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pretation of Report on Cardiovascular Health and Diseases in China 2021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编写组
通信作者：王增武，电子信箱：wangzengwu@foxmail.com；胡盛寿，电子信箱：huss@fuwaihospital.org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居民不健康生活方式日益突出，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对居民健康的影响越加显著，心血管病的发病率仍持续增高。目前，中国心血管病死亡占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农村为46.74%，城市为44.26%，心血管病给居民和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日渐加重，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为响应'健康中国行动'，贯彻'以基层为重点，以预防为主'的国家方针，真正实现将心血管病防治主战场由医院逐步向社区转移，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从2019年开始将每年组织全国相关领域的专家编撰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改版为《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增加了心血管健康行为、康复、基础研究等相关内容。本文就最新出版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1]更新要点进行解读。
吸烟严重危害中国居民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1年5月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指出，中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2017年，中国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为260万，占全球因烟草使用而死亡人数(830万)的近1/3，烟草使用对中国人群健康的危害程度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2018年，中国≥15岁人群吸烟率为26.6%，其中男性吸烟率为50.5%，女性为2.1%。2019年，中学生尝试吸烟率为17.9%，吸烟率为5.9%。超过50%的学生家里至少有一位吸烟的家长。2021年6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增加了控烟内容：任何人不得在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但仍有46.9%的学生看到过老师在学校里吸烟。
2018年，中国人群现在电子烟的使用率为0.9%，主要为年轻人，15~24岁年龄组人群电子烟使用率为1.5%。与2015年相比，听说过电子烟、曾经使用过电子烟，以及正在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均有所提高。2018年，中国二手烟暴露率为68.1%，其中几乎每天都暴露于二手烟的比例为35.5%。对年龄20~49岁夫妻的研究显示，丈夫吸烟，妻子患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增加。
2018年，中国≥15岁吸烟人群的戒烟率为20.1%。年龄越高，戒烟率越高，15~24岁年龄组吸烟人群的戒烟率仅有8.1%，65岁以上组为38.7%。中国心血管病医疗质量改善项目(CCC项目)评估了37 336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吸烟者的戒烟干预措施，其中35.3%的患者在出院前接受了戒烟干预，但显著低于其他心血管干预措施，包括他汀类药物(92.8%)、阿司匹林(92.6%)、β受体阻滞剂(67.4%)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56.4%)[2]。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CKB)对50多万名30~79岁成人平均随访7年的结果表明，与从不吸烟者相比，城市男性吸烟者死于心血管病的风险比(HR)为1.63，农村男性吸烟者为1.24；与从不吸烟者相比，女性吸烟者死于心血管病的风险高于男性。
1982—2012年全国营养调查(CNNS)和1989—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显示，中国居民的主要食物摄入量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主要特征是谷物和蔬菜的摄入量减少，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增加，以猪肉为主。鸡蛋、鱼和奶制品的摄入量仍然很低。食用油明显增加，家庭烹调用盐减少，但食用油和烹调用盐的消费量均远高于推荐量。一项对CHNS 1991—2015年29 238名成人的数据分析显示，我国正经历传统膳食模式向西方膳食模式的转变：南方膳食模式(高摄入量的大米、蔬菜和猪肉)得分下降，现代膳食模式(高水果、乳制品、蛋糕和其他糕点)和肉类膳食模式(高摄入量的内脏、家禽和其他牲畜肉类)得分上升[3]。
在膳食结构方面，中国居民总能量摄入呈下降趋势。蛋白质摄入量变化不大，而碳水化合物供能比呈明显下降趋势，脂肪供能比呈上升趋势且已超过膳食指南推荐的上限水平(膳食指南推荐范围：20%~30%)，农村脂肪供能比首次突破30%的推荐上限；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不足的风险依然存在。根据2015—2017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的73 572名≥2岁居民的数据显示，平均每标准人日的能量摄入量为2 007.4 kcal、碳水化合物266.7 g、蛋白质60.4 g、脂肪79.1 g。
2015—2017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对181 795名≥18岁居民的调查显示，我国成人饮酒率为43.7%，饮酒者的平均酒精摄入量为28.3 g/d，危险饮酒率(男性平均每日纯酒精摄入量41~61 g，女性21~41 g)为9.4%，有害饮酒率(男性平均每日纯酒精摄入量≥61 g，女性≥41 g)为13.7%，饮酒率、危害饮酒率和有害饮酒率均较2010—2013年增加[4]。
全球疾病负担(GBD)数据显示，2017年，膳食纤维摄入较低导致中国170 143人因缺血性心脏病(IHD)死亡。在与脑卒中有关的前5位危险因素中，膳食因素占3个：钠摄入过多、水果摄入不足、谷类摄入不足，人群归因分值(PAF)分别为38.5%、24.2%和24.1%。
