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镇上有个商品房楼盘打出广告,说‘向北8米便是市区’。现在,我们是出门右拐便是城市。”说起现在的生活,在村里生活了30多年的吴阿姨打趣说。
我的村庄郁宋村,位于上海闵行区东南部。2015年,作为上海创新社会治理的具体举措,小村正式划入了从浦江镇析出的“浦锦街道”。村庄与街道,乡下和城里,就如同村舍的灰瓦和远处的高楼一样,有些突兀,却又不失和谐地共处着。
换下跑鞋,扛上锄头,大年初三一早,80多岁的赵阿婆就麻利地收拾好“装备”,往离家不远的地里赶,“要趁着天好拾掇拾掇地里的小菜”。屋前屋后,远远近近的菜地里,不少身影也早已经忙开了。
早几年,修路、建厂、盖楼房,村里的农田已被征得七七八八。地被征走了,但习惯了种种小菜的村民却闲不下来。眼看被征去的菜地没什么开发的动静,大家便心照不宣地又在原来的地里种起了菜。“在地里忙了几十年,总想着要到地里看看,都习惯了。”
直到现在,不少已经动迁到新小区的人家,还忘不了这样的“习惯”,在楼下自家的院子里用花盆、木板围出一片“自留地”,一茬一茬地种着当季蔬菜。
只是,如今在村边菜地,很难再见年轻人的身影。“全家上阵插秧、收割,只是儿时对农忙的回忆了。”30岁出头在村里长大的小陈说,“现在要说对土地有什么情结,恐怕只是每晚餐桌上的那盘自家种的绿叶菜了。”
十多年前,大型电子制造企业进驻漕河泾浦江园。离园区不远房租低廉的村庄农舍,成了劳务公司安置大量外来劳动力的理想选择。平静的村子一下子热闹起来。腾房,改建,再搬进几张上下铺……几乎一夜之间,村上每家每户多了一个意想不到新的身份——房东。
后来,随着企业集体宿舍的改建落实,工厂的工人不再是村庄租房的“主力军”。但是,周边商业开发带来的租房需求却有增无减。出租房子,理所当然地成了村民们的“副业”。
从过去60元一张床位,到如今400-600元一间房,租房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也带来了过去没有的烦恼。“人多了,村里环境不如从前好了,连地里的菜也常常被人半夜拔了去。”村民老陈说。
与这些生活上的烦恼相比,村民出租房的压力更多来自“拆违”。年前,街道就下发了拆违工作告知单,刚过完年就派人测量违建的面积。“拆了也好,拆了门前能敞亮些,说不定村里的环境也会更好一些。”做了十几年房东的村民,对这次“动真格”的拆违行动有些释然。
站在村口的小路上,向各个方向眺望,几乎都逃不开远处高高低低的大楼。对于在村里长大的小蔡而言,她对于村庄的记忆也似乎慢慢被高楼所挡住,“稻田没了,可以摸鱼抓虾的水渠没了,去年小学上下学每天都要经过的石拱桥也没了”。
但回不去的童年背后,并不全是伤感。与高楼共同包围而来的,是现代化的便捷生活。离家几百米就有两家大超市,步行10分钟就能到三甲医院,更别说2009年就修到家门口的地铁了。那种祖辈口里“骑两小时自行车去市区上班”、“到处托人找车去大医院看病”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住在村里,活在城里,已是村里年轻一辈共同的生活注脚。他们大多拥有体面的工作,工作之外,逛街、购物、看电影,和城里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我还是常常怀念小时候在田间地头奔跑的日子”,小蔡说,“可惜我的孩子这一辈,恐怕不会再有这样的乡村记忆了。”
(陈慧)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