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之夜，位于古镇慈城民主路94号前新屋冯家的浙东书风传习所，微醺之后的浙东书风第四代传人沈师白先生，以长锋羊毫为我们悬肘作书。他一边解释浙东书风中的“能圆、能断”是怎么回事，一边示范让笔力如何轻重停匀。
行云流水间，我仿佛看到，100多年前，浙东书风的创立者、慈城人梅调鼎也这样教授着学生——当年的梅调鼎“日以大笔悬腕作小楷书百字”，因此“所书无不宛转如志”，以至后人揣测这就是梅氏书法的“不传之秘”。
传习所紧临慈城城隍庙，北面是慈城名族冯氏藏书的抱珠楼，相邻小巷对面又是著名作家冯骥才的祖居。传习所内的“垂范堂”，展示着梅调鼎、钱罕、胡炳藻、冯君木、吴公阜、沙孟海、凌近仁、张星亮、钱文彬、沈元魁、沈元发等浙东书风一派的书法作品。
我徜徉其间，着实感到此地文气澎湃流长。不知不觉间，与这些书家也有了穿越时空的对话……
浙东书风的风骨与学养
“浙东书风”这一概念真正意义上的提出，是在1985年。在一篇名为《告赧翁梅曾祖师文》中有这样的表述：
1985年以来，再传弟子沈元魁先生屡屡提议，要将翁所始创、经由钱罕及其弟子继承发扬的书法艺术流派，由“梅钱书风”定名为“浙东书风”。1999年，“二十世纪宁波书坛研讨会”在宁波召开。“浙东书风”这一说法得到书法界广泛肯定，梅调鼎被一致认定为浙东书风的创立者。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生前声名不彰的梅调鼎书法艺术，后人已经有了极高的评价。
浙东学者、江南才子冯君木认为：“梅赧翁（梅调鼎号“赧翁”）书，其用笔之妙，近世书家殆无有能及之者。”当代书法家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里这样写道：“不但当时没有人和他抗衡，怕清代二百六十年中也没有这样高逸的作品。”在日本书法界，梅调鼎被誉为“清代王羲之”。
然而吊诡的是，这个在书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大家，年轻时却是一个“以书法不中程见黜，不得与省试”的失意者：梅调鼎在参加科举考试时，所写的字不符合科举“馆阁体”，也就是当时考场要求的通用字体，而被“刷”了下来。但梅调鼎岂是常人，他说了一句“是尚可以屈我志耶！”遂终身不谋仕进。
后世研究浙东书风，也许从技法呈现上，可以用“中锋用笔、方圆兼施、结体典雅、风神秀逸”来定义。然而这书风背后的灵魂却是“讲风骨、重学养”的特性。
梅调鼎性格孤高，宁可清贫，决不附势。据说，他以书法出名后，高官富贾登门求字不断，梅调鼎在门口贴了副“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的对联，以此逐客。“一身文才艺，不售帝王家”，是他一辈子的坚守。
而对浙东书风的承上启下者、二代传人钱罕而言，也是如此。钱罕，本名“钱富”，曾求教于梅调鼎。后者说：“贪财思富，岂能学书！”钱罕立马“易富为罕”，方才入得梅门。
钱罕曾就读复旦大学，无心俗事功名，没毕业就回到家中，把书法和学问作为求真内修之途。他博采汉、晋、南北朝、隋、唐之书学所长，出手挥洒，变化多姿；又致力于碑学，卓有成就。沙孟海称其“平生涉笔碑志文字大小凡百余石，每石皆有特色，古今书家殆无第二手”。
冯昭适在《钱太希夫子四十寿叙》（钱罕字“太希”）曾称道：“善作书，尤精小学，一切形声音韵训诂，博涉深思，洞究其微。”《钱太希先生事略》中也称赞：“其于文学融会中西……乃至老庄玄妙，学子病其艰涩，经先生讲授，疑义尽释。”
可见，钱罕不仅是位书法家，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及至晚年，他还在一副对联中表达了学海无涯、时不我待的心情：“一天到晚来坐空斋出神神竟出矣，自少至老去写大字过纸纸其过乎。”
及至浙东书风沈氏一门，这种风格仍在延续。也许我们从浙东书风第三代传人代表之一的沈元魁先生家学师承中，最能看出其中的端倪：
其祖父沈问梅老先生是清末秀才，耽爱诗书，11岁就加入宁波四明诗社；
父亲沈菊人先生亦好读书，喜欢创作，又擅书法丹青。20余岁即出版《绘图风情剑侠传》《剑侠情花》等武侠小说并编撰《学生作文模范读本》；
沈元魁4岁之时就开始耳濡目染、饱闻墨香。后在同桌、钱罕孙子钱止能的引荐下，拜钱罕为师，研习碑帖；
