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西方大陆在蒸汽机的轰鸣声中迎来了巨大的发展，自由的思想在这片日渐繁荣的土地上慢慢滋生，横跨各大洲的大帝国开始建立，相较下，东方大陆却依旧停留在刀耕火种，田园牧歌中，被西方远远甩在身后。19世纪的东方，不只是清朝落后，一衣带水的日本也处在闭边锁国的封闭政策之中。幸运也不幸运的是，日本更早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为自己的落后付出了代价。黑船事件以后，日本痛定思痛，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变革，这就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之初，当时整个日本社会面临人口过剩，经济不景气的情况，还背负着巨大的债务，为了能够实行“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日本实行了所谓的海外发展论，向国外输出劳动力，出售商品和购买原料，从而获得大量的金钱推动改革。明治时期，日本的海外发展方向主要为东南亚，所以也被称为“南进论”。
19世纪的东南亚，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迅速成为了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购买原材料和倾销商品的中转站。尤其是新加坡地区，更是成了英国的橡胶出口和加工基地。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进入，其中又以华工最多。这些劳工通常都是青壮年男性，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性劳工急需要找到生理需求的宣泄渠道，为娼妓的移入提供了广大的市场。这就为日本的海外扩张和贸易发展提供了机会。当时的日本工业刚刚兴起，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价格，在整个世界市场上都没有竞争力。于是日本政府在默许，甚至带有鼓励的性质，开始了以“娼妓”为先头部队，日本商业、贸易业紧随其后的发展模式，因此“南洋姐”也被称为娘子军。娘子军进入某地以后，她们很难适应当地的风土人情，她们需要日本制作的各种食品、饮料、衣服等，因此以南洋姐居住点为中心，会慢慢开设各式日本商店，包括杂货店、和服店、照相馆等等。
随着实力的增长，这些店铺开始向除日本人以外的欧洲人、华人、当地居民服务，日本商品需求越来越大，又慢慢吸引大型商社、船舶公司、银行等进入当地，最终完成对这些区域的经济扩张。另一方面，南洋姐和妓院经营者的收入不菲，她们会将收入的一部分汇款给国内的亲人，或者借给其他日本人，进行消费，投资，既解决了日本国内人口过剩的问题，又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在明治时期能够快速发展，和南洋姐们发挥的娘子军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拿军事来举例，1891年，日本向英国提出要购买“吉野号”军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战舰之一。当时日本经济还极度落后，天皇一家都节衣缩食，国家基本是拿不出钱来购买的。那最后购买“吉野号”的30万英磅从哪里来，其中有一大部分正是由这些南洋姐们赚来的外汇。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些事实上充当着日本扩张先遣军的南洋姐们在一战以后却被视为了日本的耻辱，认为她们的身份是在给“一等国”蒙羞。在“废娼请愿书”中写道：“现在正玷污日本声誉的偷渡出国的卖淫妇女...对富国强兵的东洋霸主，并向外海伸张正义的大帝国而言，可谓是永久性地玷污了国旗。”
在明治维新富国强兵的强烈光环后，这些曾经为了日本近代能快速发展而作出牺牲的女人，从当时光荣的“娘子军”变成了“卖淫妇女”，一部南洋姐回到国内，受到了家人以及整个社会的遣责和唾弃。当然，我们不能片面夸大南洋姐的历史作用，不能将其当成开功拓土的功臣，却也不能将其简单看成是“卖淫之罪恶深重”的“堕落之妇女。只能说，南洋姐是在日本近代社会剧烈变革中一种特殊的历史产物。有人统计过，明治时期日本向外输出的南洋姐有数十万之多她们中很大一部分埋骨他乡，却无人拜祭。作为耻辱，她们在国内也没有显眼的记录，我们只有从散落世界各地的墓碑中了解到她们的存在。
孤零零的墓碑伴着风中飘零的野花，诉说着这群可怜人的孤独和感伤。曾在东南亚从事橡胶园种植的学者长田秋涛，在他的《图南录》中写道：鲜花一枝，图剩残骸，连祭拜她们的子孙也没有。她们的遗骨，暴露于异国他乡的风霜雨露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无名的墓地，直至腐朽。承受着如此悲惨命运的这些女性，依然在卖笑，卖唱。这些笑声，可声，这些痛楚，映现的是血一般的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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