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和体质健康研究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调查了全国各省共计12~13万余名中小学生，发现2017年小学生(4~6年级)和初中生的身体活动达标率高于2016年，高中生达标率没有明显改变(图1)。
图1 2016年和2017年中国中小学生身体活动达标率
2014年，国民体质监测显示，中国居民经常参加锻炼率为33.9%。≥20岁人群为14.7%，其中城市(19.5%)高于农村(10.4%)。除70岁以上人群外，30~39岁人群经常参加锻炼率最低(12.4%)，60~69岁人群最高(18.2%)。
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资料显示，2018年中国老年人群看电视时间比1998年增加了2~3倍，做家务的比例增加了14%，阅读的比例下降了32%，锻炼的比例下降了24%[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16年发布的全球168个国家2001—2016年的身体活动数据，对其中40~74岁人群资料的分析显示，达到身体活动建议目标可以预防我国18.3%的过早死亡，相当于每年避免101.65万40~74岁的人过早死亡。
GBD 2016研究显示，中国归因于缺乏身体活动而导致的年龄标化脑卒中死亡率在1990—2016年趋于下降，男性年龄标化脑卒中死亡率由6.0/10万下降至1.8/10万，女性由3.4/10万下降至0.6/10万，男性的年度净变化率为－1.3%，女性为－2.9%(图2)。
图2 1990—2016年归因于缺乏身体活动的脑卒中年龄标化死亡率变化趋势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尽管不同性别、年龄和地区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存在差异，但总体均处于上升趋势(表1)[6]。
表1 1992—2019年不同年龄段中国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
注：<6岁儿童超重与肥胖判定标准采用WHO生长发育标准，6~17岁儿童超重与肥胖判定标准采用《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WS/T 586—2018)，≥18岁成人超重与肥胖判定标准采用《成人体重判定》(WS/T 428—2013)
2014—2018年，中国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China PEACE)对270万名35~75岁人群的调查显示，年龄标化腹型肥胖率女性(腰围≥85 cm)为32.7%(32.6%~32.8%)，男性(腰围≥90 cm)为36.6%(36.5%~36.8%)。
预计到2030年，中国成人(中国标准)、7~17岁儿童青少年(中国标准)和≤6岁儿童(WHO诊断标准)的超重肥胖率可能分别达到65.3%、31.8%和15.6%，而超重和肥胖的人数可能分别达到78 995万、5 892万和1 819万。
根据GBD研究，2019年中国归因于高体质指数(BMI)的心血管病死亡人数为54.95万，归因于高BMI的心血管病年龄标化死亡率为38.64/10万，11.98%的心血管病死亡归因于高BMI。
中国超重和肥胖导致的直接医疗费用为84~239亿美元，间接医疗费用为626亿美元。按照CHNS中观察到的超重肥胖率及费用发展趋势，在没有考虑医疗保健服务费用长期增长的情况下，2030年归因于超重肥胖的医疗费用预计为4 180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的22%。
抑郁、持久性心理压力、焦虑等精神疾病或心理问题会增加心血管代谢疾病的风险，而正面的心理情绪能够促进心血管健康。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评估了6 810名无心血管病居民的抑郁症状，发现与没有任何抑郁症状的研究对象相比，持续抑郁症状与心血管病风险(RR＝1.77，95%CI：1.38~2.26)和死亡风险(RR＝1.63，95%CI：1.01~2.64)升高显著相关。
CKB研究对486 541名30~79岁中国居民的分析发现，重度抑郁症的患病率为0.61%。中位随访7.2年后，有抑郁症的成年人与普通人群相比，发生IHD的风险总体增加了32%(HR＝1.32，95%CI：1.15~1.53)，尤以城镇居民更为显著(HR＝1.72，95%CI：1.39~2.14)。
1958—2018年，全国范围内的高血压患病率抽样调查表明，高血压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图3)。2018年，中国慢性病与危险因素监测(CCDRFS)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98个县(区)，对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的179 873名≥18岁常住居民的调查显示，高血压患病率为27.5%(95%CI：26.6%~28.4%)[7]。
1958—195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重点项目——高血压研究；1979—1980年、1991年：全国高血压抽样调查；2002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调查；2012—2015年：中国高血压调查；2018年：中国慢性病与危险因素监测(CCDRFS)；前三项的调查人群≥15岁，后四项的调查人群≥18岁
图3 1958—2018年中国居民高血压患病率
2014—2018年，China PEACE研究在中国31个省对2 618 757名年龄35~75岁[平均(55.6±9.8)岁]的人群调查显示，378 457人(14.5%)患有2级以上高血压[收缩压≥160 mmHg和(或)舒张压≥100 mmHg]。其中61.3%为单纯收缩期高血压(收缩压≥160 mmHg且舒张压<100 mmHg)，12.8%为单纯舒张期高血压(舒张压≥100 mmHg且收缩压<160 mmHg)，26%为双期高血压(收缩压≥160 mmHg和舒张压≥100 mmHg)。2.9%的被调查人群收缩压≥180 mmHg。2级以上高血压患病率与年龄、女性、饮酒、肥胖等因素有关[8]。
CHNS研究对12 952名年龄>18岁中国成人的前瞻性队列调查显示，高血压年龄标化发病率从1993—1997年的40.8/1 000人年(95%CI：38.3~43.3)增长至2011—2015年的48.6/1 000人年(95%CI：46.1~51.0)。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中部和东北部居民的高血压发病率均较高[9]。
中国高血压调查(CHS)研究显示，2015年中国≥18岁成人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46.9%、40.7%和15.3%。CCDRFS显示，2018年中国≥18岁成人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41.0%(95%CI：39.7%~42.4%)、34.9%(95%CI：33.6%~36.1%)和11.0%(95%CI：10.2%~11.8%)[7]。
