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

转型发展需要理论创新
　　林尚立
　　从根本上讲，转型发展是发展范式的转变，其中包括理论范式、技术范式、体制范式等的转变。转变的诱因不外两个方面：其一是既有的发展范式遇到瓶颈、甚至出现危机；其二是新的发展范式在理论上、技术上或体制上出现可能。如果两个诱因中，只有前者，没有后者，转型必然是无方向的；相反，如果只有后者，没有前者，转型必然是无动力的。
　　纵观当今世界，一方面是还在蔓延的世界金融危机呼唤着价值反思、体制变革与科技革命；另一方面，新技术的累积以及新兴国家的壮大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的气象。在这样的场域中，转型发展就成为世界各国摆脱危机冲击，重新跃上一个新的制高点的必然战略选择。对各国来说，这个战略的成败决定着国家的未来。从这个角度讲，转型发展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赶超型国家的新一轮竞逐。
　　当转型发展成为世界发展大潮流的时候，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就不是要不要转型的问题，而是如何借助转型发展而实现超越的问题。当然，与发达国家不同，当今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十分复杂，在人类发展的多重历史维度中，都可以找到中国的影子。转型对中国来说，既是解决发展带来的问题需要，同时也是实现跨越式的创造性发展的要求，它既要回应过去，同时也要开辟未来。这就意味着中国转型发展是多层面的，也是多使命的。多层面体现为，不仅需要理念与范式的转型，而且需要技术与体制的转型；多使命体现为：既要解决不发展、乱发展的问题，也要解决快发展、发展好的问题。对于真正崛起的中国来说，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平稳渡过快速现代化所带来的转型痛苦期，而且关系到中国能否借后发优势在转型中占得先机，实现整体跃升，站上高位。
　　对中国来说，转型是关键，发展也是关键。要使得转型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最基本的前提有四个：即政府有效，市场有为，科技有力，社会有劲。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在这四个前提中，充分发挥社会的作用，使社会成为既能稳住发展大局、又能开创发展新篇的强劲动力最为重要。强调这一点，不仅仅是出于理论的逻辑，而且也是出于中国现实发展的逻辑。
　　改革开放使中国在国家体制之外，孕育了一个全新的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表明，市场经济发展在改变国家权力结构与运行逻辑的同时，也孕育出与国家相对独立的力量，即社会。具体来说，就是基于人们自主生产和交往所形成的组织体系。正是这种社会的出现，使中国的发展有了自己的根基，其内在动力结构逐渐回到常态，即从单纯的国家推动转型为以市场为中轴、以国家和社会为两轮的“双轮驱动”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社会发育与成长，不仅能够带来双轮的均衡，使得国家与市场由此得到进一步发育和成熟，而且能够大大增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引擎动力，使理念、体制与技术的变革成为发展的必然。事实上，2006年党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候，就已经将社会的力量作为国家实现转型发展的核心力量，从而形成了以企业为核心建构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新战略。
　　当代世界的发展潮流以及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转型发展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综合转型与变迁。这个过程固然需要技术革新、制度变革以及组织再造的推动，但最为根本的是把握综合转型与变迁所需要的理论建构。不仅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来说是如此，对中国的政府建设、社会发展、市场完善来说也是如此。在这里，理论创新的根本使命，在于探究事物发展和变化的合理性所在，从而在无机中探寻有机、在现实中探寻合理、在多元中探寻一体、在散乱中探寻秩序、在危机中探寻机遇、在虚拟中探寻逻辑。可以说，理论能走多深，直接关系转型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自觉与自信，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超前与超越。当然，理论不能离开现实。理论创新的基础与动力，来自对现实的深刻把握和科学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型发展背后需要科学力量有强大的发展，这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而且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所以，在今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互动，实现科技与社会、思想与战略、政策与技术的协同，已成为理论创新和科学力量倍增的关键所在，各国都努力由此建构转型发展的逻辑起点。在这方面，中国必须有更大的决心、有更系统的战略、有更有力的措施以及有更加努力的奋斗。
　　(作者为复旦大学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