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熙
文章来源于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摘要：马克思在进入经济学研究伊始便遭遇了“分工”范畴。最初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异化构式出发，与恩格斯一样将分工理解为人的类本质活动抽象“分离”。此时，分工逻辑成为被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压抑的沉默话语。在《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中，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开始关注分工基础之上的组织协作。分工逻辑开始在马克思的整体思想结构中深层布展。对于“分工”理解的变化背后体现的是马克思由主体性的劳动视域向客体物质生产视域的转变。在现代物质生产体系中，纯粹的直观自然物被排除在外，留存下来的是包含着既定劳动的物质材料。围绕“有用性”的生产逻辑，原先的静态自然秩序被打破，夹杂着自然与社会双重维度的物质资料以新的方式重构了人的“上手性”周遭世界。而机器体系的介入使得工厂体系转化为自动体系，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确证的主体性劳动被还原为最抽象的注意与操练，人的主体性被机器体系擦除了。在由手艺向技艺过渡的历史演进中，马克思最终发现，生产者最为抽象的定在方式恰是由最为具体的社会关系现实锚定的，正是生产次序延伸成为现代意义的社会构序。所以，正是分工范畴彻底摧毁了马克思原初的异化构式，并生长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史论，从而开启了马克思进入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入口。
关键词：异化构式；分工逻辑；《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德意志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
李亚熙，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哲学博士。
在最初进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之时，马克思便邂逅了“分工”这一范畴。作为现代工业生产最基本的建制方式，马克思一开始还只是试图以理论的方式对分工进行理解。于是，现实的分工在人本学异化构式的目光之下，被批判性地审视为工业力量对于人完整类本质的强制分裂。作为异化劳动的直接体现，分工必然在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促使社会由类意义的整体走向贫富分化，并最终导向作为“人与人相异化”的阶级对立。遵循这一人本主义的逻辑展开方式，马克思顺利地以“哲学的”方式推导出了社会革命的理论结果。但当在现实经济过程中再次遭遇分工时，马克思发现原本自己赖以作为理论前提的本质自然早已烟消云散，原先自己憎恶的分工却正是“现实的个体”在社会中的定在方式。于是，马克思便只能主动将自己研究的思路转换到具体的客体视域中来。分工这一经济学范畴便构成了异化构式的没影点，以及原先隐性科学逻辑的全新理论地平。
一、异化构式中被压抑的分工逻辑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转向，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的启发。因此，马克思最初也正是在恩格斯的理解基础之上来把握分工这一经济学基础范畴。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斯密的理论框架。恩格斯指认：“在经济学家看来，商品的生产费用由以下三个要素组成：生产原材料所必需的土地的地租，资本及其利润，生产和加工所需要的劳动的报酬。”不过，恩格斯所要批判的恰也正是斯密的这一框架。所以当追问及“目前的情况”时，恩格斯认为“价值概念被强行分割了”。正如马克思一样，此时的恩格斯也天然居有费尔巴哈的类哲学话语。①
所以在恩格斯看来，劳动这一“生产的主要要素”作为“财富的源泉”，本应是“人的自由活动”。但正是在私有制分工形式的作用之下，类主体被异化为“作为没有类意识的分散原子进行生产”。而关于这种并非“从纯粹的人道出发”，而只是关于“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的经济学便也只是一种“私经济学”。恩格斯批判分工将“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并导致土地占有者之间、资本家之间、工人之间的极端对立，即“竞争”。这里几乎可以看到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经验版本。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讨论斯密的经济学架构，主要有两个意图。一方面，通过说明“资本和劳动是同一个东西”，因为“经济学家自己就承认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从而确证价值的生产因素只有“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主观的方面即劳动”。也就是说，人的类本质的劳动才是财富的主体因素，因而斯密当之无愧被称为“经济学的路德”，马克思后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肯定性地引述了恩格斯的这一比方。另一方面，恩格斯试图在斯密的框架之外说明，人的本真活动只是在私有制的情况下才产生了“分裂”（Trennung），这种分裂也就被恩格斯称作经济学家自己一刻也不能坚持的“抽象”（Abstraktion）。②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恩格斯的影响之下，马克思很快投入到经济学研究之中，并着手写作了数量庞大的《巴黎笔记》文本群。受到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马克思在《巴黎笔记》文本群中也对分工范畴进行了讨论。在《巴黎笔记》第三笔记本摘录斯密《国富论》的过程中，马克思首先注意到的便是分工在交换环节中对人所产生的影响。个人期望以“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剩余物”来交换“超出自己消费以外的物品”，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了分工使得个人与自身的劳动产品以及需要之间发生了异化，原本直接的对象性关系遭到破坏。最终的结果就是“商业社会”的普遍建立。③马克思发现，一旦出现分工，原先整体的人类就开始以私有财产的标准进行两极分化。由于“每个人的大部分需求就必须通过他人的劳动来满足”，因而“人们因为他能够支配或有能力购买的劳动的量，而变富或变穷”。在这种相互依赖的交换关系之中，“人们不是自我消费，而是与其他东西进行交换的商品的价值”，同时这就等同于“这一商品有能力购买或支配的劳动的量”。也就是说，本应占主导地位的人的因素反而受到了物的因素的制约。④在对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摘要中（以下简称《穆勒评注》），马克思直接将分工界定为异化领域内的“谋生劳动”。因为分工意味着“人的劳动的统一只被看作分离”。既然“人交换的已不再是他的余额，而是他所生产的、对他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物”，所以“他也不再以他的产品直接换取他需要的物了”，分工劳动也就体现为违反人的类本质的谋生劳动。马克思指认：“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表现为分工”，而“这种分工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⑤有趣的是，马克思这里借用了恩格斯的表达方式，即“分工”天然地体现为对人的全面的类活动的“分离”（Trennung），所以这一分工本身又体现为一种对于人的类本质的“抽象”（Abstrktion）。⑥