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在对8 511例老年高血压患者中位随访3.34年期间，强化治疗组4 243例患者中有147例(3.5%)发生了主要结局事件，而标准治疗组4 268例患者中有196例(4.6%)发生了主要结局事件(RR＝0.74，95%CI：0.60~0.92)。强化治疗组的主要结局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标准治疗组，绝对差异为1.1%[10]。
2012—2015年，中国儿童青少年心血管健康调查(CCACH)项目在全国6个城市对44 396名6~17岁儿童采用非同日3个时点的筛查策略调查儿童高血压患病率，尽管采用中国和美国各自最新标准筛查的单个时点高血压患病率有所差异(17.1%比15.4%)，但经过非同日连续3次血压测量得到的患病率均下降了79%，最终的高血压患病率比较接近(3.7%比3.3%)[11]。
2015年，中国成人营养与慢性病监测项目(CANCDS)对179 728名≥18岁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非HDL-C)、三酰甘油(TG)水平均较2002年升高。
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协作组分析发现，1980年中国居民的平均非HDL-C水平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到2018年则达到或超过了许多高收入西方国家的非HDL-C水平，为4 mmol/L左右[12]。
2002年CHNS、2010年中国慢性肾病工作组调查(CNSCKD)、2011年CHNS及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调查4项大型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中国≥18岁人群血脂异常(定义为存在任一类型的血脂异常，包括TC≥6.22 mmol/L、LDL-C≥4.14 mmol/L、HDL-C<1.04 mmol/L、TG≥2.26 mmol/L)的总体患病率大幅上升。2012—2015年CHS对中国29 678名≥35岁居民的调查显示，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为34.7%。2014年中国脑卒中筛查与预防项目(CNSSPP)结果显示，中国≥40岁居民年龄与性别标化的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为43.0%(图4)。
2002、2010、2011和2012年为≥18岁人群，2012—2015年为≥35岁人群，2014年为≥40岁人群
图4 2002—2015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
2012—2015年CHS调查显示，中国≥35岁成人对血脂异常的知晓率为16.1%，治疗率为7.8%，控制率为4.0%。
GBD 2017对中国人群高LDL-C所致死亡及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的归因分析显示，高LDL-C归因死亡人数中81.76%死因为IHD，18.24%死因为缺血性脑卒中(IS)；高LDL-C对IHD死亡的PAF为40.30%，对IS死亡的PAF为18.49%；高LDL-C归因死亡率为61.08/10万；高LDL-C造成的DALY为1 816.21万人年，其中归因IHD的DALY为1 394.15万人年，占76.76%；DALY率为1 285.83/10万。
CKB研究显示，LDL-C水平与IS呈显著正相关，与脑出血(ICH)呈显著负相关(LDL-C每降低1 mmol/L，IS相对风险降低15%，ICH相对风险增加16%)，上述相关性进一步被孟德尔随机分析所验证，遗传风险评分相关的LDL-C水平每降低1 mmol/L，IS相对风险降低25%，ICH相对风险增加13%；HDL-C水平与IS风险呈负相关(LDL-C和HDL-C与IS的关联相互独立)，与ICH无关；TG水平与IS风险呈较弱的正相关，与ICH呈负相关。
中国人群糖尿病患病率增长趋势显著。1980年对30万全人群的调查显示，糖尿病患病率为0.67%。2015—2017年，在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75 880名18岁及以上成人的横断面调查显示，中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WHO标准)为11.2%(95%CI：10.5%~11.9%)，糖尿病前期检出率为35.2%(95%CI：33.5%~37.0%)；采用美国糖尿病学会(ADA)诊断标准糖尿病患病率为12.8%(95%CI：12.0%~13.6%)，其中既往确诊糖尿病患病率为6.0%(95%CI：5.4%~6.7%)，新诊断糖尿病患病率为6.8%(95%CI：6.1%~7.4%)。估计目前中国大陆成人糖尿病人数达1.298亿(男0.704亿，女0.594亿)。老年人、城市居民糖尿病的知晓率相对较高，城市年轻居民的糖尿病控制率更高。
2021年，中国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发表了新的研究结果，将540名完成生活方式干预6年的糖耐量受损者分为转归为糖耐量正常组(NGT，174例)，维持糖耐量受损组(IGT，114例)以及进展为糖尿病组(DM，252例)，观察生活方式干预结束后24年的心血管终点事件发生情况。发现糖尿病受损患者在生活方式干预6年时如果能转归为正常血糖，糖尿病发病可推迟14.9年，如果血糖在6年时维持糖耐量受损，糖尿病发病可推迟9.9年。DM组、IGT组及NGT组24年后心血管事件累积发生率分别为64.5%、48.5%和45.1%；与DM组相比，NGT组和IGT组的心血管事件分别下降37%(HR＝0.63，95%CI：0.47~0.85)和34%(HR＝0.66，95%CI：0.47~0.91)[13]。
2009年9月至2010年9月，在中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的全国慢性肾脏病(CKD)患病率调查研究入选了47 204名>18岁的成年人，结果显示CKD的总患病率为10.8%，以此推算中国约有1.2亿CKD患者。其中，肾功能异常[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60 ml·min－1·1.73 m－2]的患病率为1.7%，白蛋白尿(尿白蛋白与肌酐比值>30 mg/g)的患病率为9.4%。
2015—2016年CHARLS研究纳入了6 706名≥60岁受试者，肾功能下降(eGFR<60 ml·min－1·1.73 m－2)的总患病率是10.3%(95%CI：9.3%~11.2%)。随着年龄的增长，肾功能下降的患病率不断增高(60~64岁，3.3%；65~69岁，6.4%；70~74岁，11.4%；75~79岁，22.2%；>80岁，33.9%)[14]。
中国肾脏疾病数据网络(CK-NET)2016年度报告显示，合并CKD诊断的住院患者占该年度总住院患者的比例为4.86%。CKD患病率在糖尿病患者中为13.90%，在高血压患者中为11.41%，在心血管病患者中为7.96%。18.82%的住院CKD患者合并冠心病，16.91%合并心力衰竭，13.22%合并脑卒中，4.01%合并心房颤动[15]。
