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公
原文发表于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摘要
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中，自然、实践和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被赋予了不同逻辑层级的第一性：历史先在性的自然、历史基始性的实践和基础决定性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其中，自然的历史先在性蕴含着原始先在性、历史基础性和历史先验性三重内涵，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前提。历史基始性的实践是建构整个感性世界的总体性客观能动创序负熵源，构成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逻辑起点。第一层级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既是人类历史生成的现实起点，又以生产关系构式、生产力构序和生产方式筑模三个具体维度发挥着总体性实践之基始性创序功能的不同面向，基础性地决定着人的历史性存在方式和社会总体结构，构成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理论起点。
关键词
自然；实践；物质生产；广义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
张福公，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机器与技术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创新研究”（21CZX002）；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MEGA2视域下马克思技术哲学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意义研究”（2021SJA0256）
自然、实践和物质生产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个核心概念，并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中被赋予不同逻辑层级的第一性地位。少数国内学者已经就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①既有的开创性研究表明，准确把握自然、实践和物质生产概念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逻辑定位及其内在关联，将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内涵，推进主义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在不同版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广松版较为直观清晰地呈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修改过程，并提供德文原文便于对照。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对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细致文本学解读，系统阐明三者的逻辑地位、理论内涵及其内在关联，客观评析国内外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理论得失。
一、自然的历史先在性与
自然（物质）本体论的祛魅
在主义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自然概念的理论地位问题，或者说自然与人、社会、历史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涉及历史唯物主义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而且涉及不同解读模式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误读与重构。鉴于此，准确把握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自然的历史先在性便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自然的历史先在性主要蕴含着三重意蕴：
第一，自然在历史上的原始先在性，即自然的历史实在性。费尔巴哈的理论贡献在于明确承认自然的第一性和基础性：“自然已经不是一个派生的、设定的东西，而是一个第一性的、独立的东西”①，“自然界是精神的基础……自然界是有客观根据的开端，是哲学的真正的开端”，②从而正式确立了自然唯物主义的立场。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一段删除文字中称赞费尔巴哈：“只有他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只有他的著作才会进一步阐明一般意识形态的全部前提（allen gemeinsamen ideologischen Voraussetzungen）。”③但是，费尔巴哈将自然设定为等同于存在的绝对实体，从而赋予了自然以本体论地位：“自然是与存在没有区别的实体”，④“作为存在的本质，就是自然的本质。时间上的发生只推广到自然的外形上，不能推广到自然的本质上”。⑤可见，费尔巴哈所说的“自然的先在性”是抽象的逻辑的非历史的先在性。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费尔巴哈的自然先在性立场的基础上，以历史性视域消解了自然的本体论性质，指认了自然的原始先在性和客观实在性：一方面，无论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⑥还是“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⑦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是人类历史的必要前提。对此，恩格斯专门补充道：“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先在性在本质上是反本体论的，因而严格区别于康德式的具有本体论意谓的“自在之物”或自在性。另一方面，随着人类实践的扩展，原始自然必然被历史地改造为“人化自然”，于是，“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自然这一]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⑨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会因人的实践改造而丧失自身的先在性和客观实在性。恩格斯补充指出，即使人类社会由于实践的中断而消亡，“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die Priorität der äußerer Natur）仍然保存着”。⑩因此，自然在整个地球演化史上的原始先在性和客观实在性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逻辑前提。