在上海“学生意”期间重逢钱罕先生，得以每周受教，并得钱罕侄子钱文彬先生“亲炙”。在上海工作期间，沈元魁亦向语言学家郭绍虞、词学大师龙榆生学习书法理论和诗词格律。
从上海回宁波后，沈元魁就职于天一阁，与著名造园专家陈从周先生相交相知。在陈从周眼中，沈元魁“彬彬君子也。好学沉笃，书法如其人。观之自得，寓学养也”。
2021年，沈元魁遗作《倚天庐诗词集萃》出版。他的诗词，评论家认为“或是情怀的高远，或是行为举止的儒雅，或是语言的功力，或抉发出天地人之秘藏的识见与哲思”，让人们看到他作为书家的另一面。
浙东书风的传承之所以能以“风骨、学养”为不变之魂，其实也与中国书法审美的传统有关。现在所谓的书法，在古代是门日常技能；书法之所以能上升到艺术的高度而留诸后人，正如宋代文豪欧阳修所说：“古之人率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
甬上耆旧徐季子先生在沈元魁、沈元发、沈师白书法选集《三苑掇英》中的序言里这样写道：“书法精美，得之于才学的丰厚；历代书家都是饱学之士，书家之才半自天赋，半自后学。”在分析“三沈”的各自特点和他们前辈的风格后，他认定：“浙东书风是重才学的书风。”
怀着对浙东书风创立者的崇敬，2020年5月12日，沈师白等9名浙东书风传人专程前往梅调鼎先生位于朱春岙的墓园祭扫，完成了一次认祖之旅。
浙东书风的变与不变
如果说风骨与才学是浙东书风不变的魂，那么，求变是浙东书风的永远进行时。
沈师白告诉笔者：“浙东书风形成以来，传承有序，各有风格，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卓然大家。”也就是说，浙东书风并不是一种“成型固定、风格一统”的书法流派。
比如梅调鼎，年轻时“致力于二王，中年以往，参酌南北，归于恬适，晚年益浑浑有拙致入化境矣。”——这是梅调鼎的知音、同样也是慈城人的冯君木的归纳。而 “用笔之妙，舍能圆能断外，无他道也”，正是梅调鼎书法的灵魂。
到了梅调鼎的学生钱罕，虽然早年对梅“心慕手追，尽得其法”，但中年以后“独辟蹊径，自成风规”。而这自成的特色之一就是，把碑版作品中的魏体，在传统的基础上，更推进了一步。同为宁波人、几乎与钱罕同一时期旅沪的书画大家赵叔孺曾说，太希“天资卓绝，汉魏晋唐靡不深究……度越前贤，所书碑版无论矣”。
钱罕始终遵循《书谱》中所载“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的创作原则，却又绝不简单重复。沈元魁、沈元发两先生在《钱罕碑刻书法考评》一文中赞道：“出于钱罕笔下的书法，无论何种字体，绝无一字软弱，绝无一幅雷同，绝无一件丑恶。”
这种随心所欲的变化，与钱罕沉溺经史诸子，博通小学，深究历代碑帖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在传承过程中，浙东书风的那些人物，也不在意一定要循规师门。沈师白回忆起他的大伯沈元魁对他讲过的一席话：“在追求书法艺术更高境界的这条长路上，我们都是同学。我先你后，我是你的'师兄’。我可以给参考的意见和指导的部分，但是你不要学我的字，要学名家法帖。”
沈师白告诉笔者，在中国书法史上，那些已臻化境的名家之贴，无一不是性情、心情之作，《兰亭序》《丧乱帖》《黄州寒食帖》等等，莫不如此。
从技艺展示、性格特征到心情抒发，浙东书风的传人们始终追求着变化。
宁波文史研究馆馆员邬向东曾与沈元魁先生在天一阁共事多年，为忘年之交。在他眼中，沈老先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当时嵌在老人家中橱柜上的“行书四条屏”，所写内容为晚清镇海人姚梅伯评《红楼梦》中林黛玉、史湘云、晴雯、紫鹃的句子。4件作品虽都为行书，却因4位女子的个性不同而面貌迥异。如今，该作品放置在浙东书风传习所垂范堂内。
“这件作品笔随情转，自由洒脱，随方就圆，文字与书法恰合，是真正达到自由境界的心情之书。”沈师白如此评价。
当我们审视浙东书风那些代表人物的作品，从梅调鼎、钱罕始，至胡炳藻、冯君木、沙孟海、凌近仁、张星亮、钱文彬、沈元魁、沈元发、沈师白等等，他们的作品或笔致韵静，或苍秀清逸，或豪放洒落，或险逸跌宕，气象万千、各显风流。这也是其他书法流派所无法无拟的。
一审：陈青 二审：顾玮 三审：汤丹文 终审：王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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