过用一些外来的风俗、艺术、哲学、宗教和科学将自己填得满满的，以致都要溢出来了，才变得值得一看。我们是一些会走路的百科全书，一个误入我们时代的古希腊人很可能会这样称呼我们。但一本百科全书的价值只在于其内部、其内容，而不在于其外面，写在封面或包装上的东西。因此整个现代文化在本质上就晕内在的，图书装订者有时在封面上印上这样的字：“供外部野蛮人使用的内部文化手册”。内部与外部的对抗使得外部更加野蛮，就好像当一个粗野民族的外在成长只是发展了其原始的内在需要时自然而然会出现的那种情形一样。因为自然能有什么手段来从外部抑制一种太过强大的勃勃生机呢？只有一个手段：尽可能少地受它影响，把它放到一边，一有机会就把它根除。因此我们就习惯于不再严肃地看待任何真正的东西，我们养成虚弱的个性，真实和永久的东西在这一个性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人们对外部的事物最终变得更不关心和更宽容起来，而物质与形式之间的巨大裂缝也会加宽，直到人们对野蛮不再有任何感觉时为止。但愿人们的记忆不断被激活，并且不断有能被整齐地装在他们记忆之柜中的、将要加以了解的新事物流出来！我认为，与这种野蛮相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公正地被描述为“这个民族生活每一外在表达之艺术风格的统一体”。一定不能把这误解为只是野蛮主义和“精美的风格”之间的对抗问题。一个能被称作是有文化的民族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生命的统一体，而不是被可怜地分割为物质和形式。如果有人想促进一个民族的文化，让他先试着促进这个较高级的统一体，并为了一种真正的教育而致力于摧毁现代教育体系吧！让他敢于去思考，一个民族如何才能恢复它被历史破坏了的健康，如何才能光荣地恢复它的本能。
我将只谈今天的德国人，他们不得不比其他民族更多地受软弱的个性以及物质与形式的对抗之苦。“形式”对我们通常意味着习俗、伪装或是造作，即使没人痛恨它，也绝不会有人热爱它。我们对“习俗”这个词及其所指的事情都怀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惧。这种恐惧将德国人从法国学校中赶出来，因为他希望变得更自然一些，因此也就更德国化一些。但看起来他用他的“因此”得到了一个错误的结论。首先，他从他的习俗学校中逃了出来，并沿着他喜欢的任何道路往前走。最终他开始以一种草率的方式自愿模仿起他先前曾痛苦而又经常是成功地模仿过的东西。因此现在这个懒家伙就生活在其实并不正确的法国习俗之下了：他走路的姿势显示出了这种习俗，他的言谈和穿着、他的总的生活方式也显示出了这种习俗。他相信自己正在回归自然，但他只是随心所欲，追逐舒适，而尽可能减少自制量。到任何-个德国小镇上走走，你就会看到其习俗只不过是外国民族特性的消极一面。每样东西都平淡无奇、破旧不堪、质量低劣而模仿走样了。每个人都依着他自己的美好意愿——这是个既不强大也不严肃的意愿——而奉行那些由对舒适生活的广泛追求和普遍向往提出的法则。德国把轻而易举设计出来、简捷快速制作出来的服装从国外借用过来，进行拙劣模仿，并把它当成是对德国时尚的重大贡献。这个民族嘲讽地拒绝了对形式的感觉——因为他们有“物质感”，他们以对“内在的东西”的崇拜而闻名。
但在他们的“内在的东西”之中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危险：内部的物质是无法从外面看到的，因此也许有一天会借机消失。而就像没人注意到它先前的存在一样，也没人会注意到它的消失。有人也许会认为德意志民族离这个危险还远着呢，但外国人还是有理由来指责我们的内在生活软弱无力、组织涣散，因而不能为它自己提供一个形式和外在的表达。也许在极少的情况下，它显得很精于容纳、严肃认真而又强大有力，可能比其他民族的内在生活还要丰富，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仍是虚弱的，就好像它所有美丽的线没有被系成一个强大的结。