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从湖南大学考入南开大学，师从刘泽华师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当年正值《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有幸得到先生的签名。我请先生写一句话，他在扉页上写下了“在别人停止思维的地方展开自己的思维”。二十多年过去了，先生所讲的许多话可能忘记了，但这句话却一直记在我心里，成为我从事研究的座右铭。先生时常教导说，做研究时，要在大家都认为可以的时候，你自己追问一个“为什么”，有无再值得挖掘的地方。
现在一些学者稍微做出点成绩，就被冠以某某学家，泽华师对此有着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凡是某某学家必然在此领域有自己的思想。国内史学界曾经以南北二陈形容两位国内史学大家，但先生认为南方的陈有自己的思想，应该是史学家；而北方的陈尽管擅长考证功夫，应该不算史学家，确切地说应该是史学专家。他清醒地认识到，将来历史考据的很多工作可能会被计算机代替，更显示出学术研究中要有思想、有灵魂的重要性。
多年以后，我也做了老师，在读到丹尼·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时，发现了与泽华师类似的表述，贝尔曾经对学者与知识分子作了区分，他认为学者限于知识或传统的某一领域，把过去积累的、检验过的知识叠加在一起，就像镶嵌画一样，很少把“自我”融入其中。而知识分子则是始于他的经验，他对世界的感知，他所拥有的特权和被剥夺的权利，然后把这些感觉综合起来对世界做出判断。在学者遍地的当今，泽华师是少有的知识分子。他不仅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而且提出了王权主义支配中国古代社会的观点。面对主流的观点，他敢于提出自己的质疑。在大家歌颂帝王、崇拜圣人、赞扬清官时，他能够发现其隐藏的王权主义；在国学热的情况下，他敢于质疑国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的合理性。因为泽华师对历史现象不断求真，使我们对他更加崇敬。
现实生活中的泽华师是和蔼可亲的，展现出人生的另一面。泽华师能够轻易拨开历史的迷雾，发现历史的真相，但面对现世的人他却傻傻分不清。北大的张中行教授曾经形容梁漱溟先生戴的眼镜是GOOD公司生产的，看到谁都是好人。泽华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位同门曾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向先生抱怨某个学者的品行如何有问题，没想到最后先生却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人宋史研究得还不错。可以说，先生的眼里无坏人，在与人相处时，他总是看到别人的长处。这么多年以来，泽华师在学术界因为有极高的名望，许多人为了求学、求职、发文章、申请课题找到他，他都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泽华师曾经担任过历史系主任，如果学生不愿意学历史，只要符合转系的条件，他都大力支持。有位转到法学专业的学生直到现在仍然对他心怀感激。曾经先后有两个学生考到泽华师门下，但是对其他老师的研究领域更感兴趣，于是想转投到其他老师门下，对于学生的“背叛”，他不但不生气，反而帮着他们联系导师。
泽华师一生不抽烟，不喝酒，吃饭忌食咸辣，甚至对花粉过敏。作为弟子，逢年过节给先生送礼是一件难事。曾经有一位师兄来津，总觉得要送给先生点东西，曾问及我是送烟、酒、鲜花还是请吃饭？都被我一一否决，最后只好作罢。尽管泽华师一生不崇圣，也不盲从圣，但泽华师的学问高深，道德高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确是当今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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