第二，自然在人类史上的直接先在性，即自然的历史基础性。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费尔巴哈指出，自然构成人的根据和基础，即“自然是人的根据”，整个命题都是抽象的形而上学命题。对此，马克思指出：“他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wriklichen historischen Menschen）’。”①随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阐述了自然在人类史中的直接先在性和基础性。其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已经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认识到自然对现实的人的基础性，即“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②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进一步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lebendiger menschlicher Individuen）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körperliche Organisation）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与其他自然的关系（Verhältnis）。”③因此，人的肉体组织决定了人的基本生命形式，人所处的自然条件构成“现实的历史的人”的直接自然基础和现实前提，因为“≠这些条件不仅决定着人们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这样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或不发展≠”。④总之，自然构成了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直接基础。当然，在人类历史上作为直接基础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原始自然，而是人的实践活动作用过的自然。这就涉及自然之历史先在性的第三个层面。
第三，自然在人类史上的内在先在性，即自然的构成性的历史先验性。其实，费尔巴哈的自然概念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他强调自然是人的根据和基础，但又认为自然只有作为人的感性直观对象才是真正的实体，因为“真理性、现实性、感性的意义是相同的。只有一个感性的实体，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实体。只有通过感觉，一个对象才能在真实的意义之下存在”。⑤费尔巴哈将自然的先在性严格限定在人的感性对象性和直观中。对此，恩格斯正确指出，费尔巴哈的“自然哲学”即是“对自然的壮丽和万能的消极、如醉如痴的膜拜”。⑥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狭隘认识正是根源于“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而造成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das bornierte Verhalten）”。⑦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决非费尔巴哈所说的僵化的抽象的感性对象性关系，而是能动的历史辩证关系：随着自然在人类实践的作用下历史性地转化为历史的自然，自然不仅构成人类历史的直接基础，而且日益成为人类实践的产物而历史性地构成社会历史先验的一部分：“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n）、资金（Kapitalien）和环境（Umständen），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⑧而且，经由实践重新赋型的自然环境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更重要、更直接的依存基础”。⑨
恩格斯、马克思、费尔巴哈
总之，自然的原初先在性、历史基础性和构成性的社会历史先验性共同构成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自然之历史先在性的整体内涵。这一逻辑定位具有双重理论意义：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和旧唯物主义的意义上以科学的历史性视域和历史辩证法彻底消解了自然物质的本体论地位，因此，传统教科书体系将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解读为自然本体论和物质本体论便重新退回到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窠臼；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消除自然物质的本体论性质，但并没有彻底抹除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在人类历史中的历史先在性，而是将其作为建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前提，因此，卢卡奇的“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①施密特的“自然与社会的双向中介”②等解读范式都在一定程度上错失了历史唯物主义自然概念的根本要义。
二、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的历史基始性
与感性直观对象的非物相化透视
我们知道，实在的物性自然只是人类历史的先在性前提，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生成出人类社会历史。③使物性自然摆脱既有物相有序性而转化为人类史的必要前提、使人类超拔出动物式的自然存在成为社会历史存在的基始性环节，正是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这一科学的实践概念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形态》的“费尔巴哈”章第[8]至[10]页（马克思标注的页码）中通过对感性直观对象的非物相化④透视而确立的。值得一提的是，过去研究中仅依据《提纲》而提出以实践来代替自然或物质的“实践本体论”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实践唯物主义，不仅忽视了新世界观在拒斥本体论上的哲学革命意义，忽视了自然的历史先在性地位，而且忽视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逻辑嬗变及其历史基始性的客观能动构序功能定位。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费尔巴哈”章的第[8]至[10]页中，“实践”概念是以不在场的方式出场的，是以“感性活动”及其更为具象的“工业和商业”“工业和社会状况”等出场的。这一文本症候本身又关涉到《提纲》与“费尔巴哈”章之“实践话语片断”⑤的深层思想关联。在此，笔者赞同张一兵教授的观点，即《提纲》是《形态》的“思想提纲”。