2010—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在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纳入98 042名≥18岁调查对象，依据修订的NCEP ATP Ⅲ标准，发现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为24.2%。
此次调查对16 872名10~17岁儿童青少年的调查显示，依据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提出的诊断标准，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为2.4%；依据Cook标准，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为4.3%。
环境大气污染和室内空气污染是影响中国DALY的第3位和第13位危险因素。与1990年相比，2019年与室内空气污染相关的总死亡人数下降了72.7%，DALY损失下降了80.2%[16]。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02个室外空气质量达标，达标率为59.9%，比2019年上升了13.3%，六种主要大气污染物(PM2.5、PM10、SO2、NO2、CO、O3)水平均比2019年下降。所有重度以上污染天数中，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占51.3%。
一项在全国层面开展的PM2.5长期暴露及相关疾病负担评价研究显示，2000—2016年中国归因于PM2.5污染导致的死亡人数达3 008万，自2013年以来，中国每年因PM2.5暴露导致的总死亡人数呈逐渐下降趋势[17]。
基于我国272个城市2013—2015年大气污染和死因逐日数据开展的系列研究发现，随着PM2.5、粗颗粒物(直径2.5~10 μm)、O3、SO2、NO2和CO暴露浓度的增加，心血管病死亡风险增加，大气污染物暴露浓度升高还与冠心病和高血压的死亡风险增加有关。
一项基于中国22.6万名城市居民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与一直使用清洁燃料做饭的居民相比，使用固体燃料做饭的居民全因死亡、心血管病死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分别增加了19%、24%和43%。另外，厨房通风可降低19%的全因死亡风险和25%的心血管病死亡风险。
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简称'示范区')是践行'健康中国'理念、推动'健康入万策'的先导性项目。截至2020年，在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建成488个国家级'示范区'，覆盖全国17.1%的县(市、区)，已超额完成《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提出的中期指标(2020年'示范区'覆盖率达到15%)。
'示范区'建设推动政府以及全社会共同参与心血管病防控工作，带动了心血管病防控策略由高危人群策略向全人群策略的根本性转变，全人群健康素养得到显著提升，人群吸烟、超重或肥胖、身体活动不足、高血压等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在部分'示范区'得到一定控制，但以高血压、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病全程管理仍然是'示范区'建设的薄弱环节，中西部地区'示范区'建设质量较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整体差距，农村地区较城市更为薄弱。
中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推算心血管病现患病人数3.3亿，其中脑卒中1 300万人，冠心病1 139万人，心力衰竭890万人，肺源性心脏病500万人，心房颤动487万人，风湿性心脏病250万人，先天性心脏病200万人，下肢动脉疾病4 530万人，高血压2.45亿人。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显示，2019年我国心血管病死亡率仍居首位，高于肿瘤及其他疾病。2019年农村心血管病死亡率为323.29/10万，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164.66/10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58.63/10万；城市心血管病死亡率为277.92/10万，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148.51/10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29.41/10万。2019年农村、城市心血管病分别占死因的46.74%和44.26%。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管病。农村心血管病死亡率从2009年起超过并持续高于城市水平(图5)。
图5 1990—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心血管病死亡率变化
2013年中国第五次卫生服务调查显示，中国大陆≥15岁人口冠心病的患病率城市地区为12.3‰，农村为8.1‰，城乡合计为10.2‰。60岁以上人群冠心病患病率为27.8‰。与2008年第四次调查数据相比(城市15.9‰、农村4.8‰、合计7.7‰)，城市患病率有所下降，但总患病率升高。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2019年中国城市居民冠心病死亡率为121.59/10万，农村为130.14/10万。2019年冠心病死亡率继续2012年以来的上升趋势，农村地区上升明显，到2016年已超过城市水平(图6)。
图6 2002—2019年中国城乡地区冠心病死亡率变化趋势
2002—2018年急性心肌梗死(AMI)死亡率总体呈上升态势，2019年略有降低。从2005年开始，AMI死亡率呈快速上升趋势，农村地区AMI死亡率不仅于2007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超过城市地区，而且自2013年开始农村地区AMI死亡率明显升高，并持续高于城市水平(图7)。
图7 2002—2019年中国城乡地区AMI死亡率变化趋势
China PEACE研究显示，中国AMI患者的医疗过程和结果存在显著的地理差异，这种差异在2001、2006、2011和2015年四个时间节点持续存在。
中国急性心肌梗死注册(CAMI)研究分析显示，中国不同级别医院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的治疗和结局存在显著差异。与省级医院相比，地、县级医院的STEMI患者接受再灌注治疗的比例较低，发生院内死亡的比例较高[18]。