但同时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对于分工这一范畴还持有另一种异质性的理解。比如在第二笔记本摘录萨伊《论政治经济学》一书时，马克思注意到分工作为“巧妙地利用人的作用的一种方法”，可以“扩大社会的产品”与“人类的权力和人类的享受”。①分工成了推动生产发展积极的因素。如在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使用的斯密关于大头针工厂的例子，②分工制在现实生产中成为一种进步因素，因为“人们无法按照相同的速度、相同的技巧来执行许多不同的操作，因此，尽可能地将不同的操作委托给每个人，这样做是有利的”。③而“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produktiven Vermögen [facultés] der Arbeit）”。④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分工使得不同国家之间“成为一个因互相关心和彼此效劳的关系而联合起来的共同的社会”。⑤
马克思显然对于这一种有关分工范畴的话语体现出了一种“失语”状态。所以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对于这种话语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评论。而在《穆勒评注》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种人本学话语无疑展现为马克思独立论述的主导逻辑。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指责分工制度“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更为明显的是，马克思直接表达了异化逻辑的强势地位。虽然“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人的方式来组织世界”，那么“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⑥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更是借由萨伊的文本进行评论，认为虽然“分工对于社会财富来说是一个方便的、有用的手段，是对人力的巧妙运用”，但关键的是分工“降低每一个人的能力”。分工只不过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可以看出，《巴黎笔记》中的分工逻辑被马克思搁置于理论框架的次要地位，对于分工的理解完全依赖于异化构式的整体逻辑。现实的分工不过是人的类本质活动在商业世界中的异化沉沦。用马克思的话说，分工“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⑦
本节注释
二、分工逻辑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隐性生发
1845年1月25日，受到巴黎当局驱逐的马克思迁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由于出版合约以及自身理论研究的双重需要，马克思展开了对于政治经济学更为深入且细致的研究。⑧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研究过程中，马克思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笔记文本，从而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直接思想基础。
·19世纪40年代的布鲁塞尔·
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研究使得马克思对于分工的理解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最初，人本学逻辑尚依稀可见。在《布鲁塞尔笔记》第二笔记本中，马克思在对布雷《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一书进行摘录时注意到：“极端的分工使工人的才智和生存都备受争议。”⑨但马克思很快便发现，政治经济学更为关注的是分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升。比如在第三笔记本中，在摘录亨利·斯托奇《政治经济学课程》一书时马克思发现：
劳动分工（la division du travail）进入一个村庄：有些人只种植土地，有些人是织工，其他是裁缝等等。并且每个阶级不仅能提供更多的产品，而且能提供更完美的产品。这种分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die Productivkräfte der Arbeit）。①
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发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作为感性个体的工人根本就不存在。虽然依据斯密的理论便可以确定劳动生产的主体本质，但劳动在现实生产中的唯一合理性便是“旨在达到有用的目的”，因为“所有的劳动都旨在产生价值”。马克思明确获知“政治经济学只考虑产业与财富增长或衰退的关系，而不考虑其执行过程”。如此一来，所谓劳动主体性便不再重要，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一种劳动比另一种劳动生产更多；英国制造的产品胜过俄国制造的产品”。而这种“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同时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的原因”恰指向了“分工和资金的使用”。②后来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摘录约翰·韦德的著作时再次确知：“政治经济学不包括道德结果，而是物质结果。”③于是，分工不再是对于类本质的分离，而是在相反的逻辑上显现出自身的现代含义，即组织化协作。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第三笔记本中对亚历山大·德·拉博德的《共同体全部利益中的协作精神》一书第三部分“使产品增长的工业组织/协作”摘录道：“工人与工业企业家的联合是一个真正的协作，这使得有可能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开采，无论是农业还是制造业，而其它的孤立工作却延误了生产并增加了罚款……”④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逻辑与先前马克思的言说恰好相反。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所做的是论述分工逻辑的展开加剧了存在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乃至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竞争关系，从而引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而在《布鲁塞尔笔记》中，工人与工业企业家（社会分工，阶级）即资本家之间的联合被描述为“真正的协作”，这种协作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正是由于发现了劳动的主体性要素，斯密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赞为“经济学的路德”。但在《布鲁塞尔笔记》中，斯密却被批判“只在人工中考虑劳动分工”，现实的生产实践昭示出，“在设计中（dans la conception）劳动分工甚至更为重要”。⑤正是由于这种“设计中”的组织化协作，当劳动分工在被引入村庄之后，其结果不是阶级之间的极端对立，而是“每个阶级不仅能提供更多的产品，而且能提供更完美的产品”。