⑥这又具体蕴含着三个方面：一是在逻辑思路上都是通过感性对象的非物相化批判来透视实践对感性世界的基始性客观创序功能；二是《提纲》预先制定了“实践话语片断”的总体框架和基本结论，在后者中不在场的“实践”话语落点恰好可以在前者中追根溯源；三是“实践话语片断”中“实践”的消隐与“感性活动”（“工业和商业”）的凸显，恰好反映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从科学抽象的总体性哲学范畴向具体的社会历史范畴的过渡，展示出在《提纲》中尚未言明的主导性理论支援背景（经济学和工艺学）和隐性思想构境场（现代社会的工业生产），进而揭示出在《提纲》中看似主观主体性的和实体性的实践概念在本质上是客观主体性的和历史基始性的。鉴于此，我们将结合两个文本互文性地阐明实践的历史基始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感性世界是历史性的客观整体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对≠感性 （Sinnlichkeit）≠感性世界（sinnlichen Welt）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Anschauung），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①即《提纲》第一条中所说的“对对象（Gegenstand）、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Objekts）的或者直观（der Anschauung）的形式去理解”，②因此，即使他置身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只能停留于感性直观的物相对象，即“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在那里却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坎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却只能发现罗马资本家（Kapitalisten）的葡萄园和别墅”，③而无法看到感性对象物相背后的已经消失了的感性活动=实践，因此，“在对≠自然（Natur）≠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der sinn[lichen]）≠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和自然界的和谐”，而只能求助于“高级的哲学直观”。④请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删除“感性”“自然”概念而保留使用了“感性世界”概念，这些修改恰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有意识地避免使用费尔巴哈的“感性”“自然”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由历史性实践创构的“感性世界”同费尔巴哈的基于感性直观的具有本体论意谓的“自然”有着本质差别。
马克思在《提纲》中首次指出，费尔巴哈的错误在于他不是把感性对象“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sinnlich menschliche Thätigkeit），当作实践（Praxis）去理解，不是从主体（subjektiv）方面去理解……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gegenständliche Thätigkeit）”。⑤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话语片断”中进一步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Industrie）和社会状况（Gesellschaftszustande）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geschichtliches Produkt），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Verkehr），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秩序（sozialeOrdnung）。”⑥即使是最简单的樱桃树也“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的时期的这种≠社[会性]≠活动（Aktion）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⑦实际上，“环境（Umstände）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revolutionaire Praxis）”，⑧因为“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⑨
请注意，根据广松涉的注释，上述“他没有看到……”这句话由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修改而变得语句不通顺了。而根据恩格斯的初稿和修改稿以及马克思的部分修改，广松涉认为“最恰当的理解应该是”：感性世界“是工业与社会状况的产物，而且感性世界是历史性产物，在世世代代持续的一系列整体活动的成果这一意义上是工业与社会状况的产物”。①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潜在地把上述“工业和社会状况”“工业和交往”即不在场的实践理解为客观的历史性整体活动，这种整体活动亦即下一句中的“≠社[会性]≠活动”，这种活动历史性地推动着“社会≠制度≠秩序”发生改变。在此意义上，实践即是一种为整个感性世界赋型的历史性总体客观能动活动，而决非一种抽象个人的主体能动活动。实际上，马克思对“感性活动=实践”的理解恰好经历了一个从抽象主体性的劳动塑形及其否定扬弃向现实客观性的总体实践赋型及其历史性能动创序的转变。特别是经过《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的经济学和工艺学研究，马克思认识到劳动主体塑形功能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被消融于客观工业生产的总体性创序功能。于是，《1844年手稿》中的抽象主体性劳动概念经过《评李斯特》中的“社会的物质活动”和“工业”，②在《黑格尔现象学的建构》中被提升为“感性的行动、实践以及真正的活动”，③然后在《提纲》中凝练抽象为作为“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践”范畴，最终又在《形态》的“实践话语片断”中消隐具显为“感性活动”“工业和商业”“整体活动”等。
广松涉（1933-1994）