CAMI研究分析了全国108家医院的12 659例STEMI患者，结果显示，住院期间97.2%患者服用阿司匹林，97.2%应用P2Y12受体拮抗剂，97.4%使用他汀，70.2%使用β受体阻滞剂，59.2%使用ACEI/ARB。三个级别医院之间用药比例相近[18]。
中国急性冠脉综合征临床路径研究(CPACS)纳入了中国大陆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0家医院的15 140例ACS患者，结果表明ACS患者出院后规范二级预防药物的应用率逐年下降，出院时应用率为86%，1年后降至68%，2年后降至59.7%。其中，三级医院出院时应用率为90.1%，1年时降至71%，而二级医院出院时仅为79.5%，1年时降至64%。此外，收入水平较低的患者抗高血压药物和他汀类药物的应用率较低。
一项对全国不同地区53家医院3 387例AMI发病24 h内患者的研究显示，30 d内再入院率为6.3%，近50%发生于出院后5 d内。其中77.7%因为心血管事件入院，包括心绞痛(31.2%)、心力衰竭(16.7%)和AMI(13.0%)等。再入院率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前瞻性研究结果相近，但低于美国国立数据库的数据(约7.5%)[19]。
China PEACE研究表明，中国AMI患者出院后早期心肌梗死再发率较高，1年内再发心肌梗死率为2.5%，其中35.7%发生在出院后30 d内，再发心肌梗死患者1年病死率升高25.42倍，早期再发心肌梗死患者1年病死率最高(53.5%)[20]。
CAMI研究分析了2013—2016年80家收治STEMI患者≥50例且有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治疗能力的医院，这些医院共连续收治29 581例STEMI患者，住院病死率为6.3%。结合中国STEMI诊断和治疗指南及美国心肌梗死质量标准计算综合质量评分(OBCS)后显示，较低OBCS(<71.1%)医院、中等OBCS(71.1%~76.5%)医院和较高OBCS(>76.5%)医院STEMI患者的住院病死率分别为7.2%、6.6%和5.4%。
根据医院质量监测系统(HQMS)中开展心血管病诊疗的1 910家三级公立医院(占全国三级公立医院数的79.5%)和2 124家二级公立医院(占全国二级公立医院数的35.9%)的10 259 521例心血管病相关住院患者病案首页数据(不含军队、中医类医院)，2020年中国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患者为1 014 266例。
全国87家心脏中心参加的中国心脏外科注册研究(CCSR)数据显示，2013—2016年共有56 776例患者接受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治疗，接受手术时平均年龄为(61.8±8.8)岁，女性占24.6%。CABG术后总的院内死亡率为2.1%[21]。
GBD研究结果显示，2019年脑卒中是导致中国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达2 189 175人，与2009年相比，死亡人数上升了12.4%。2019年，我国新发脑卒中3 935 182人，脑卒中患者达到28 760 186人。脑卒中也是2019年DALY的首位原因，DALY数达45 949 134，年龄标化DALY率为2 412.52/10万[22]。
根据《中国死因监测数据集2020》，2019年中国居民脑血管病粗死亡率为149.56/10万，占总死亡人数的22.17%。在所有死亡原因中，脑血管病位列恶性肿瘤(162.46/10万)和心脏病(160.26/10万)之后，为死因顺位的第3位。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2019年中国城市居民脑血管病粗死亡率为129.41/10万，占城市总死亡人数的20.61%；农村为158.63/10万，占22.94%。中国居民脑血管病粗死亡率男性高于女性，农村高于城市。
2003—2019年，农村人口脑血管病各年度的粗死亡率均高于城市居民。2006—2009年，城市居民脑血管病粗死亡率增长1.41倍，农村增长1.44倍。2009—2012年，脑血管病的粗死亡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在2013—2019年又略有上升，且农村地区相对显著(图8)。
图8 2003—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脑血管病粗死亡率变化趋势
1997—2015年，CHNS对15 917名居民的分析显示，年龄标化脑卒中发病率在北方地区为4.17/1 000人年，南方地区为1.95/1 000人年，南北方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种差异存在于农村而非城市。层级模型分析提示，地区差异可用高血压患病率差异来解释。
2019年度脑血管病监测平台显示，全国31个省份共纳入291 632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住院患者，发病4.5 h内到院者rt－PA静脉溶栓率为30.4%，住院死亡率为0.4%。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上注册系统的资料统计和省级质控中心上报数据，2020年全国心脏起搏器置入86 181例，较2019年下降了4.8%，其中双腔起搏器占73%；起搏器置入适应证主要有病态窦房结综合征(55.0%)、房室传导阻滞(41.5%)和其他适应证(3.5%)。
2012—2015年CHS研究发现，中国≥35岁居民的房颤患病率为0.7%，农村(0.75%)高于城市(0.63%)，其中34%的患者为新发现的房颤，自己并不知晓。
中国脑卒中筛查项目(CNSSS)在2013—2014年对1 252 703名40岁以上成年人的调查显示，中国12%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合并房颤，以此推算，中国缺血性脑卒中合并房颤的患者超过215万人，而这部分患者接受抗凝治疗的比例很低，仅为2.2%，其中98.2%的药物为华法林。
据全国房颤注册研究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房颤导管射频消融(RFCA)比例逐年增加，2017年、2018年、2019年和2020年房颤RFCA占总RFCA手术的比例分别为27.3%、31.9%、33%和32.2%。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上注册系统资料显示，2020年RFCA手术量为102 864例，其中室上性心动过速消融比例为40.7%，房颤射频消融比例为32.2%，与2019年基本持平。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上注册系统的资料统计和省级质控中心上报的数据，2020年心律转复除颤器(ICD)置入量较2019年略有下降(4 800例比5 031例)。2020年置入的ICD中，单腔占比50%；一级预防占比53%，二级预防占比47%。
2012年10月至2015年12月，一项研究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对31 499名≥35岁居民通过超声心动图检测，发现1 309人患有瓣膜性心脏病，瓣膜性心脏病的加权患病率为3.8%，据此推测中国约有2 500万例瓣膜性心脏病患者[23]。风湿性瓣膜病仍是我国瓣膜性心脏病的主要病因，而退行性瓣膜病的患病人数近几年明显增加。我国瓣膜性心脏病患者中，55.1%为风湿性瓣膜病变，21.3%为退行性瓣膜病变。
