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在广义上是指1843—1883年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手稿及相关的文本，狭义上则专指1857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入以叙述为主的思想过程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撰写的两部手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对狭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理论地位和学理意蕴的研究是一项大课题。本文集中对其中的两个基本问题作出探索：一是关于中国学者对这两部手稿的命名及其意义的理解，对于把这两部手稿简单地视为《资本论》“第一稿”和“第二稿”的观点作出评析；二是对这两部手稿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的独立学术价值和理论意境作出阐释，拓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体系的认识视界。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四十周年之际，对这两部手稿作出这两方面的研究，是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一、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命名及理论地位的基本评价2013年，《人民日报》记者于春晖在对我作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10个问题》的访谈中，提出了“怎样评价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都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分别根据“五篇结构计划”和“六册结构计划”撰写的经济学手稿，“历来这两部手稿被称作《资本论》第一稿和第二稿，这显然是不准确的。这两部手稿包含了马克思对《资本论》之外的更为广泛的经济学问题的思考，也包含了超越经济学视界的探索，实际上是'未知的马克思理论探索’的'实验记录’和'档案’”。这次访谈已经过去十年了，我对以上的观点没有再作更多的阐释。但最近一个时期，随着《资本论》理论研究的再度展开，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特别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部手稿的研究也有拓新，涉及《资本论》和这两部手稿关系的研究也有所深化。把《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部手稿直接称作《资本论》“第一稿”和“第二稿”的观点时有出现。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两部手稿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独创性探索，也忽略了这两部手稿独立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境。这里仅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两个中文译本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为例，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部手稿的地位和意义评价上的变化。1995年和1998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新的中文译本，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和第31卷正式出版，这是这部手稿的第三个中文全译本。在此之前，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刘潇然翻译，手稿标题译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onomie（Rohntwurf）），分五册出版。在对手稿的总体评价上，刘潇然沿用了1939年和1941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德文版“编者序”的观点，认为这部手稿“标志着马克思在经济学创作进程上的一个关键阶段”。第二个中文全译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6卷的译本，分为上册和下册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出版。中文第一版将这部手稿译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在对手稿的总体评价上，中文译者认为这部手稿“是后来的《资本论》的最初草稿，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还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多次提到他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写作计划和分篇法，这些成了后来写作《资本论》的基础”。这是中国学者提出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对这部手稿作出了三个方面的突出评价：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凸显这部手稿的“特殊的地位”；二是突出了这部手稿在《资本论》创作中的“基础”作用；三是强调了从“写作计划”和“分篇法”角度来理解这部手稿和《资本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译者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作总体评价时，对中文第一版的主要观点作了深入阐释，提出“手稿被视为《资本论》的最初稿，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手稿“结构计划中'一般性’这一部分后来发展成为'资本一般’，它对《资本论》结构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三个中文全译本对这部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作出了“里程碑”意义的新评价；肯定了这部手稿在具体范畴和理论上对《资本论》发生的“重要的影响”；提出从“结构计划”角度来理解这部手稿和《资本论》的关系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有两个中文全译本：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7卷、第26卷（三册）和第48卷，但是对手稿没有作出整体性的评价；二是1998—2019年正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第32—37卷。第32卷“前言”没有涉及这部手稿同《资本论》的关系，只是谈到利润理论形成中“《资本论》第一稿”的意义，没有明确“第一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也没有继续提出“第二稿”的问题；在第36卷和第37卷的“前言”中，译者不仅提出了“1861—1863年手稿通称为《资本论》第二稿”的观点，而且还得到“1861—1863年手稿是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继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后写成的又一部手稿，手稿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论。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正式出版，这一卷收录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手稿和《资本论》手稿，标题分别为“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和“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这三个标题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手稿和《资本论》手稿在名称上作出区分，这应该是中国学术界的基本观点。但是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手稿同《资本论》手稿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作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不同的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说明”中，译者把《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直接称作“《资本论》的第一稿”，把《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直接称作“《资本论》的第二稿”，同时把《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称作“《资本论》的第三稿”。作为一种学术观点，这种“三部手稿”的说法，当然不能用“正确”或者“错误”来加以判定，但是在学理上，这“三部手稿”的说法还是有片面性的。