在对拜比吉《论机器与制造业经济》一书的摘录过程中，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显得尤为明显。在《布鲁塞尔笔记》第五笔记本中，马克思特地注意到了拜比吉关于劳动分工的论述：
通过将工作（Machwerk）划分为更多的不同操作，其中每一种操作需要不同程度的熟练技能（Gewandtheit）和力量（Kraft），工厂主（Fabrikherr）就能够准确地购买每一操作工序（Operationen theilt）所必需的技能和力量的数量。否则，如果整个工作都是由一个工人来完成，那么，这个工人就必须拥有足够的技能来完成最困难的操作和足够的力量来完成最劳累的操作。⑥
·查理·拜比吉·
从对拜比吉著作的相关摘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克思已经不再将分工视作是对于完整类本质活动的分离（Trennung），而是更为关注分工制所包含的组织协作。虽然分工依然意味着一种完整劳动的分离，比如马克思摘录并以下划线标记为重点的钟表制造业的例子。由于“钟表制造业大约有102种不同的工艺分支，彼此完全相互分离”，但是因为“从事一项单一的细节操作”，于是“人的技能（facilité）会变得熟练，由此也能缩短（劳动）时间”。①借用马克思摘录的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一书中的表述，马克思此时关注的已经不再是作为对人的类活动的“分离”的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类本质的“抽象”（Abstraktion），而是转而关注协作意义上的“工艺的合理分工”（Eine rationelle Theilung der métiers）。于是分工范畴此时便被视为“适用于生产力综合（ensemble der produktiven Kräfte）的分工原则”，并且是“科学中最难的问题之一”，而且是“技术的最高境界”。②
本节注释
三、分工逻辑的全面布展
对于分工理解的改变表征着马克思哲学视位的转换，即由人本学意义的“人”（劳动视域）出发转变为由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者”（生产视域）出发。这一思想事件为马克思提供了进入“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入口，而为之奠基的正是蕴含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张一兵教授指认，社会唯物主义的至关重要之处在于“表征了一种人与外部世界依存关系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的本质就是“人类生存的直接物质条件从自然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模式）中的自然物质条件，向商品经济（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生产模式）中的社会物质条件转变”。③回到文本之中可以发现，正是经由《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的理论淬炼，分工逻辑得以全面布展，从而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思想地平。
马克思原先居有的费尔巴哈式人本学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在自然经济生产实践中，人通过主体性劳动将自然物塑形为劳动产品，从而衍生为类本质主体对象化的异化构式逻辑基底。然而在商品经济生产中，物的有用性不再是以直接的方式体现出来。“如果排除一些自然因素、水、光，那么就没有一种生产工具处于原始和自然状态，不与资本混合。”④所以“例如道路，河流，海岸，港口，锚地……也都是直接或间接的生产力”。⑤当物具有了资本的意义，则“无论房屋、机器、船舶，以及其他任何有用的东西，凡是能够帮助我们产生更多财富的都是。一切这些东西都是资本”。⑥有用性逻辑打破了事物的直观性，比如马克思注意到铁矿石的例子，“可锻造性”使其“既可应用于满足各种有用的目的”，同时又是“制造大多数工具的原材料”。任何原材料在自身的“制造阶段中”已经蕴含了“一定的劳动”。这便实现了自然物质向“原材料”（matières brutes）的逻辑飞跃。同时，原先隐含在直观物背后的静态自然秩序也被现代生产逻辑永恒重构。在由工业生产所带来的世界性分工体系中，新的构序体现为“工业区的很多大企业”所使用的某些材料是从遥远的地方购买来的，这些材料“往往只是在一定特殊的地区”才能找到。“在白雪皑皑的瑞典山脉和炽热燃烧的科西嘉岩石中，一种植物果实都被最大的英国印染厂的代理人所掠夺了。”⑦正是如此，工业生产彻底重构了人的上手性周遭世界。
这一深刻思想成果直接体现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一道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反复讨论人类史的起点时，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全部人类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⑧“小束手稿”中的这句话之后被删除了部分内容，⑨即：
这些个人的第一个历史行为，因此他们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①
被删除的部分之后以几乎未经修改的表述作为独立的段落再现，并总结为：“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也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呼应此前马克思与恩格斯将“现实的个人”，定义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对应的“大束手稿”第11页，马克思、恩格斯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指认为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因为正是人的“周围生活条件”决定了人，“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②马克思后来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形成了关于一定的历史的暂时的历史情境的思想。③张一兵教授指认，这种“根据一定社会现实情境进行研究的方法论话语”，正是来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所确认的“历史性生存的本体规定，即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结合中的人类历史存在”。