上海中山医院的研究人员对2011年1月至2015年12月在该院接受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的325 910例患者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中诊断为主动脉瓣二瓣化的患者有3 673例(1.13%)，男性占69.1%，明显主动脉瓣功能不全者58.4%，升主动脉扩张者52.5%，主动脉根部扩张者19.2%[24]。
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在全国多地均位居新生儿出生缺陷的首位。先心病检出率存在地区差异，多为2.9‰~16‰。
一项中国新生儿先心病检出率及空间分布特征的荟萃分析纳入1980—2019年617项研究中76 961 354名新生儿的资料，结果显示全国新生儿先心病检出率持续上升，从1980—1984年的0.201‰上升到2015—2019年的4.905‰。先心病检出率从西部到东部地区逐渐上升，从南部到北部地区逐渐下降[25]。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2019年中国城市居民先心病死亡率为0.76/10万，农村为0.91/10万，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地区。
2020年，根据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循环分会收集的全国714家开展心脏外科手术医院的数据(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共开展先心病手术62 704例，占所有心脏及主动脉外科手术量的28.2%，占比呈下降趋势，首次退居为心血管外科治疗病种中的第2位。<18岁未成年患者的心脏手术量为37 665例，占2020年先心病总数量的60.1%，较2019年下降了6.5%。
2001年10月至2002年2月，中国9个省市(区)针对8 080名居民(男性4 064名，女性4 016名)的分层整群抽样调查显示，人群肥厚型心肌病(HCM)粗患病率为0.16%，男性患病率(0.22%)高于女性(0.10%)，经年龄、性别校正后的患病率为80/10万，据此估计中国成人HCM患者超过100万例；中国扩张型心肌病(DCM)患病率为19/10万。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心血管学组的调查显示，2006年7月至2018年12月国内33家医院共收住心肌病患儿4 981例，占同期儿科住院患儿的0.079%(4 981/6 319 678)，其中以DCM最多[1 641例(32.95%)]，其次为心内膜弹性纤维增生症(EFE)[1 283例(25.76%)]和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LVNC)[635例(12.75%)]；住院人数整体呈逐年增多趋势[26]。
一项研究回顾性分析了2010年10月至2019年12月产前诊断的所有心肌致密化不全(NCCM)胎儿，在49 898例胎儿中鉴定出37例NCCM，NCCM在胎儿中的检出率为0.07%。其中47%发现基因检测阳性，非肌小节基因突变占绝大多数，儿童和成人最常见的3个肌小节基因(MYH7、TTN和MYBPC3)均未发现突变[27]。
一项中国10个省市20个城市和农村15 518人的调查显示，2000年中国35~74岁人群慢性心力衰竭患病率为0.9%，据此保守估计中国约有400万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2017年，对全国6个省份5 000万25岁及以上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群的研究显示，心力衰竭的患病率为1.1%[28]。
2020中国心力衰竭医疗质量控制报告，对2017年1月至2020年10月全国113家医院33 413例记录院内转归的心力衰竭患者分析显示，住院患者的病死率为2.8%。
对2011年1月至2012年9月北京地区14家医院因急性心力衰竭而急诊就诊的3 335例患者进行长达5年的随访发现，5年全因病死率为55.4%，心血管病死率为49.6%，中位生存时间为34个月[29]。
根据2020年中国心力衰竭医疗质量控制报告，心力衰竭患者平均年龄为(67±14)岁，男性占60.8%，心力衰竭患者中瓣膜病所占比例逐年下降，高血压(56.3%)、冠心病(48.3%)成为目前中国心力衰竭患者的主要病因。射血分数降低、射血分数中间值和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分别占40.2%、21.8%和38.0%。
中国住院心力衰竭患者整体利尿剂的使用率变化不明显，地高辛的使用率受国际临床研究的影响呈下降趋势，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及β受体阻滞剂的使用率上升。RAS阻滞剂的整体使用率呈上升趋势，但因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的问世，ACEI和ARB的使用率降低。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上注册资料统计和省级质控中心上报数据，2020年心脏再同步化治疗(CRT)置入量为3 896例，较2019年下降13.9%。因符合CRT-P适应证的患者同时符合CRT-D适应证，CRT-D的置入比例在逐年增长。
根据中国心脏移植注册系统数据，截至2020年，中国共有56所医疗机构具备心脏移植资质，2015—2020年，中国各移植中心实施并上报心脏移植年手术量依次为279例、368例、446例、490例、679例和557例，6年共完成并上报2 819例(不包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2020年，中国接受心脏移植患者中，非缺血性心肌病占比为74.4%；在儿童心脏移植受者中，非缺血性心肌病占比为84.9%。2020年，中国心脏移植受者院内存活率为88.5%，多器官衰竭和移植心脏衰竭占早期死亡原因的60%以上。2015—2020年，全国心脏移植术后1年生存率为85.3%，术后3年生存率为80.4%。其中，成人心脏移植术后1年生存率和3年生存率分别为85.3%和80.4%；儿童心脏移植术后1年和3年生存率分别为91.0%和84.0%。
9.1 肺动脉高压
2007年5月至2010年10月，全国多中心研究纳入确诊的成人肺动脉高压(PH)患者551例，包括动脉性肺动脉高压(PAH)487例(88.4%)和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64例(11.6%)。PAH中各亚型所占比例分别是先天性心脏病相关性PAH(PAH-CHD)273例(56.1%)、结缔组织病相关性PAH(PAH-CTD)64例(13.1%)和特发性PAH(IPAH)150例(30.8%)。
2014年全国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多中心协作组(CSTAR)的数据表明，若将PH定义为经超声心动图测得的静息状态下肺动脉收缩压≥40 mmHg，SLE患者中PAH的患病率为3.8%(74/1 934)。