这种说法一方面舍弃了长期以来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地位的肯定，另一方面不再以“结构”和“方法”为学理原则来评价这两部手稿与《资本论》手稿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摘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手稿的片段，在内容上并没有支撑它们是《资本论》的“第一稿”和“第二稿”的观点，反倒说明这两部手稿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和学理意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摘选内容的主题包括：货币的产生和本质；交换价值和社会交换关系的性质；资本的历史使命；劳动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资本的二重倾向：扩大所使用的活劳动和缩小必要劳动；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及其界限；异化劳动和资本、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普遍性趋势；剥削社会中的劳动和真正自由的劳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自由；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这些主题摘选的内容，深化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地位和意义的理解。特别是关于人的历史发展的三种形式理论所凸显的人的依赖关系的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形式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形式，没有体现《资本论》“第一稿”的学理意义；对前资本主义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如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的探索，也没有体现作为《资本论》“第一稿”的含义；对机器体系的发展及应用的重大意义的分析以及科学技术是极其重要的生产力的探索等内容，完全是“超越”《资本论》理论及其体系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从《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摘选片段的主题包括：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论述，说明了不能只从物质生产的内容来考察生产劳动问题，还要从社会形式即一定的社会关系理论上加以考察；关于经济危机的系统阐述，揭示了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存在危机的可能性及其怎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为现实必然性；关于自然力和科学的使用问题的探索，对机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对社会经济关系影响问题作出广泛论述，得出科学的应用、机器的发明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演进，进而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的理论；关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探索，揭示了资本及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及历史趋势等内容。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独特的理论内容，都是在《资本论》手稿中没有再度展现的内容，因而也不能支撑《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是《资本论》“第二稿”的说法。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结构”的学理探析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资本论》手稿关系的判断，不能从写作时间的连续性上或者年代排列的相续性上来考察，而应该从手稿本身的对象、理论和体系结构的演进及过程上来探索。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所指出的，应该从马克思关于“结构”的内涵及“方法”的学理要义上加以理解。1866年2月20日，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作最后润色时，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起：“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马克思这里的“结构”是用英语“Composition”来表达的，突出了德语中“内部的联系”（Zusammenhang）的含义，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对“结构”内涵和学理意蕴及其展开过程和表现形式的理解和把握，中译本将其译作“结构”是有合理性的，为我国学术界破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手稿和《资本论》手稿的关系提供了一把“钥匙”。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手稿和《资本论》手稿期间，多次提到“结构”的内涵与学理意蕴，留下了许多详尽的论述。这些论述对“结构”的含义作出了三个层面的阐释，这三个层面之间既有显著的差异性，又有密切的关联性。第一，对象的结构。马克思在1857年8月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探讨的就是“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这里的“内部的结构”（die inner Gliederung），指的就是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含义上的结构。经济思想史上重大的理论突破和推进，一般都以对象结构上的新的理解为起点；同样，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或文本的探索，也应该立足于对对象结构本身的把握。对象结构，就是作为客体存在的、既定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内部结构。第二，思想、思维的结构。“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马克思在此提到了“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das Verstndni inner Gliederung）；“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马克思在此提到了“内部的结构”（die inner Gliederung）。这一“结构”主要是指经济概念、经济范畴及经济运动过程在“思想总体”中的结构，即经济范畴、经济概念和经济运动过程的内在联系和内部结构。在马克思看来，思维结构是对象结构的反映，是对象结构在思维过程中的再现。作为主体对客体的思维结果，思维结构的发展程度涉及三方面：一是新的范畴和概念的产生；二是范畴和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形成；三是逻辑起点范畴和概念的形成。思维的结构是理论创新的关键，马克思视作“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的“结构”，指的就是这一含义。第三，外在的结构，即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的编排顺序的结构，如著作的“册”“卷”“篇”“章”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提到“五篇结构计划”时提出“应当这样来分篇”，其中的“分篇”（Eintheilung）就是著作篇章的外在结构，是一种已经存在的结构的状态（the state of being organized）。1867年6月27日，马克思在最后校改《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与恩格斯讨论价值形式“附录”的“结构”时再次提到：“我这里把这一附录的结构——章节和标题等等——抄给你”。这里的“结构”（Eintheilung）就是以上“分篇”的意义，指的就是价值形式“附录”章节排列上的结构。在马克思看来，“结构”的这三个层面的表述及含义，是有区别的但又是相联系的。对结构的含义关系的把握，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的方法有着直接的联系。“结构”的这三个层面及其关联性的含义，是从学理上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手稿之间关系以及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手稿与《资本论》手稿关系的重要根据。对结构及其关系的这些理解，是以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为基础的。马克思在1857年8月开始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就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五篇结构计划”。这一结构的主题是：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第二篇“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第三篇“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第四篇“生产的国际关系”；第五篇“世界市场和危机”。