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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作为专业性极强的大型国有企业,在一些人眼里总有一种抹不去的“神秘感”。特别是内部管理中,那些留有岁月痕迹的东西,还是令人费解的。在铁路联控作业的“呼唤应答”中,将“1读幺,2读两,7读拐,9读勾,0读洞”,是源于军队对读取数字时,怕造成混淆而规定的读法。纵观京绥铁路(现京包铁路)现存的历史痕迹,细心的人可以发现,铁路沿线各站建筑风格不尽相同,为站房题字的都是名家和重要历史人物,字体各有千秋,但是下面担任配角的西洋“字码”差异却较大。有的人说是英文,有的人说是罗马字母,有的人说是汉语拼音,甚至有的资料称其为“英译蒙语地名”。可是细细端详,用英、汉等方式反复尝试,找不出“拼写”的规律,其写法差距也较大。京绥铁路的首段京张铁路开通前,詹天佑、关冕钧等工程实施者为各站题写站匾。詹天佑为西直门、清华园、张家口等车站题写了站匾。关冕钧为青龙桥、康庄、怀来、沙城和下花园5座车站题写了站匾,站匾右侧上方均写有“光绪戊申秋季”,也就是1908年秋季题写的,站名下方均配有西洋“字码”。从1908年题写“青龙桥车站”下面有“CHINGLUNGCHIAO”字样,刻有“中华民国四年六月”;“堡子湾车站”下面“PUTZEWEN”字样;1921年建成的白塔车站,站房上嵌有民国十年陈世华书(时任京绥铁路局局长)的匾额“白塔车站”下面有“PAITA”字样。三个车站分别在京张段、张集段、集呼段,车站建成最长相隔15年之久,舶来的西洋文字难免有所“变异”。事实上正是这十几年,经历了西洋文字的“变异”过程,三种字母都起源于拉丁字母,真可谓是同宗不同族。经过反复查证文史资料考证,以及使用英文字母、汉语拼音进行简单对比,认为“CHINGLUNGCHIAO”是当时盛行的“威氏拼音法”。“威氏拼音法”是1867年英国人威妥玛·翟理思(后任英国驻华公使)等人合编的,以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创立威氏拼音法规则。也有习惯将其名字译成托玛斯·韦德,又称为“韦氏拼音法”。“威氏拼音”的标音对象则是更有代表性和实用性的北京官话,虽然保持了接近英文拼法的一些特点,但是并不完全迁就英文的拼写习惯。从而,成为中国地名、人名及事物名称外译之译音标准。1906年春,在上海召开了“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法进行统一和规范。会议决定,基本上以翟理思所编《华英字典》(1892年上海初版)中的拉丁字母拼写法为依据,也就是威式拼音法。为了适合打电报的需要,会议还决定在“威式拼音”的基础上进行简化,此种拼音被称为“邮政式拼音”。此法,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继续使用,它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拼写中国地名时最常用的系统。由此可见, 1915年前后建成的堡子湾车站,其站匾的题写用的应该是,以威妥玛拼音为基础的“邮政式拼音”。五四运动前后,在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影响下,《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讨论文字改革,提出采用罗马字(拉丁字母)拼音的问题。钱玄同、周辨明、林语堂、许锡五等也都提出了各自的罗马字拼音方案,推展国语教育。经过创始期,到1918年至1925年,国语罗马字为实验期,有些语言学家主张模仿西洋教士所创之罗马拼音符号以代表汉文,或辅助汉字发音,遂渐发展为国内各中文字典内注音、人名、地名等的标准译音符号。1921年建成的白塔车站正处于国语罗马字的“实验期”阶段,这样看来,“PAITA”与前面的拼法不一样,应该是“国语罗马字”。也有人容易将威妥玛式拼音、邮政式拼音、国语罗马字混为一谈。事实上业界也在强调,邮政拼音并不等于威妥玛拼音,更不是国语罗马字,主要区别是在方言发音上,同时威妥玛式拼音多用于官话音,充其量是“一脉相承”吧。1928年9月26日,中华民国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公布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方案——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由于种种原因流传时间较短,但是以注音字母影响最大,也给汉语拼音方案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推广普通话,普及大众文化知识的浪潮中,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根据群众意见并得到领导同意,原则上决定采用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新中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诞生了!这就是汉语拼音,逐步取代了威氏拼音。而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各车站站房上基本不标注“拼音”了,只是在站名牌上有汉语拼音。到了1984年5月31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后,京包铁路内蒙古境内各车站的站名前标注“蒙古文字”,成为铁路文化一大特色。