2006年以前中国没有治疗PAH的靶向药物，IPAH及家族性PAH的1年、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68.0%、38.9%和20.8%，进入靶向药物时代后IPAH的生存状况明显改善，1年和3年生存率分别为92.1%和75.1%。
9.2 肺血栓栓塞症与深静脉血栓形成
1997—2008年，中国60多家三甲医院的16 972 182例住院患者中共有18 206例确诊为肺栓塞(PE)，PE在住院患者中的占比为0.11%。1997—2008年中国PE病死率显著降低，从1997年的25.1%(95%CI：16.2%~36.9%)降至2008年的8.7%(95%CI：3.5%~15.8%)。
中国肺栓塞注册登记研究(CURES)2009—2015年共纳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医疗机构的7 438例成人急性症状性PE住院患者，结果显示，高危(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中危[sPESI(简化的PE严重指数)≥1]和低危(sPESI＝0)患者分别占4.2%、67.1%和28.7%。CT肺动脉造影是最常用的诊断方法(87.6%)，抗凝治疗是最常用的初始治疗方法(83.7%)；初始全身溶栓治疗的使用比例从14.8%减少到5.0%，急性PE病死率从3.1%降至1.3%[30]。
中国住院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风险特征研究(DissolVE-2)于2016年3~9月在中国60家三甲医院入选因内科或外科急症住院时间≥72 h的13 609例患者，其中内科6 623例(48.7%)，外科6 986例(51.3%)，根据第9版CHEST指南进行危险分层，结果发现，内科患者低风险和高风险各占63.4%和36.6%，外科低风险、中风险和高风险分别占13.9%、32.7%和53.4%。外科住院患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主要危险因素是开放手术(52.6%)，内科住院患者是急性感染(42.2%)。所有患者接受任何VTE预防措施的比例为14.3%(外科19.0%，内科9.3%)，接受第9版CHEST指南推荐的VTE预防措施的比例为10.3%(其中外科11.8%，内科6.0%)。
10.1 主动脉疾病
根据2011年中国健康保险数据进行估测，中国大陆急性主动脉夹层年发病率约为2.8/10万，男性明显高于女性(3.7/10万比1.5/10万)。
主动脉夹层注册登记研究(Sino-RAD)结果显示，中国主动脉夹层患者平均年龄为51.8岁，患病年龄较欧美国家年轻10岁左右。在治疗方面，对于A型主动脉夹层，开放手术治疗率为89.6%，药物治疗率为7.8%，腔内治疗率为1.6%，杂交治疗率为1.3%，住院死亡率为5.5%[31]。而对于B型主动脉夹层，单纯药物治疗率为21.3%，病死率为9.8%；外科手术治疗率为4.4%，死亡率为8.0%；腔内治疗率为69.6%，死亡率为2.5%。
不同类型的胸主动脉手术患者，其住院天数与住院费用各不相同。HQMS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平均住院日为15.9 d，平均住院费用为15.75万元；单纯带主动脉瓣人工血管升主动脉替换术(Bentall手术)平均住院日为23.4 d，平均住院费用为21.16万元；全主动脉弓人工血管置换术平均住院日为23.2 d，平均住院费用为27.41万元。
对中国中部地区3个城市以及2个农村社区共5 402名年龄≥40岁具有相关危险因素的人群筛查发现，腹主动脉瘤患病率为0.33%；年龄在55~75岁的人群腹主动脉瘤患病率高于其他年龄段(0.51%比0.11%)。一项横断面调查对辽宁省4个城市共计3 560名年龄>60岁的人群进行腹主动脉超声筛查，结果显示腹主动脉瘤的阳性检出率为0.9%。
HQMS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腹主动脉人工血管置换术患者平均住院日为22 d，平均住院费用为12.30万元；腹主动脉腔内修复术(EVAR)平均住院日为14 d，平均住院费用为17.84万元。
10.2 外周动脉疾病
1 下肢动脉疾病 一项中国大陆地区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显示，≥35岁的自然人群下肢动脉疾病(LEAD)患病率为6.6%，据此推测中国约有4 530万例LEAD患者。其中，1.9%的患者接受了血运重建，据此估测中国实施血运重建的例数为86万。
2 颈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 2018年中国脑卒中预防项目(CSPP)对106 918名≥40岁社区居民的颈动脉超声检查结果进行的分析显示，颈动脉中度及以上狭窄的患病率为0.5%。根据《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2019》，2018年度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上报例数为4 910例，手术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为2.79%。2018年，颈动脉支架置入术(CAS)共开展15 801例，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为1.92%。
3 肾动脉狭窄 一项18年共纳入2 905例肾动脉狭窄(RAS)患者的单中心研究发现，中国人群RAS病因包括动脉粥样硬化(82.4%)、大动脉炎(11.9%)、纤维肌性发育不良(4.3%)和其他原因(1.4%)；动脉粥样硬化由1999—2000年的50%增加到2015—2016年的85%。年龄≤40岁的患者中非动脉粥样硬化病因更多见。
4 锁骨下动脉狭窄 臂间收缩压差≥15 mmHg是预测锁骨下动脉狭窄>50%的一个强有力的指标，可用于锁骨下动脉狭窄的流行病学筛查和诊断。来自上海一社区3 133名平均年龄69岁的老年人群研究表明，臂间收缩压差≥15 mmHg的人数占1.7%。单中心研究显示，锁骨下动脉狭窄住院患者中的病因构成，在年龄>40岁的患者中动脉粥样硬化占95.9%，而年龄≤40岁的患者中大动脉炎占90.5%。
一项纳入71万例患者的大规模队列研究发现，18%的癌症患者伴有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或患有心血管病，其中13%至少有一种心血管病危险因素，5%有一种心血管病。最常见的危险因素是高血压(10.8%)，尤其是前列腺癌和子宫癌患者的高血压患病率达到了24.6%和20.6%；其次是糖尿病(5.3%)和血脂异常(1.2%)。患病率最高的心血管病是脑卒中(2.7%)、冠心病(1.7%)和心力衰竭(0.6%)。在调整年龄、性别、肿瘤分期和所接受的治疗后，合并心力衰竭的肿瘤患者预后最差，全因死亡风险增加79%；其次是心肌梗死，全因死亡风险增加50%。嘧啶类药物可导致较高的心脏毒性事件发生率(30.6%)，其中心律失常发生率最高(20.9%)，其次是心肌缺血(19.9%)。
2016年，一项针对全国医院心脏康复工作的现状调查共纳入中国大陆七大区124家三甲医院，结果显示仅有30家医院(24%)开展了心脏康复服务，平均1亿人口中仅有2.2家医院能开展心脏康复(表2)。在13家完成36项调查并开展心脏康复的医院中，有3家(23%)开展了院内Ⅰ期康复，3家(23%)开展了Ⅱ期康复，7家(54%)同时开展了Ⅰ期和Ⅱ期康复。