1857年10月之后，“五篇结构计划”成为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总纲，也成为这部手稿具有独特的科学价值在结构上的根据。1858年2月，马克思改变了“五篇结构计划”的写作构想，进一步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计划”。在给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提出：“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1858年3月至4月，马克思对“六册结构计划”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性说明：一是把《资本》册分为四篇，形成了关于《资本》册的“四篇结构”，即第一篇“资本一般”、第二篇“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第三篇“信用”和第四篇“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二是对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的内在结构作了初步思考，认为“资本一般”篇应该包括“（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1859年6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就是由“六册结构计划”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的前两章构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公开了“六册结构计划”的主要内容：“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1861年8月，马克思按照预定的计划，从第三章“资本”开始，继续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的肇始。“六册结构计划”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具有独特的科学价值在结构上的根据。大约在1862年底，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时，对“六册结构计划”作出结构上的调整，提出了写作《资本论》“四册三卷”的结构计划。1862年12月28日，在给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提到，他正在写作的手稿是“第一分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不同的国家形式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在这里，马克思还是从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的内容来说明《资本论》最初结构的：《资本论》只是第一篇“资本一般”的内容，也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整体结构的局部内容；后者在结构上并没有作为前者的“初稿”或者“第二稿”而存在。1863—1865年，马克思写下的以“资本论”为标题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的手稿，其依据就是《资本论》的新的结构。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至于我的工作，我愿意把全部实情告诉你。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资本论》“四册三卷”结构为：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一二册合为第一卷）、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二卷）、第四册《理论史》（第三卷）。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标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和《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名称，是对马克思三部经济学手稿的内涵和学理的准确把握；而把这三部经济学手稿简单地称作《资本论》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是有片面性的。三、《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手稿独立的科学价值马克思自1843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提出了撰写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结构问题。1844年，马克思提出政治经济学著作的两个结构计划：一是《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计划。这一结构计划萌生于1844年春天，比《1844年经济学手稿》早几个月。马克思有时把这两卷本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直接称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实，马克思并没有实际地写作这一两卷本的手稿。二是在1844年下半年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提出的结构计划。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提出：“我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由于这个原因，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德语中的“国民经济学”就是当时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按照马克思初步形成的思想体系，对国民经济学批判同对法的批判、道德的批判、政治的批判以及其他的与“整体的联系”相关方面的批判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在“整体”内又具有相对独立性。1851年下半年，马克思在创作《伦敦笔记》过程中，还提出过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的三卷本结构和写作计划，其中第一卷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卷为社会主义者“批判”、第三卷为政治经济学“历史”，“政治经济学批判”正式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总的名称。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不仅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名称再次加以肯定，而且还以“五篇结构计划”为总纲，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实际地进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阐释的新阶段。“五篇结构计划”凸显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理论上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在“五篇结构计划”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中，突出的是对“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的探讨。这些抽象范畴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发达的商品经济关系的抽象，因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这些独特的叙述中，马克思得出的创造性结论是：“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因此，首先是弄清这样的说法：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第二篇重点论述的是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这三个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成为这一社会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在对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关系的阐释中创造性地提出：“毫无疑问，典型形式的雇佣劳动，即作为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并取代土地而成为社会立足基地的雇佣劳动，起初是由现代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就是说，是由作为资本本身创造出来的价值而存在的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因此，土地所有权反过来导致雇佣劳动。从一方面来看，这不外是雇佣劳动从城市传播到农村，即雇佣劳动扩展到社会的整个范围。”在对资本与科学技术结合的分析中，马克思认为，科学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发展到历史的新高度。但是，科学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利用形式，也使科学的力量转化为资本的力量，科学成为资本获取财富的手段。