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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解千愁:无知一
       
       
       美国加州大约10年前,有一位黑人金(King)被白人警察殴捕,这个过程恰好被人用录像机录下整个过程。但在法庭上,为警察辩护的律师却将那盘记录了殴捕现场的录像带逐段分解(当然是按照有利于被告的方式),说明警察的绝大多数动作是合理的。金(King)总有逃跑或反抗的姿态,而警察只能做出那样的反应等。最后陪审团宣告警察无罪,大违人们一见此录像带的常识反应,于是引起一场黑人暴乱。
       
       上面不是在讲故事,而在描述一个历史事件。这里面反映了几个问题1.具有两个对立面;2.历史被切割;3.倾向性;4.愚人常识。
       历史既可以描述成诗情画意的,也可以描述成凶残杀戮的,你也可以把历史说成是厚黑史。
       
       通过这个历史事件,我来理解历史认知和人类本身的问题。
       历史是由无数事件组成的,无数事件所组成的历史其复杂性后人往往是低估的,历史常常带着面纱,以模糊甚至扭曲的面目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不但有她的复杂性还具有随机性和倾向性,她常常表现的难以理解,难以预测。她让我们看到了结果,但是她未必让我们看到导致历史事件的幕后原因,也就是历史事件发生器。
       比如,我们看到了两个K线图形(就是已发生过的历史)几乎一样的大牛股,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只要走出这两个图前半部的类似图形个股,我们就推测其一定会走出相似的后半部的大牛走势。事实上,这两个图形(就是两个历史事件)幕后的发生器可能大相径庭。
       金融领域里许多历史事件的背后都充满了离奇的因果关系(政策的或者欺诈的或者别的原因的),而有些所谓专家的解释会更加背离历史的原貌,特别是某些专家最擅长的“切割历史”(筛选和归纳)。事实上在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之前本来就存在着无数个事实,然而只有很少的一小部分会在后来你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中会有帮助(如中国的房地产事件)。我们的毛病就在于,我们自以为自己可以知道一个超出我们认知的更为复杂且具有随机性的世界中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在历史书中和在图表中感觉到的要比我们在经验现实中感觉到的显得清晰和有条理,其实我们是在后视镜里看东西(读史书看图表让我们觉得我们比经历历史的人更聪明更了解并且更能应付当时的历史状况)。  我们还喜欢高估事实性信息的价值(信息过度反应),一些学识渊博的学者经济学家本身就有缺陷(他们写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不停的传递给我们),尤其是在他们在进行分类(筛选和归纳)的时候。
       我们除了过度专注于已知知识以外,我们自身还有个弱点:习惯于学习精确的东西,而不是总体的东西。爱因斯坦说:不是每件可以算数的事都可以计算,不是每件可以计算的事都可以算数。数学法则只要与现实有关的,都是不确定的;若是确定的,都与现实无关。我们蔑视抽象的东西,只喜欢具体的答案。我们喜欢规律,但我们却不善于学习规律的规律(超超规律)。我们喜欢计算的貌似科学和严谨的东西,但却不愿思考影响计算的幕后原因。其实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
       我们与生俱来就存有某些倾向性,我们具有只关注我们认为有道理的东西的倾向(加州案例中的公众,反应的是人之本性。律师采用的是反其道的方法)。  我们把时间花在讨论琐碎的事情上,只关注已知和重复发生的事物。(如,现今热门的通胀啦滞涨啦房价啦银行利率啦,纯技术派(其实是一根筋派)更傻,只关注已经成为历史的某个特定的图表,期望着重复发生。)
       我们喜欢把极端事件和“非常不可能发生事件”(稀有事件)当作“意外事件”来置。我们真正受到打击和毁灭的恰恰是这些“意外事件”,即极端事件和“非常不可能发生事件”。其实我们不知道的事比我们知道的事更有意义,不被预期发生的事件,带来的变数更大。
       对于极端事件和稀有事件,我们存在着有两种认识观:第一种是,排除不正常的现象,只关注正常现象。研究者不理会意外事件,只研究正常案例。第二种方法是,为了理解一种现象,我们首先考虑极端现象,尤其是当它们有非同寻常的效应积累的时候。我称之为具有突破性性质的事件,在这些突破性发生以后影响重大,历史原有的轨迹和进程可能受到影响的事件。
       我们人类天生就有筛选的本能,你接受的信息越多(大多是不起关键作用的),你就会形成越多假设,你的结论就会越糟糕。我们的头脑是非常了不起的解释机器,能够从几乎所有事物中分析出道理,能够对各种各样的现象罗列出各种解释,并且通常不能接受某件事是不可预测的想法。我们想找理由,我们总能找得到理由(波普语)。我们有切割历史为我所用的天生本领,我们很难综合的总体的思考事件(这需要高度逻辑和抽象思维),而信息的泛滥更加弱化了我们判断的能力,我们的大脑被割裂成了不统一的分块。
       我们人类的思维是有惯性的,一旦形成一个观点,我们就很难改变,所以那些推迟形成观点的人更有利。当你以糟糕的证据为基础形成观点时,你会很难解释与这些观点矛盾的后来发生、出现的信息,即使这些新信息更明显、更准确。你会排斥自己做新的更贴合实际的分析。在我们没有搞清楚事件的发生器以前,不要轻易的下结论,更不要轻易下死论,一旦如此,就形同在我们的大脑中又打入了钢钉,灵活运转适时适当调整做出更正确判断的机能被钉死以至僵化。
       总结了我们人类的一些问题后,我们再来重新反思开篇的案例。
       爱因斯坦说:常识就是人在十八岁之前形成的各种偏见(这个偏见是指被驯化的思维)。加州案例公众普遍的“常识”是警察有过,正如我在《无知》文里引用的教授和肥托尼的对话故事,大众就如教授是在框架内思考,辩护律师和肥托尼则是在框架以外思考。当任何常识被击破的时候,人们都表现出震惊和不可思议,反过来说,突破常识所表现出来的“非常不可能事件”,一般都具有震撼性,爆炸性,破坏性或创造性。
       在这个案例里我们看到,当历史被切割后,事件的性质与事件的原貌发生了严重偏离。这个案例是故意的切割,然而在我们的现况是,我们非常善于将复杂的历史做出随意的切割,其效果是一样的,让复杂的历史更加偏离历史的原貌。当无所不能的专业的学者用貌似科学的方法做所谓严谨的分类(筛选和归纳)切割时,这种偏离将更加严重。
       一个事件如果涉及到群体的观点,那么群体的倾向性会表现的很明显,因为群体总是喜欢以某种习惯,某种常识,某种“自明”的东西做依据,并且相互施加影响。
       莫里哀:一个知道得太多的傻瓜比无知者笨两倍。
       爱因斯坦: 宇宙中最不可理解的是宇宙是可以理解的。宇宙中唯有两件事物是无限的:那就是宇宙的大小与人的愚蠢。而宇宙的大小我却不能肯定。
       波普尔:世界是不被决定的,世界具有倾向性。
       一笑解千愁:我们切割了历史,却被历史切割了大脑。
       我建议我们尽可能的避开:自上而下的,程式化的,封闭的思维模式。尽可能多采用:自下而上的,开放思维的,怀疑的,经验的思维模式。
       我们始终记住,即使我们人类不断取得知识上的进步和成长,但是未来仍然不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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