表2 中国七大区开展心脏康复的医院分布情况
一项关于居家心脏康复安全性与疗效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共纳入2015年7月至2018年3月335例PCI术后的冠心病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居家康复组，其中居家康复组通过智能手机及相应软件进行远程电子监控，最长随访42个月。经倾向性匹配分析发现，居家康复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因心绞痛恶化导致再住院率明显下降，运动能力、生活质量及冠心病风险因素控制均优于对照组，证明了智能手机辅助的居家心脏康复模式是降低冠心病患者心血管风险和改善患者健康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32]。
2018年国家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信息系统抽样调查，包含了在内的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 544家医院数据，结果显示，2 147家医院配置康复医学病房，病房配置率为28.46%，其中实际纳入统计的1 897家康复病房的平均床位数为41.17张。2018年全国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平均出院患者753.25人次，其中脑卒中患者241.56人次。神经内科病房早期康复(住院24~48 h)开展率为11.79%，其中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早期康复开展率为25.25%。
2009年调查显示国内康复医师1.6万名、治疗师1.4万名和护士1.2万名，2018年康复医师增加至3.8万名，护士增加至1.5万名。
2018年，康复医学科患者人均住院费用为11 222元，其中，药费2 286元，药占比为20.37%；康复治疗费用5 567元，治疗费用占比49.61%。
2020—2021年通信作者和主要作者均来自中国大陆地区，主要发表的以探索心脏和血管解剖、发育与功能/发病机制为对象的基础研究论文，涉及心肌疾病(IHD、心肌病、心肌炎、心力衰竭等)、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及生长发育等方面。其中热点研究包括心脏保护与再生、单细胞测序技术、基因治疗及机器学习等。
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批准68项医疗器械进入创新医疗器械审评通道，其中31项为心血管类产品，说明心血管领域的创新在我国医疗器械创新领域占主导地位，占比达45.6%；而且国产原创产品有58项，占比85.3%。
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批准获得心血管领域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142项，其中101项为国产产品，其中11项产品曾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审评通道。与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的数据相比(获批141项注册证，国产产品96项，其中5项曾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审评通道)，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心血管器械审批方面的速度持续加快，获批创新医疗器械占比显著增加，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目前在心血管医疗器械领域的产业化发展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2019年，中国医院心脑血管病患者出院总人次数为2 684.41万人次，占同期出院总人次数(包括所有住院病种)的14.03%；其中，心血管病1 434.88万人次，占7.50%，脑血管病1 249.53万人次，占6.53%。
心血管病患者出院人次数中，以IHD(893.48万人次)和脑梗死(827.60万人次)为主，其比重分别为36.92%和34.20%；2019年糖尿病出院人次数为461.27万人次。
1980—2019年，中国心血管病患者出院人次数年均增速为9.59%，快于同期全病种出院人次数的年均增速(6.33%)。心血管病各病种出院人次数年均增速排位依次为心力衰竭(20.66%)，心绞痛(13.02%)，脑梗死(11.91%)，PE(11.45%)，IHD(11.04%)，AMI(10.94%)，脑出血(8.84%)，高血压(7.04%)，心律失常(6.15%)，高血压性心脏、肾脏病(5.95%)，慢性风湿性心脏病(0.70%)和急性风湿热(－11.98%)。糖尿病出院人次数年均增速为13.31%。
2019年，中国心脑血管疾病的住院总费用为3 133.66亿元。其中，心血管病的住院总费用为1 773.38亿元，包括IHD 1 256.25亿元(其中，心绞痛427.84亿元、AMI 321.18亿元)、心律失常180.99亿元、高血压167.21亿元(其中，高血压性心脏、肾脏病27.61亿元)、心力衰竭130.64亿元、风湿性心脏病19.30亿元、PE 18.09亿元、急性风湿热0.90亿元；脑血管病的住院总费用为1 360.28亿元，其中脑梗死811.97亿元、脑出血296.33亿元；另外，糖尿病的住院总费用为365.92亿元。
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自2004年以来，AMI、脑梗死和脑出血住院总费用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5.99%、18.82%和13.51%；与2018年相比，2019年IHD的住院总费用增长了9.55%(心绞痛14.41%)，高血压增长了－2.03%(高血压性心脏、肾脏病7.91%)，PE增长了11.53%，心律失常增长了15.59%，心力衰竭增长了24.04%，慢性风湿性心脏病增长了－10.18%，急性风湿热增长了－9.46%；另外，糖尿病增长了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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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编写组.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要点解读 [J] . 中国心血管杂志, 2022, 27(4) : 305-318. DOI: 10.3969/j.issn.1007-5410.2022.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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