对劳动主体来说，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成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一方面，科学成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科学本身也就成了那些投资于科学的人致富的手段，科学在生产实践中的神圣使命被资本增殖的本性所扼制；另一方面，“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科学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利用形式，必然出现以客体的智能化弥补主体异化的发展趋势，对客体的改造的追求远甚于对主体智能提高的关注。科学在劳动主体和劳动客体作用上的这种反差，不仅是科学的力量转化为资本的力量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科学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第三篇主要探讨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上的概括。按马克思的设想，这一篇是对国家的本质及其经济职能一般性质的研究；对国家和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关系的研究，包括对不同国家和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不同关系的比较研究；对国家经济职能形式的概述，包括对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等问题的概述。第四篇和第五篇从资本主义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整体关系上，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具体规定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就提出了“六册结构计划”。“六册结构计划”对“五篇结构计划”作出两个方面的重要修改：一是“五篇结构计划”第一篇“一般的抽象规定”（或“关于生产一般”），不再独立成篇，调整为“六册结构计划”第一册《资本》“绪论性的章节”的内容；二是对“五篇结构计划”第二篇“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等内容作了拓展，资本、土地所有制（地产）和雇佣劳动三大范畴成为“六册结构计划”前三册的独立部分。“五篇结构计划”后三篇与“六册结构计划”后三册的主题，基本上是一致的。“六册结构计划”凸显了资本及其形式理论的重要地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的一开始就以“资本的最一般形式”的公式“G—W—G′”为基础，对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等各种资本的产生、作用过程及相互转化关系作出系统阐释。马克思认为，尽管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是历史上最古老的资本形式，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它们都表现为产业资本“派生的、第二级的形式”。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体中，“产业资本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关系的基本形式，其他一切形式都不过是从这个基本形式派生的或次要的，——派生的，如生息资本；次要的，也就是执行某种特殊职能（属于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资本，如商业资本。所以，产业资本在它的产生过程中还必须首先使这些形式从属于自己，并把它们转化为它自己的派生的或特殊的职能”。资本的“基本形式”和“派生形式”的关系，是理解资本一般与资本特殊关系的关键，是揭示剩余价值一般向剩余价值特殊（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转化的基本规定。在资本形式及其转化过程中，产业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是职能资本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的转化；产业资本转化为借贷资本，则是职能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向非职能资本的转化。在借贷资本G—G′的运动形式上，资本的一般形式G—W－G′取得了最外在化的表现，成了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的形式越来越和它的内在本质相异化，越来越与资本的本质失去联系。在借贷资本运动中，“资本取得了它的纯粹的拜物教形式”。马克思对资本形式转化及其过程的这些阐释，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及转化、衍生的各资本形式的关系，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超越了《资本论》的理论视界。因此，把这部手稿仅仅作为《资本论》“第二稿”是有片面性的。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就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作出深刻分析。马克思认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有着同等的意义，这是旧有的、宗法的或以其他人身依附为基础的强制形式已经消除，劳动者成为形式上的“自由人”；资本承袭的只是从封建社会演变来的、现存的“生产方式”。但是，在从属形式中，劳动过程是在资本监督和管理下进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发展，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也以相同的程度转化为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实际从属是直接生产过程中更大规模地应用自然力、科学和机器的结果，是科学技术力量转化为资本力量的结果，也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化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并得到充分发展的结果。在实际从属中，雇佣劳动者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完全从属于资本，劳动成为发展起来的机器和机器体系的附属物；而且在消费过程中也从属于资本，成为资本再生产的必要要素。在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阶段，资本家必须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在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潜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自我扬弃的因素，在“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的经济关系中，深刻地蕴藏着资本私有制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的历史必然性。劳动对资本从属的理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的理论，它的理论内涵也远远超出了《资本论》“第二稿”的限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部手稿在结构上的差异，使它们成为理论上相对独立的两部手稿。无论在对象结构、思维结构还是外在结构上，以“五篇结构计划”和“六册结构计划”为纲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手稿，不能被简单地视作《资本论》“第一稿”和“第二稿”；如果仅仅从《资本论》“第一稿”和“第二稿”意义上来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手稿，就有可能把马克思在这两部手稿中超越《资本论》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湮没了，也就不可能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整体结构上全面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思想精髓和理论要义。四、《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与《资本论》体系结构的关系《资本论》“四册三卷”结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计划”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没有舍弃“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是马克思一生政治经济学科学革命的理论特征、思想特色和学理根据。《资本论》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整体的“核心”和“精髓”内容的叙述，不能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手稿的整体内容，视为《资本论》的“第一稿”或“第二稿”，否则既可能忽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部手稿中独特的理论创新和独立的科学价值，也可能把《资本论》“四册三卷”结构误解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计划”的终结。