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乙经》的针灸学成就及其对后世针灸学说的影响
晋代皇甫谧（215—282年）根据《灵枢》《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参考其他有关文献，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写成《针灸甲乙经》，这是我国现存最早而较全面系统的针灸学专著。
《甲乙经》对十四经腧穴做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和补充，把349个穴位的名称、别名、部位、取法、何经所会、何经脉气所发、禁刺、禁灸、误刺和误灸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针入深度、留针时间、艾灸壮数等做了具体的载述。虽然其穴位排列顺序是按头、背、面、耳、颈、肩、胸、腹、手三阴三阳经、足三阴三阳经，由肢末至头面躯干依次向上向中，与后世按十四经循行分布之排列顺序不同，但毕竟结束了经穴分离的局面，使经脉和腧穴理论初步地结合起来，开创了以经统穴的先河。后经唐代王焘、宋代王惟一等医家的发展完善，形成现在的分类方法。
穴位的别名，晋以前文献记载很少，《甲乙经》载有70多个，其中一穴二名的有43个，一穴三名的有20个，个别穴位甚至有4～5个名称。如攒竹，又名员柱、始光、夜光、明光；腰俞，又名背解、髓空、腰户等。别名的出现，一方面意味着腧穴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对理解穴位的位置与作用也提供了方便。例如承山又名鱼腹、少海又名曲节、地机又名脾舍等，都十分形象而生动地概括了穴位的位置和作用特点。
《甲乙经》对《内经》中仅有名称、未载取法和部位的腧穴做了补充。如“郄门，手心主郄，去腕五寸”；“间使，在掌后三寸”；取风府，“疾言，其肉立起；言休，其肉立下”；取率谷，“嚼而取之”；取下关，“合口有孔，张口即闭”；取瘈脉，“耳后鸡足青络脉”是穴；取昆仑，按之有“细脉动应手”等。有的根据患者的口腔动作取穴，有的根据体表静脉分布取穴，有的根据触到的脉搏取穴，对提高定穴的准确率有一定意义。后世医家孙思邈总结出腧穴在“肌肉文理、节解缝会宛陷之中”及“以手按之，病者快然”的经验，窦汉卿概括为“在阳部筋骨之侧，陷下为真；在阴分郄腘之间，动脉相应”，这些都是准确取穴的实用方法。
此外，还有所谓“脉气所发”穴，首见于《素问·气府论》，如称督脉气所发有28穴等，似指所有穴位而言。但在《甲乙经》督脉气所发穴中无大椎、陶道、长强等；在349个穴位中，仅有100多个脉气所发穴，与《内经》所述不尽相同，特别是有的穴位根本与所属经脉无关，如兑端为手阳明脉气所发、大迎为足太阳脉气所发，与《内经》把脉气所发作为腧穴所属经脉的代名词，概念显然有异。
《难经》对《内经》五输穴有所补充，但仍欠完整；《甲乙经》增补了手少阴经五输穴，久而使之更加完整，为后世子午流注选穴奠定了基础。
交会穴，首先见于《甲乙经》的有80多个，后世增减极少。这些交会穴大多分布于头面躯干部，头部及腹部又居其半，四肢部仅有三阴交、居髎、臂臑等几个穴位。交会的经脉，一般为2～3条，多的有4条，如中极、关元为足三阴与任脉之会。交会穴理论不仅为后世考定经穴提供了依据，而且对扩大穴位的主治范围也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如大椎为三阳经和督脉之会，不但能治督脉“脊强反折”等病变，且能治疗所有三阳经病变。
《甲乙经》的腧穴学理论对后世穴法派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如三阴交一穴，《甲乙经》载主治不能久坐、湿痹不能行、足下热痛等下肢病，而徐文伯则用于下胎，《普济方·针灸》载其主治范围已扩展到许多妇科疾病、下腹部疾病、肠胃疾病。这些发展是在《甲乙经》交会穴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