如今的包头东站是由京绥铁路终点站——包头镇车站发展而来的。几经完善,2020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印发《铁路线路、车站、桥渡隧名称管理办法》。在第十条关于车站命名规定中,要求“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使用规范文字。省级民族自治区内的车站,还应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文字书写规定,在站房和站名牌等并列该民族文字规范书写形式。”第二十二条,铁路车站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除“站”字拼写为“RailwayStation”外,其他以国家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统一规范。然而,“RailwayStation”,这一句外来语就将老百姓俗称的“火车站”定格于一百多年中国铁路发展轨迹中。说到京绥铁路,不能不提詹天佑。詹天佑从小“留洋”,思想开明、务实,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统一”。在修筑京张铁路时,结合实际使用苏州码子,就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的实用主义者的典范。大约在13到14世纪阿拉伯数字传入我国,被国人称作“洋字码”,但由于我国当时记账所使用的为竖式账本,加之,当时的中国铁路工人对阿拉伯数字比较陌生,但对中国传统的数字——苏州码子最熟悉。国人已经习惯使用苏州码子,书写起来比较顺手、方便,所以詹天佑在组织修筑京张铁路时,仍然沿用了一段时间的苏州码子。根据《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中的记载,京张铁路全线开通时采用的标志,有里志牌、桥志牌、坡道牌、道拨牌和放汽牌共五种使用了苏州码子。这样,中国人建造的京张铁路满满是“中国元素”“中国文化”,体现了清政府官办铁路的性质,也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标注苏州码子的历史文化遗存,见证了中国铁路百年发展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州码子牌停用,统一改为阿拉伯数字,此里志牌的阴刻被水泥抹平,其上被刷上阿拉伯数字,作为公里标使用。那块刻有“〣三上(33上)”和“〣二下(32下)”的标志,是京张铁路早期的“坡道牌”,表示该位置为1/33的上坡和1/32的下坡,恰好印证了京张铁路青龙桥人字形铁路的大坡道。苏州码子,也叫草码,花码、番仔码、商码。苏州码子脱胎於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算筹,也是唯一还在被使用的算筹系统,产生于中国的苏州。据《中国通史》第八卷、第五节《中国数码和零的符号》记载:“我国在商周时期已出现记数的符号,但在很长时期内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用于记数和演算的数码。至唐代才开始用数码记数,宋元时期逐步得到完善,其使用也更加普遍。”>> 京张铁路建成之初沿线使用的标志牌,石碑上的神秘符号则是使用苏州码子,标识的数字显示下行坡度:1150
苏州码子,是中国数字文化演变的产物,是阿拉伯数字在我国广泛使用前的一种简便、快捷的记录数码。在商业、金融及普通百姓生活中特别是使用竖写账本的记帐被广泛应用,因其形象性很强,上至官宦下至商贾和黎民百姓即便是文盲,也极易掌握,而且能熟练地书写,所以又被称之为“商业数字”。据说在港台地区的街市、旧式茶餐厅及中药房偶尔仍然可见,也仍能见到一些小商小贩用苏州码子的标价方式。随着阿拉伯数字普遍使用,苏州码子作为中国数字文化的一个代表,虽已逐渐消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在中国数目记录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2023年,在即将迎来京绥铁路全线通车一百年之际,回首过往,百年铁路无处不在地“烙下”了中国文化的印记,述说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直至“汉语拼音方案”实施之前的许多年,几乎不再有人“发明”新的字母拼音方案。一套音标,伴随着铁路的建设和发展,能够历时100多年而不衰,必有其自身独到的长处和优势。文化的变迁,似乎让世人铭记,解放前中国铁路建设砥砺前行的艰辛,是京张铁路开启了中国铁路建设的新篇章;又昭示国人,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迅速,对铁路这个开放的行业发展的影响之深、之大,正是“文学革命”标示着现代文学的起始。这是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地方,也算是十几代中国铁路建设者,为后人留下的带有“民族特征”的文化遗产。
文章来源:《物流时代·资源与物流》2022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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