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城，不朽之城，是人类建造的最长防线。
一部长城史，就是半部中华文明史，也是中国历史的百科全书。
长城，以山为骨，以河为脉，东起沧海，西至瀚漠。中国历代长城长度为21196.18千米，是文献记载的四倍，比北极到南极的距离还多一千多千米。
总长约为573千米的北京长城，是万里长城的精华段。而八达岭长城则是北京长城的精华，被称作“玉关天堑”和“北门锁钥”，是长城中保存最完好，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段。
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军都山关沟古道北口，为居庸关的重要前哨，古称“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
中国最早的城墙是城头山（湖南澧县），最早的长城雏形是楚国的“方城”防御体系（楚方城，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即来源于此），由山岭、小城、关隘组成。
长城，从春秋时期开始修建至明末结束，前后两千多年，贯穿十几个朝代，既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中华文明的生存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也对中国古代国防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积淀出极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因而，长城成为中华民族国防精神的载体和图腾。
载体是指某些能传递能量或运载其他物质的物质。
在社会科学领域，载体还包含途径、方式、方法及表现形式之意。
物质是精神的载体，同时也是精神的根源。物质是“体”，精神是“魂”。二者不能分离。
国防精神也有一个“魂”与“体”统一的问题。国防精神作为一种文化要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性载体，来获得其外部的表现。
这些载体，就成为国防精神文化的存在方式，即国防精神的表现形式。国防精神需要借助这些载体来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感悟。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发展中形成的国防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这种国防精神之所以能扎根民众土壤中，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关键是有其载体做支撑。
国防精神载体具有多种形式，如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遗物、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国防精神就是以其为依托体现出来并在国防实践活动中不断得以传承和发展。
历史遗物主要是指人类历史遗存下来的文献典籍和建筑物，由于它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便成为人类精神文化的最主要载体。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指出，文化传承载体有两种：一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另一则是人工兴建的建筑物，如万里长城、嵩山少林寺等。
长城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更是同时代中华民族国防精神的重要载体。
长城积淀出丰富的思想内涵，鲜明地体现出构筑者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形成中华民族众多的国防精神元素：如设边固防、领土必争和整体防御的国防观念；誓死保家守土的爱国精神；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防备精神；全面思考，整体布局，实现系统防御的国防思想；战胜强敌、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励精图治、锲而不舍、知难而进、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开拓进取精神；制止一切侵略战争和杀戮，实现和睦相处、融合发展的和平精神等。
长城蕴含的这些国防观念、国防思想和国防意志等众多精神内涵，无一不是中华民族国防精神的重要元素。
它们都按照修筑长城的历史朝代，层次分明地积淀在长城“记忆”里，使其承载丰富的国防精神内涵。
由此可见，中国长城沧桑的发展史、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漫长艰辛的国防实践历程，都足以使其承载着中华民族同时代国防精神的重要载体和历史丰碑，是蕴含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宝藏。
图腾，英文是“totem”，意译为“我的血亲，种族”。1903年，学者严复在翻译《社会通诠》时，首次将“totem”译为“图腾”。
中国学者普遍接受图腾概念和图腾理论，并认为中国古代也存在图腾现象，如中华民族对龙的特殊信仰和崇拜，已经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今日的图腾是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代表着凝聚力和美好理想，是人类具有广泛象征意义的标志。
在当今现实生活中，人们用一种寓意深刻的实物作为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一次活动或一种精神的标志时，这个实物仍然具有图腾意义，但都是广义的图腾。
国防精神是国家及其成员在国防实践中形成的与国防需要相适应的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的意识思维和心理状态的总概括。它在国防实践中体现为国家及其成员的国防观念、国防思想、国防意志等复杂的心理活动。
因此，在理论研究中，人们要准确地阐释和概括一种具体国防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境界时，往往要运用较多文字和语言。
但在现实中，人们在表达一种国防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境界时，不可能经常用繁多的文字或语言进行阐述，而是借用一种寓意深刻而又恰如其分的实物进行简略、直观、准确的比喻和象征。这种用于比喻和象征的实物形象就是国防精神的图腾。
中华民族从远古走到现在，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并创造五千年人类文明史。这一切，除了得益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更主要得益于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精神和国防精神。
这些丰富的精神文化都无一例外地在我们民族发展壮大的实践活动中展现出来，同时也体现在历史遗存物、历史事件及杰出人物等载体当中。这些载体所蕴含的精神文化，对中华民族的今天的发展和强盛依然产生着重要影响。
作为创造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民族都会通过历史遗存保留下来一些自己的文明进程和特殊经历。其中，有一些遗存物因为对这些历史进程和经历反映的集中性和典型性而成为该民族精神的象征。
长城即是如此。时至今日，长城所体现的国防精神仍然在现代国防建设中不断得到弘扬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国防精神的象征。
从秦长城、汉长城乃至浩大的明长城，长城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却无法阻挡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
北京的居庸关长城始于秦代。现存关城是明初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规划创建。在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上以“就地取材、因材施用”原则，创造出许多种结构方法。
修建城墙时在灰浆中加入糯米，糯米将灰浆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过去石灰陈化工程需要几个月，现在改良以后一天就可以。
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又修建600千米长城。戚继光把修建长城推向极致，使用最先进的窑炉烧制高质量青砖，坚固耐久，一个半月烧制，批量生产，每个窑厂每月生产25万块。明长城8800千米，在一千千米传输信息只需要3个小时。
到了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并建立满蒙同盟，长城亦随之纳入其版图之内，不再是实质意义上的人造北疆，对外军事防御功能衰退，但对内封锁功能进一步加强——人们固有印象中，清朝并没有修建长城。实则不然。
实际上清朝修建的长城规模相当大，地域跨度相当广，却因行使的主要不是军事防御功能，而是对内封锁功能，保持满洲的龙兴之地，保证东北地区不被汉人侵扰，导致清长城建筑相对粗糙且形式单一，进而保存不多，鲜被提及。
但在鸦片战争后清廷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廷采纳黑龙江戍边爱国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从此在开禁放垦，鼓励移民实边，以振兴关外经济大背景下，长城对内封锁职能亦已丧失。
长城在军事与经济实用功能逐渐消退的背景下，却同时完成文化精神作用不断增强的历史演进。
尤其是进入近代，长城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实现由实体建筑到精神意志的形象跨越，突出表现在抗战时期。
1933年3月至5月，中国国民政府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等），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抗击侵华日军进攻。这也是“9·18” 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
虽然战事失利，但实则阻止并延缓日军侵华进程，以此形成国民政府与伪满洲国划界而治的局面。
因此，长城在近现代中国救亡时期被赋予全新内涵——不再作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对抗的军事产物看待，而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对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与斗争精神的凝结象征。
随着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传遍大江南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歌词咏唱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与抗争斗争一并激发，中华民族在完成最终构建的同时亦与长城形象产生联结，长城因而成为中华民族最鲜明的象征。
如今，以至于在现代生活中那些拯救人民与危急时刻的武装集团、社会团体被誉为“钢铁长城”。可以说，至此，长城已经成为具有图腾意味的现代国防精神的标志。
从军事设施到名胜古迹，从人造边疆到民族象征，从实体建筑到精神意志，长城历经风雨两千年的中华历史，见证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锋，亦见证冲突下的交流融合与中华民族的诞生，最终在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特别是在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中实现长城精神的重塑，成为中华民族的国防载体和精神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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