《甲乙经》的刺灸学成就对后世各家针灸学说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针刺深度：《甲乙经》为推广针刺的临床应用、保障患者的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灵枢·经水》仅有某经针入几分的原则叙述，而《甲乙经》则一一做了具体的说明。如头面、颈部诸穴一般刺3分，肢末、背部、胸胁等处刺3～4分，肩部刺5～7分，腹部刺8～10分。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针刺，保证了针刺的安全。
留针时间：《灵枢》的论述是原则性的，而《甲乙经》则补充了近200个常用穴的留针呼数，一般每次留6～7呼；少则留1呼，如少商；多则留10呼，如下髎；最多留20呼，如环跳、内庭、公孙等，显然较《内经》具体得多。后世各家之说多源于此，说明其学术影响之深。
灸的壮数：《甲乙经》一般为每穴每次3～4壮，其中头部、颈、肩、背等处多为3壮；胸、腋、腹部多为5壮；最少者如井穴，灸1壮；最多者为大椎，灸9壮；个别如环跳穴，灸至50壮，与现代临床应用基本一致。唐宋时代风靡一时的起疱化脓灸，在《甲乙经》中也有所反映，如卷三提出：“欲令灸发者，履熨之，三日即发。”“发灸疮”说对后世各家强调用灸必发灸疮的影响较大，如宋代王执中即主张“凡著艾得疮发，所患即瘥，不得疮发，其疾不愈”（《针灸资生经·治灸疮》）。
此外，《甲乙经》对误刺、误灸某些穴位所造成的后果也做了论述，其中因误针引起不良后果的穴位有13个，因误灸引起不良后果的穴位有29个。如刺神庭诱发癫疾；灸脑户、风府、哑门引起失音；灸地五会使人瘦、不出三年死；灸天府使人逆气；灸经渠可伤神明；灸气冲致不得息；灸丝竹空引起目小及盲等。有的也许是针后出血过多造成，如针颅息出血多杀人；有的是刺中重要血管，如刺人迎过深杀人，似与刺中颈动脉窦引起血压突然下降而致昏厥有关；有的为针刺胸背、肩、腋等处过深而造成气胸、呼吸困难，如缺盆、云门；有的则是由于消毒不严或用化脓灸而引起感染，如针刺脐中导致“恶疡”、灸乳中“生蚀疮”等。可见，古人禁针、禁灸之说，并非无稽之谈。
《甲乙经》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200多种病症的500多个处方，其内容多是现存晋以前其他古籍中所未记载的。其处方特点：①单方多，指一病一穴或一症一穴，如“呕血上气，神门主之”“暴喑不能言，支沟主之”等。②多提及“取具体穴位”，较少称“取某经脉”。如治疟，《内经》谓间日疟不渴刺足太阳，而《甲乙经》则指出“疟，不渴，间日作，飞扬主之”。③处方内容较少提到用针或用灸、用补或用泻。虽有“腹满不能食，刺脊中”“肠中常鸣，时上冲心，灸脐中”“凡唾血，泻鱼际，补尺泽”等记载，但为数甚少。④处方多先述近取穴，后述远取穴，且前者多而后者少。如“手足阳明脉动发口齿病”篇对龋齿齿痛的论述，先提到用目窗、正营、浮白、完骨、颧髎、兑端、耳门、龈交、颊车、上关、下关、角孙等近齿部穴位，然后述及取温溜、三间、液门、四渎、阳谷、合谷等远离齿部穴位。
《甲乙经》的针灸处方治疗学成就也是巨大的，晋以后的许多文献都把本书奉为经典之一加以引用。有的医家用其理论指导临床，如葛洪治霍乱灸中脘，先吐者灸巨阙；治身面俱肿灸足内踝下白肉际，无不源于《甲乙经》。有的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如《针灸资生经》载治衄灸上星；《续名医类案》载腰脊痛灸申脉等。
以上是各家针灸学说的主要学术渊源和理论基础。应当指出，任何自然科学要创立新的学说，都离不开思维，而思维必须遵循逻辑范畴，逻辑范畴来自哲学，故古代医家的哲学思想对其学说在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也不能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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