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文明如今的时代，世上何人不读书？即使是享乐主义者，他们不也钟情于另类书刊吗？
政治家的理想在建立秩序，成就事业。秩序要在社会中建立，事业要靠众志成城。而社会是变动不居的，众人是人各有志的。于是，他们读书便是为明利害，寻谋略。马基雅弗里的《君主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孙武的《孙子兵法》、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经典著作，真是经久不衰，因为其中饱含了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据说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曾一时传遍京城，大约是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的政治智慧，足见政治家汲取的广博。现在，针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他们阅读并推荐《道德情操论》、《沉思录》、《世界是平的》、《改革政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致加西亚的信》、《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国际金融》、《大国悲剧》、《货币战争》、《金融危机》等著作，表明他们正在脚踏实地的仰望星空，要妥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道德与财富、政府管理与民权保障等关系问题。汪洋要求官员们“多一点读书学习，少一点吃喝应酬”，徐光春明确指出：“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品位，也决定一个民族的素质，影响一个国家的走向”。可以说，政治家读书起到了在全民率先示范的作用。
学问家读书是为明是非，寻规律。明代思想家李贽曾赋诗咏读书曰：“年年岁岁笑书奴，生世无端同处女。世上何人不读书，书奴却以读书死。”这种“书奴”的说法，常常被不读书的人所欣赏引用，所谓“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如果当年兴龙寺的小和尚看到了这首绝句，也一定会大加赞赏，因为他做了皇帝，就不相信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曾说“如果这老小子活到今天，落在我的手里，不要了他的命才怪！”竟下令把孟子的牌位从文庙里撤出来，又新编《孟子节文》，把他不喜欢、不爱听、反感的、有抵触的词句，统统删节掉了。可惜李贽晚生了一百三十多年，到底还是被知音太祖的后代逮捕入狱，被迫愤而以剃刀自刎了。其实，学问家的本分原就在于读书论理，考据历史，明辨是非，总结规律。“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那是公务员或军队官兵的事，与学问家无关。“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如果世上没有学问家，我们将无经可读，无史可述，无子可论，无集可诵，无书可译了，世界岂不一片黑暗？所以，史学家吕思勉说：“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祥瑞”，学问家是人类的祥瑞，是政治家的智囊，是老百姓的良心，岂可忽忽哉！然则“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中不知外，谓之鹿砦”，“知外不知中，谓之转蓬”，学问家读书，“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又岂易易哉！
道德家读书为明善恶，寻人性。人类有没有共同的本性？答案当然应该是肯定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可惜，孩子掉井没人救，甚至推孩子入井的事例，古往今来，中土西洋层出不穷，令道德家不胜愤慨。于是，宗教界提倡行善，号召“兄弟姐妹，四海一家”；学术界撰《良心论》，研究《底线伦理》，呼吁“道德重建”；新闻界开设“道德法庭”专栏，请当事人或戴面具，或马赛克脸面，或化名出现，笔墨淋漓，声泪俱下，令人唏嘘。道德家如果逐年跟踪中国“道德重建”的历程，直到2049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将会在他们的著作中看到民族道德提升的鲜明路线。
文学家读书为明美丑，寻灵感。据说老舍读书时，如果触发了灵感，他会立即扔下书本，投入文学创作。比之于政治家因地制宜地创造历史、历史家秉笔直书地书写历史、哲学家煞费苦心地解释历史、道德家无可奈何地感叹历史，文学家真是太自由了，因为他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世界，尽管他创造的世界必然有现实世界的影子。金庸的武侠世界，哈利波特的魔幻世界，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人类想象力的伟大。在文学家创造的世界里，他是帝王，但他又比帝王的思想境界更高。因为他是审美的，而非功利的。
自然科学家太辛苦了。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他们的工作便是发现上帝创造世界的法则，然后晓示于我们芸芸众生。所以，他们的著作往往用这样的语言：下面，我们“给出”某某定义，或“给出”某某定理，仿佛他们真的就是居高临下的神父了。不过，我们现在所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谁说不是在他们“给出”的法则上运行的呢？他们大概是读书最苦的一族。于是，由他们确定的教材体系下的一代又一代学生，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活得最累的一族。
因为读书的目的不同，对于同一本书的评价便众说纷纭了。诚如鲁迅所言，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真是大异其趣，多姿多彩。
读书是解决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学术问题、创作问题等各种问题的必由之路，原属调查方法中的文献调查。然则“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第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第十九章》），才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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