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证明，《资本论》“四册三卷”结构的形成，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原先的“六册结构计划”；“六册结构计划”仍然是马克思设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结构。在总体上，“六册结构计划”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以后的各篇（竞争和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信用；股份资本）以及第一册《资本》以后的其他各册（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还是作为《资本论》的“可能的续篇”而存在的。《资本论》集中于对“六册结构计划”中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内容的阐释。为了资本一般理论的完整性，《资本论》尽管对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的一般规定性作过一定程度的阐释（例如，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对资本竞争的两种形式理论作出一般论述），但是，马克思一直坚持认为，对竞争在利润平均化过程中的详细论述，还是“属于专门研究竞争的范围”，对于《资本论》而言，“竞争的实际运动不在我们的研究计划之内”。在对生息资本的研究中，马克思指出，“我们要在这里阐述的，只是生息资本的独立形态和利息从利润中独立出来的过程”，因此，“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信用货币等等），在我们的计划之外。在这里，只着重指出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特征所必要的少数几点”。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论》中，“我们只谈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这种信用的发展和公共信用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也在考察范围之外”。这就表明，《资本论》“四册三卷”结构要阐释的主要还是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的内容，《资本》册之后的“竞争和许多资本”篇、“信用资本”篇和“股份资本”篇，依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之后将要继续阐释的内容。实际上，马克思在一开始提出《资本论》“四册三卷”结构时，就已经明确《资本论》阐释的是“资本一般”的内容，“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等方面的内容。“六册结构计划”的第二册《土地所有制》，也是马克思打算在《资本论》之后还要继续阐释的内容。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考察现代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我们要考察资本投入农业而产生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不作这种考察，对资本的分析就是不完全的。”因此，“我们只是在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范围内，研究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至于“系统地论述土地所有权”，实际上“还不在我们的计划以内”。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论》之后还要对土地所有权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六册结构计划”的第三册《雇佣劳动》，也是马克思打算在《资本论》之后还要继续阐释的内容，“专门研究雇佣劳动学说”还是《资本论》的续篇。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马克思指出：“工资本身又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情况从那些过分注重材料而忽视一切形式区别的经济学教程中是了解不到的。但是，阐述所有这些形式是属于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学说的范围，因而不是本书的任务。”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论》“四册三卷”结构之后，还有专门阐释“雇佣劳动的学说”的《雇佣劳动》册。在1872年9月至1875年11月分9辑44分册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马克思强调了这一构想，提出“工资又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对于这些形式，那些只注重粗糙的事实经济学论著的作者没有作出任何说明。显然，在本书中不可能论述所有这些形式，这是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论著的任务，不是本书的任务”。马克思肯定地认为，《雇佣劳动》作为专门的“论著”，将成为《资本论》的“续篇”。对“六册结构计划”中的第四册《国家》，马克思在最初提出《资本论》“四册三卷”结构时就强调，专门阐释“不同的国家形式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的第四册《国家》，还是要由他自己来完成。马克思认为，“六册结构计划”中的最后两册《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还将是《资本论》的“可能的续篇”。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与此相对应，在《资本论》中，“世界市场上利息率或大或小的、近似的平均化，也不能在这里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些提示表明，《资本论》“四册三卷”结构并没有取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计划”。《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计划”是“五册结构计划”的赓续，在“六册结构计划”中，以资本为核心问题和理论精髓的学理得到确立；《资本论》集中于对资本这一核心要义和理论精髓的阐述。《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宏伟巨著，但《资本论》并没有涵盖《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手稿的全部内容；《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手稿也不是为《资本论》准备的“第一稿”和“第二稿”，《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手稿有着超越《资本论》的、更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立的科学价值。当然，《资本论》“四册三卷”结构本身并没有全部完成，马克思在《资本论》之后是否还一定会按照“六册结构计划”来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写作计划？对这一问题，在可见的马克思留下的经济学手稿和文本中，还没有见到直接的答案。国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已经开展多方面的研究，主流的观点认为，在《资本论》之后，马克思没有放弃“六册结构计划”，但还是对“六册结构计划”作出了修改、调整。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译者马丁·尼古拉斯（Martin Nicolous）认为，马克思提出《资本论》“四册三卷”结构之后，并没有改变原先的“六册结构计划”，只是改变了第一册《资本》内部的结构。他认为，“《资本论》'四册三卷’结构改变了《资本》册的分作'资本一般’等四篇的结构，而回复到'资本一般’分作'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个过程的统一的结构’”。国外学术界第一部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专著——《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的作者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认为，《资本论》“四册三卷”结构对原先的“六册结构计划”作出修改，修改的主要方面在于“'六册结构计划’中的《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两册分别并入了《资本论》的第三卷和第一卷；'六册结构计划’中的后三册，作为《资本论》的'可能的续篇’……这种变化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部结构’的必然结果”。《资本论》“四册三卷”结构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计划”之间关系的研究，虽然各种观点莫衷一是，但在方法和学理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都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理论主题和学理根据的，也都是以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变化为基本内涵和学理依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