第二，感性世界是现实的个人的实践之革命创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sinnlichen Gegenstand）’，而不是'感性活动（sinnliche Tätigkeit）’”，因为他从来“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gesellschaftlichen Zusammenhange），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sinnliche Tätigkeit）”。④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现实的个人是从事感性活动的个人，而感性世界正是现实的个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创构的产物。因此，必须从现实的个人在感性活动中创构并生活其中的现实社会联系和周围世界来理解现实的个人。但费尔巴哈只知道“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中的人，而“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⑤因此，“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的人的时候，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⑥而“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的却是“改造工业和≠社会性的≠社会结构（der < sozialen> gesellschaftlichen Gliederung）的必要性和条件”，⑦因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⑧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创构感性世界引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结论，而这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对《提纲》第一条的“革命的实践观”的延续和发展。
第三，人的认知能力是实践之客观历史先验赋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①也就是说，人的知识和认知能力也是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商业和工业）的产物。这很可能来自马克思在此前的经济学和工艺学研究中获得的重要认知，例如“各种知识的极大进步，以及几乎所有种类的知识成就，都归功于制造和商业对精神活动的刺激”，“所有促进科学成就的因素都是制造的结果”。②如果康德的贡献在于指出人的认识得以可能的先天综合观念先验构架，马克思、恩格斯则更深刻地揭示出历史性客观实践活动才是人的认识得以形成发展的根本性现实历史基础和社会历史先验构架。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在第[9]页末尾补充道：“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③这里，恩格斯明确指认了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对于自然界、人类世界和人的认知能力所发挥的历史性的基始性的总体性的创序赋型功能：人的实践活动通过历史性地解构整个感性世界（自然界、人类世界和人的认知世界）的原有秩序并创构赋予新的有序性（社会负熵功能）来维持、创造和推动社会历史存在的发展，同时通过发挥持续的社会负熵功能来抵抗自然和社会本身的无序性熵增和返熵效应。在此意义上，实践构成了人类历史性存在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基始性要素。当然，从恩格斯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逻辑正在发生从总体性的实践活动向物质生产的游移。
三、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基础决定性
和社会历史存在的具体建构
在确立了自然的历史先在性和实践的总体历史基始性地位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第[10]页的最后深刻批判道：“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Geschichte）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④费尔巴哈之所以完全割裂了“唯物主义和历史”，正是因为他的“唯物主义”只能感性直观到实体性的物相，而无法透视物相背后的感性活动及其关系。因此，这一批判同时提出新的理论任务：如果针对费尔巴哈的非物相化批判透视主要揭示了总体性实践活动对感性世界的历史基始性创序赋型功能，那么，这种活动及其社会负熵功能是如何具体地建构人类历史性存在的，或者说人的总体性实践活动是如何具体地历史地展开并发挥作用的。而这又在更深层次上实际指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唯物主义”之“物”（活动与关系）和“历史”是如何内在联结起来的。正是在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生活情境的追问中，马克思、恩格斯从总体性的实践走向社会历史本身的更深层具体的客观基础，即作为总体性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结构之第一层级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⑤这里的“第一层级”意指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始源性和基础决定性地位。
第一，物质生产对于历史起点的始源性。针对费尔巴哈等人的抽象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Geschichte machen）’，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饮食、居住、衣被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die erste geschichtliche Tat）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Bedürfnissen）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这里包含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基于需要和有用性的物质生产及其为我性的现实意向。在上述引文的栏外写有马克思的边注：“黑格尔。地质、水文、等等、各种关系。人体。需要、劳动。”②这正是对自然之历史先在性在物质生产话语中的再度确认：人类的自然生命属性决定了人类必须首先从事物质生产来满足基本的生命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再单纯强调自然的客观对象性，而是将对象性的自然直接转化为主体性的人的需要，进而引申出以满足需要为导向的有用性和为我性，从而真正赋予了传统哲学中抽象的“对象性”概念以具体的现实的内涵。而这种话语转变正是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在经济学和工艺学研究中不断遭遇的物质生产语境。二是物质生产对自然对象的为我性构序成为人类历史的真正起点。即“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也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③物质生产是人类摆脱动物式的自然史、超拔出自然物性存在的第一步，因而成为人类创造自身历史的标志。
