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龙的起源，据王小盾先生的统计，至少有：龙为马说，龙为扬子鳄说，龙为蜥蜴说，龙为爬行动物说，龙为蛇为主体混合图腾说，龙为河马说，龙为星象说，龙出于闪电说，龙出于水牛说，龙出于犬说，龙出于蛙说，龙出于树神说，龙首形象源于猪首说，龙原型的海洋巨蟒，龙源于男性生殖符号说，龙源于雷图腾说，龙源于猪熊鹿虫四种动物说等。
如上篇所述，“上古龙形象本身存在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几乎所有的考释都只能是盲人摸象。”因此，王小盾先生所罗列的那些起源说，可能在一个限定前提下都正确，但是会遇到此“龙”非彼“龙”，彼“龙”非此“龙”的尴尬。
距今8000年的查海龙
距今6500年的西水坡龙
李竞恒认为这种龙源自星象
虽然关于龙因何起源的观点，最终必然莫衷一是，但是我们现在提起的“龙”，不同其早期起源形象， 具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属性，虽然在几千年间，作为物种集合性名词的“龙”的形象出现过复杂的嫁接糅合过程，也存在不同的功能面向，但是今天“中国龙”的核心属性，还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一条“政治龙”。
出土汉代龙马玉像
很显然这种作为坐骑的“龙”并无政治属性
早期的“龙”多为蛇身，无足无角（见前文尚永玉所藏玉龙），和我们今人印象中的龙图腾形象相去甚远，这种形象演变，事实上存在几千年的积累和融合过程。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提出“蛇身杂糅”的观点，是关于龙成型最为著名的观点：
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麟和须......于是便成为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
闻一多这个说法看似合理，但是所借助的图腾理论（图腾范式的解释已经受到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否弃，对此，采用一个解释更宽泛的“符号象征主义”可能更具弹性）和论证的材料都存在巨大的疏漏和不严密。但吊诡的是，在理论及材料基本站不住脚的前提下，却有相当的说服力，以至于被普遍接受。这个原因倒也不难解释，因为杂糅演化现象，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的符号象征模式中的。
人参与政治的回报未必是物质性的，也可能是一种刷存在感式的精神满足。政治符号象征，从古老至今一直存在于人类的政治秩序中。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国旗”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政治象征符号。几乎所有的国旗都有它所象征的意义。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象征着一个党和四个阶级，也就是说，政治的参与者可以从中获得共同体象征的存在感。再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美国国旗上五十颗星代表五十个州。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国旗都会顾及共同体成员的存在来做建构，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政治符号象征性的常见形式。所以，基于这种现象，闻一多说“龙”是一种部落联盟的政治象征符号，通过类比想象，就变得极具说服力。
作为先秦方向的文史学者，虽然在裁取论证上并不严谨，但闻一多先生也是穷尽了他所能穷尽有关于龙的材料，对此，我并没有太多补充。只不过，我还是注意到两则非常有趣的文献材料，在此试图并借助一些考古学和社会心理的分析，通过政制形态的角度，在闻一多旧说的基础上，对于龙杂糅成型的过程做一个推测。
王震中先生《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一书中对于上古社会的分期结论是，12000年—6000年前这一时期，社会类型还属于同缘的部落社会，内部关系比较平等。我认为在这样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下，部落的政治符号形象比较简单，可能直接源自自然现象，或者是简单的生物形状的二元、三元组合。
而到了6000年—5000年时期则不同于过去几年前缓慢的社会演变时期，而进入了剧变时期，具体的说，就是从部落类型进入“简单酋邦”—“复杂酋邦”，或者“阶等社会”—“分层社会”的社会类型（关于“酋邦”或者“等级区别”的理论，都是考古理论学术史的范畴，在此不做讨论，此处只是借用“酋邦”这个概念来形容介于“部落”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形态）。相对于部落，酋邦制在组织上开始跨区域，容纳异缘族裔，社会等级开始产生明显的贵贱之分。复杂的社会就会产生复杂的思维，政治符号在这一时期，也开始进入新的阶段，组合开始更为多元复杂。
基于上述考古学的概念范式，我认为龙的形象产生，是基于这样一个社会形态的变迁，各部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过着基本独立隔绝的状态下（或者说没有频繁的交流），生存地理各异，所以会产生基于各自生存需求的政治象征，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战国楚简中有《容成氏》一篇，记载了闻一多当年所未闻有关于上古部落象征符号的内容：
