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文明如今的时代,世上何人不读书?即使是享乐主义者,他们不也钟情于另类书刊吗?
政治家的理想在建立秩序,成就事业。秩序要在社会中建立,事业要靠众志成城。而社会是变动不居的,众人是人各有志的。于是,他们读书便是为明利害,寻谋略。马基雅弗里的《君主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孙武的《孙子兵法》、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经典著作,真是经久不衰,因为其中饱含了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据说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曾一时传遍京城,大约是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的政治智慧,足见政治家汲取的广博。现在,针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他们阅读并推荐《道德情操论》、《沉思录》、《世界是平的》、《改革政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致加西亚的信》、《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国际金融》、《大国悲剧》、《货币战争》、《金融危机》等著作,表明他们正在脚踏实地的仰望星空,要妥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道德与财富、政府管理与民权保障等关系问题。汪洋要求官员们“多一点读书学习,少一点吃喝应酬”,徐光春明确指出:“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品位,也决定一个民族的素质,影响一个国家的走向”。可以说,政治家读书起到了在全民率先示范的作用。
学问家读书是为明是非,寻规律。明代思想家李贽曾赋诗咏读书曰:“年年岁岁笑书奴,生世无端同处女。世上何人不读书,书奴却以读书死。”这种“书奴”的说法,常常被不读书的人所欣赏引用,所谓“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如果当年兴龙寺的小和尚看到了这首绝句,也一定会大加赞赏,因为他做了皇帝,就不相信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曾说“如果这老小子活到今天,落在我的手里,不要了他的命才怪!”竟下令把孟子的牌位从文庙里撤出来,又新编《孟子节文》,把他不喜欢、不爱听、反感的、有抵触的词句,统统删节掉了。可惜李贽晚生了一百三十多年,到底还是被知音太祖的后代逮捕入狱,被迫愤而以剃刀自刎了。其实,学问家的本分原就在于读书论理,考据历史,明辨是非,总结规律。“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那是公务员或军队官兵的事,与学问家无关。“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如果世上没有学问家,我们将无经可读,无史可述,无子可论,无集可诵,无书可译了,世界岂不一片黑暗?所以,史学家吕思勉说:“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祥瑞”,学问家是人类的祥瑞,是政治家的智囊,是老百姓的良心,岂可忽忽哉!然则“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中不知外,谓之鹿砦”,“知外不知中,谓之转蓬”,学问家读书,“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又岂易易哉!
道德家读书为明善恶,寻人性。人类有没有共同的本性?答案当然应该是肯定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可惜,孩子掉井没人救,甚至推孩子入井的事例,古往今来,中土西洋层出不穷,令道德家不胜愤慨。于是,宗教界提倡行善,号召“兄弟姐妹,四海一家”;学术界撰《良心论》,研究《底线伦理》,呼吁“道德重建”;新闻界开设“道德法庭”专栏,请当事人或戴面具,或马赛克脸面,或化名出现,笔墨淋漓,声泪俱下,令人唏嘘。道德家如果逐年跟踪中国“道德重建”的历程,直到2049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将会在他们的著作中看到民族道德提升的鲜明路线。
文学家读书为明美丑,寻灵感。据说老舍读书时,如果触发了灵感,他会立即扔下书本,投入文学创作。比之于政治家因地制宜地创造历史、历史家秉笔直书地书写历史、哲学家煞费苦心地解释历史、道德家无可奈何地感叹历史,文学家真是太自由了,因为他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世界,尽管他创造的世界必然有现实世界的影子。金庸的武侠世界,哈利波特的魔幻世界,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人类想象力的伟大。在文学家创造的世界里,他是帝王,但他又比帝王的思想境界更高。因为他是审美的,而非功利的。
自然科学家太辛苦了。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他们的工作便是发现上帝创造世界的法则,然后晓示于我们芸芸众生。所以,他们的著作往往用这样的语言:下面,我们“给出”某某定义,或“给出”某某定理,仿佛他们真的就是居高临下的神父了。不过,我们现在所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谁说不是在他们“给出”的法则上运行的呢?他们大概是读书最苦的一族。于是,由他们确定的教材体系下的一代又一代学生,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活得最累的一族。
因为读书的目的不同,对于同一本书的评价便众说纷纭了。诚如鲁迅所言,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真是大异其趣,多姿多彩。
读书是解决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学术问题、创作问题等各种问题的必由之路,原属调查方法中的文献调查。然则“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第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第十九章》),才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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