第二，物质再生产对于历史之生成的始源性。如果人类史区别于自然史的质性差异和起点在于物质生产，那么，人类史的真正展开和生成则在于旨在满足不断更新的需要序列的物质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第二个事实是，≠那些【人[们]】最初的需要容易得到满足，马上又引起新的需要≠”④，“得到了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Instrument）又引起新的需要（neuen Bedürfnissen），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⑤也就是说，在最初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满足需要的活动和生产工具又会产生新的需要。而且这种新的需要本身就是物质生产的结果，而非纯粹的主观欲望。同时，这种新的需要不仅是既有需要和有用性的简单重复累加，而且指向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和更复杂的有用性，从而构成一种需要序列体系。与之相应，物质再生产不仅包括既有的物质生产构序的量性累加，而且是在既有生产构序的基础上创构新的物质有序性，进而历史地建构起物质生产构序体系。在此意义上，物质再生产构成了人类历史性存在得以现实展开的始源性活动。这不仅远远超越了黑格尔基于斯密的商品交换关系图景所指认的“需要的体系”，而且深刻揭示了“需要的体系”的现实历史根基。
第三，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对于人的历史存在方式和社会总体结构的基础决定性。在人类历史性存在的具体生成中，第一层级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作为一般性的始源性实践活动，又以更为具体的特殊表现形式发挥着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创序赋型功能，在更加微观的层面上对人的历史存在方式和社会总体结构起到基础决定性作用。具体而言，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可具体划分为三个维度：一是生产关系构式构成人类社会存在的客观关系场境。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生命的生产包含双重关系，即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s Verhältnis），而“社会的（gesellschaftlich）在这里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⑥。这表明，社会关系并非外在的客观制约关系，而是人们在共同活动中当下建构的、内在于这种共同活动之中的客观关系构式。这种关系构式的“社会性”正是在人们的“共同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因而构成了人们的基本社会存在场境，因此才会说“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①。但反言之，这种客观关系构式又必然是基于一定的条件、方式和目的进行的，因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②。所以，这种客观关系构式内在地蕴含着物质生产所锚定的为我性构序意向，趋向于凝固为特定共同活动的特定关系序列结构。二是生产力创序构成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构序功能度和负熵源③。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人的劳动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生产工具为我性地改造物质对象的有序性并赋予对象以新的有序性的客观创造能力和水平，就是生产力，即“这种共同活动方式（Weise des Zusammenwirkens）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Produktivkraft）’”④。因此，总体性实践的创序功能是以生产力这种特殊形式发挥出来的。所以，生产力决不是某种实体性的物质技术要素，而是共同劳动活动在一定关系构式下创造新的有序性和组织化的功能水平，它构成了推动和维系社会历史存在、防止熵增和返熵效应的基础性负熵源。三是生产方式筑模构成建构人的历史性存在方式和社会总体结构的功能模式。生产方式筑模是指物质生产活动当下建构的客观关系构式和创序能力在一定历史条件和阶段中凝结而成的功能性结构模式，它既构成一定历史阶段中物质生产活动的深层制约结构，也构成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基础性筑模结构，因而是总体性实践之结构赋型功能的具体表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现实的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eine bestimmte Art der Tätigkeit），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Lebensweise）。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was sie produzieren）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wie sie produzieren）一致”⑤，“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die Weise der Produktion）决定的……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⑥“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die auf bestimmte Weise produktivtätig）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gesell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Verhältnisse）。”⑦四是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构成意识观念的客观基础和社会历史先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有意识的表现”⑧，“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存在（das bewuß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wirklicher Lebensprozeß）”。⑨换言之，意识就是被意识到了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由生产关系构式、生产力创序和生产方式筑模构成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在根本上决定着人的意识观念，构成了人的意识观念的客观社会历史先验构架，而这正是总体性实践对于意识观念的社会历史先验赋型功能在物质生产话语中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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