禹听政三年，因民之欲，会天地之利矣。是以近者悦治，而远者自至，四海之内，及四海之外，皆请贡。禹然后始为之旗号，以辨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
但是在进入新石器晚期后，随着部落之间的交流增加，为了适应前所未有的竞争生态，各部落开始寻求结盟，最终催生了全新的政治组织形态——酋邦制。只有酋邦形态的产生，才可能从原有一元生物作为部落象征演化为二元、三元生物组合，乃至成为我们今天看到这种超物种复合型图腾的“龙”。
根据至少产生于战国时期的文本《世本》的记载：“少典生轩辕，是为黄帝，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这则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黄帝最初的部落象征符号是熊（文学人类学家叶舒宪根据自己的“四重证据法”，提出“中国人是熊的传人”的观点，有较大影响）。另一则重要的材料《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黄帝所统帅的部落联盟是“熊罴貔貅貙虎”（文中“罴貔貅貙虎”不是实指，而是这种凶兽象征泛指部落联盟，同样蚩尤的八十一个兄弟也是部落联盟的一种指代）是以“熊”为首，也可以佐证《世本》对于黄帝所属熊象征部落的记载。
基于《容成氏》、《世本》、《史记》这些早期比较可靠的文献，我们至少可以判断，中国上古时代存在过一个以生物形象为部落象征的时代。
发生在逐鹿之野的这场战争，黄帝战胜了蚩尤。如果我们根据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经验，不难想见，这场上古时期的“世界大战”，因为动员投入力度上也前所未有，于是催生了中原大地上前所未有的超级统治者，也就是形成了酋邦制。
原先松散的部落联盟进一步被整合入一个更为集权的政治共同体中。随之而来，这种新的政治体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一个认同问题，这就需要重新塑造一副图腾来整合原本各自为政的部落，以便其在新的部落联盟中刷到所需要的存在感。根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在一场相当于今天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一样重要的政治仪式上，一种超越原有部落所属生物象征的生物形象出现：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
黄帝飞升图
这段记载就是后世成语“龙驭上宾”的由来。通过“余小臣不得上”这句话，说明当时黄帝所统领的部落联盟已经开始形成一种等级制，符合之前说的酋邦制度的形态特征。而在这场传说中的政治仪式上，居然没有出现原本各自部落象征的“熊罴貔貅貙虎”，而是黄帝截断众流，废弃了所属部落原本那些象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蕴含着多个部落象征特征的虚构物种（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龙”，未必就是我们印象里的龙，在前篇中，我已经提到过，“龙”只是条状物的集合性名词）。与之前那种自然生物属性不同的是，叙述中的“龙”，最终腾空而去，具有鲜明的超自然色彩，也就是一种政治权力色彩的萨满化。面对超自然现象时，人往往会淡化现世的身份意识，这种超自然的神化叙述，是非常符合心理模式的。
《礼记·乐记》云：“龙旗九旒，天子之旌也。”至此，龙之后的文化形象史开始和最高政治权力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本文所说的一条“政治龙”的起源。
后世政治哲学上的普遍性都脱胎于崇高，神圣，强大的崇拜物，无论是“天”或者是“上帝”，甚至可能是皇权。“龙”作为一种超物种的象征，是人类还不具备过于抽象思维时，为了政治需要，展开普遍性的一种尝试。
“不敢观三代之书”的陈寅恪先生尝言：“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可定之？”所以，这里必须要说明，我根据《史记》的记载，提出“政治龙”的起源，仅仅是一个假说。甚至根本不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正如我们说人类的信仰崇拜起源于对自然的恐惧一样，我们缺乏足够的证据样本去证明这个观点，仅仅是融汇各种学科的假说。
根据我最近对于近世民间宗教的知识积累来看，口传神话极不可靠，时常会发生张冠李戴的形象嫁接现象。在书写系统尚不成熟的上古时代，黄帝这个人纵然真实存在，也极有可能是一个层累式或者是箭剁式的人物，是无数事迹叠加于一人的传说人物。这并非孤立的出现在我所怀疑的黄帝身上，事实上关于尧舜的记载，同样就是一种层累式的建构：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
很显然，尧舜都不可能活到100多岁。可能这里的尧舜可能是所属部落的代称。因此，《史记》中的相关记载，也未必是真实发生在黄帝身上，更有可能是层累出来的形象。事实上，我更愿意将《史记》中的两段记载，看成是“虚构的真实”，即所有的事情未必和人物能够对上号，但事实上这种不真实的记载，又事实上反映了酋邦制时期的真实的生存状态。
因为“龙”的起源非常多样，所以“龙”的形象史也存在多面性，因此，以至于导致龙的形象史在皇权时代，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有过一段闻着伤心，听者落泪的屈辱史。直到中国近入民族国家后，“龙”才得以扬眉吐气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治图腾。关于这个过程，留待《龍：传说与政治》三部曲的终篇再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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