④回到文本之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实际上也是对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关于黑格尔研究所得的深化。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发现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⑤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规定了劳动“陶冶”物的客观性，主与奴两个自我意识“通过别的个体的劳动”满足相互的需要，于是通过劳动的中介自我意识之间“相互承认”。⑥黑格尔这里实际上指认了劳动范畴的客观性。如果说当时马克思还是只经由主奴辩证法，确证“需要体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并在异化构式的基础之上借由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推导出异化的最终扬弃，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进一步指认：
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身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得到了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⑦
张一兵教授将这里又一次出现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界定为“历史'本体性’的动态过程”（前一个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第一个历史性活动”）。⑧正是基于《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的经济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才得以为黑格尔的劳动概念赋予历史性内涵。现实的个人不仅仅通过他人的劳动来直接满足自身的需要，还要在已完成的劳动这一客观基础之上注入自身的劳动。当“需要体系”深入到“生产体系”，劳动的客观性正是通过分工范畴才展现出自身的历史性，而这一思想的理论背景正是《布鲁塞尔笔记》。在阅读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基础》一书时，马克思便已获知分工范畴所包含的工具的发展以及“人类史”的历史性内涵：
力学/机械（la mécanique）上的每一项伟大发明都伴随着更大的劳动分工（division du travail），劳动分工的每一次增加反过来又带来了新的机械发明。⑨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得出了与舒尔茨十分相似的观点。舒尔茨强调在物质生产特定环节中，当“特定的生产方式”发挥作用时，“劳动的特殊工具”便也“得到了证明”。⑩更为巧合的是，舒尔茨自指其分析正是从“劳动分工”（Theilung der Arbeit）开始的。而马克思则更是以分工为线索，归纳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诸环节。之所以如此，正是要以在分工发展特定环节上具体从事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现实的个体（Individuum）”来取代“如'类’、'惟一者’、'人’”等“世俗的名称”。①至此，分工逻辑已然全面取代了人本主义话语。
·威廉·舒尔茨·
但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尚不够深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分工泛化等同为所有制，甚至不准确地认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正是因为尚无法制定科学的“生产关系”概念，因而工厂内部分工便与社会分工混为一谈。比如在论述“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时，马克思恩格斯不加区分地将工业中各手工业之间的分工（工厂内部分工）与工业和商业之间的分工（社会分工）一同讨论。所以在阐述分工所带来的人类史进展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主张“消灭分工”。②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没能区分，前者是工艺学意义上的工厂内部分工，后者则是非自愿的奴役性社会分工。有必要提及的是，日本学者望月清司试图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概念的不同内涵，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维逻辑作出明确区分。他不清楚的是，“分工”概念的含混性实际上来源于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其中，分工一方面作为“工艺的合理分工”体现为“技术的最高境界”，③另一方面，分工协作体系必然随着机器的介入而发展成为“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在这自动体系之中，由于人的主观性“会给整个机械体系带来莫大的损失”，“熟练的锉工和钻孔工都被刨车、带凹槽的切割机以及带自动飞刀的车床等取代了”。当面对直观自然物时，财富的创造因素是人的主观手艺，而在现代工厂中，财富则来源于基于分工协作的客观技艺。从“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创造因素”到“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实现因素”，④劳动者的主体性被抽象还原为“轻松的操练”。实际上，“机器技术方面一切改进的一贯目的和趋势，都是为了完全取消人类劳动”。⑤所以，虽然“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极端的分工使工人的才智和生存都备受争议”。⑥这是马克思“分工”概念的直接来源。可见，望月清司所要进行的那种理论划分根本就不存在。⑦更有甚者，通过分工范畴的区别阐释，望月试图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现实的个体”阐述为“直面自然、改造自然、领有自然”的“类的个人”，并主张“马克思是在一步一步地将自己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评注》中获得的异化论重新锻造或者说锻造成几种分工论=历史认识武器的过程中写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⑧很明显，望月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异化构式与分工史论之间的异质性话语转换。《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泛化的“分工”，恰好提供了一条不需要价值悬设，但却能够依据实践逻辑得出革命必然性的理论路径。也因如此，当分工史论成为马克思的主要逻辑之后，异化构式便彻底失去了原先的理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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