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熹平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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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藏残石局部

《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石刻，原立于东汉雒阳城南郊大学（今河南省偃师县佃庄乡）。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由蔡邕等人以隶书写《诗》、《书》、《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7经，历时9年，刻成46碑，作为儒学经典的标准定本，这是儒学发展史上的壮举。汉末战乱，殃及石经，已少有整石存在。自宋代以来，则时有残石出土。

《熹平石经》是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又称“汉石经”，其字体具为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汉代立五经于学官，置十四博士。各家经文皆凭所见，并无供传习的官定经本。博士考试亦常因文字异同引起争端，甚至行贿改兰台漆书经字。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前。

建国后，残石最早为马衡、徐森玉发现并研究，文素松、陶兰泉、于右任、白坚、潢川吴氏、胶县柯氏、江夏黄氏、闽县陈氏及北京图书馆亦有所得，以白坚所收之品最为精致。清代则以阮元、黄易所藏大件为最。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亦藏残石数块。可考者如宋代胡宗愈之成都西楼本、洪适之会稽蓬莱阁本、石熙明之越州本，明代靖江王府本，清代如皋姜任修本、海盐张燕昌石鼓亭本、陕西申兆定关中碑林本等。

《熹平石经》历代重刻极盛，钱泳亦曾摹刻其中二、三块，因精摹，故有名。但字体方整，中规入矩，全失自然意味，沦为隶书末流，为当时标准之馆阁书矣。

熹平石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印刷术发明前的一种图书编辑出版活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订误正伪，平息纷争，为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二是开创了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的做法，自汉代创例后，又有魏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宋石经、清石经。同时，佛、道等诸家也刻有石经，构成我国独有的石刻书籍林。三是启发了捶拓方法的发明。捶拓技术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因此，石经对印刷术的发明也有间接影响。

当代学者沈之珍先生对《熹平石经》尤为重视，曾说到：“《熹平石经》的书法是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的典型。因系官方巨制，书丹者自当是如蔡邕一流的国手。其结体方正，字字中规入矩，一丝不苟，点画布置之匀称工稳，可谓无懈可击。用笔方圆兼备，刚柔相济，端美雄健，雍容典雅，恢宏如宫殿庙堂。梁武帝《书评》云：“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观此可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近年有人讥其过于方整，而冠之以“馆阁派”。其实，它整饬而不板刻，静穆而有生气，和明清以来风行的拘谨呆滞的“馆阁”字，不可同日而语。《熹平石经》集汉隶之大成，在东汉时就被奉为书法的典范，自觉观碑者人满为患，形成历史上著名的堵车事件。不信您去看看后汉书的记载：

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唯，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 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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