外在的行动并不是内在生活的自我表现，而只是单一的一根线为了显示自己代表着整体而作的无力和粗浅的尝试。因此不能凭借任意某个行为来判断德国人，因为这个人也许在这个行为之后还和此前一样完全稀里糊涂。显然，他必须由现在从他的书里所表达出来的他的思想和感情来衡量。但愿这些书不会让人怀疑，那著名的内在生活是否仍呆在它不可接近的神龛里！有一天它也许会消失，而只在身后留下外部生活——带有它低俗的骄傲和徒然的谄媚——来标志德国人。可怕的想法！——可怕得如同内在生活仍然坐在那里，涂着油彩，抹着脂粉，披着伪装，变成了一个女演员或是别的什么更糟的东西一样；可怕得如同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的舞台经验似乎已教会了他这位静观者像从前一样站在人群一旁一样。“我们通过理论来感觉，”他说，“我们几乎不再知道我们的同代人如何表达他们的感情，我们让他们作出现在已不可能作出的手势。莎士比亚把我们这些现代人宠坏了。”
这只是个别的例子也许我们太急于假定它的广泛适用性了。可如果这种普遍化在我们眼前得以证实，那将是多么可怕！那么在下面这句话中就将有些失望的调子了：“我们德国人通过理论来感觉，我们都被历史宠坏了。”——这句话将从根本上断绝任何一个未来的民族文化的希望（*格里尔帕策，奥地利剧作家(1791—1872）。——译者注）。因为每一个那样的希望都是来自于对德国人感情的真实性和直接性的信任，来自于对一种还未失去光泽的内在生活的信任。当我们的希望或是信任之泉水变得浑浊，而内在的品质学会了搔首弄姿、跳舞，以及如何使用化妆品，学会了“用抽象术语的恰当思考”来表达自己，并逐渐失去了它自己时，我们的希望或是信任又在哪里呢？而一个伟大的、多产的灵魂又怎么能够存在于一个不能确定其内在统一体，而且被分成了受过教育和没受教育的人的国家中呢？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的内在生活被迫偏离教育的真正道路，而那些没受教育的人，他们的内在生活则是完全无法接近的。我说，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它自己感情的统一体，并且知道，自称是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也就是要求取得对国家艺术精神之控制权的那一部分人，其感情是虚假而伪善的时，这个伟大而多产的灵魂怎么能够存在呢？在每一个地方，个别人的判断力和品位也许会比其他人要高一些好一些，但这于事无补。一个人若是只能对一部分人讲话，而不再同他的整个民族产生共鸣，这对他而言是一种折磨。尽管在他心里充满了对所有人的柔情，他宁愿现在就埋葬他的宝藏，因为他厌恶某一个阶级的粗俗的恩惠。民族的本能不能再去中途欢迎他；他们充满渴望地向他伸出手来，但这是没有用的。对禁令日益仇视，对由所谓文化导致的障碍发动攻击，对那些毁灭他、贬低他，不让他做一个活着的人、一个生命之源的东西像法官一样进行谴责，除此之外，他还能干什么呢？他深刻地洞察命运，以换取对创造和帮助的神圣需要，并带着看破红尘的智慧，以一个孤独哲学家的身份结束他的一生。这是最痛苦的喜剧，看到它的人将会感到一种神圣的义务并暗自想道：“必须要有帮助，必须恢复一个民族的天性和灵魂之中的高级统一，必须让外部和内部之间的裂缝在需要之锤下再次消失。”可他能依赖什么呢？除了他的知识之外，他还剩下些什么呢？他希望用他那广泛的知识发言，用双手将它无偿地送出，从而培养起对某种需要的感情。也许有一天，强有力的行动会从强有力的需要中产生出来。为了使我就需要和知识所举的这个例子确定无疑，我的陈述必须立足于下面一点，即，我们努力的目标是最高意义上的德意志统一体，而远非政治联合，它是在形式与物质内在生活与习俗之间的对抗被消灭之后的德意志精神和生活的统一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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