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东：研究国家的历史，为何要另辟新径？

本文节选自《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侯旭东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

转自微信公号——新史学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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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秩序在中国历史演进中至关重要，不能不将研究关注的重点置于此。如何将以往默认的国家重新纳入分析？栖息在20世纪初形成的思路与结论下，率由旧章，仍有不少隙地可耕耘，但它们筛落与遮蔽的现象也不少。寻找新的思路正当时。搁置概念化的抽象认识与结构性的解释框架，将动态的、由具体人的活动汇聚而成的统治作为观察对象，分析反复发生的事务，看它们如何将人的言行衔接起来，形成惯例，构成约束人的结构，不失为一种适切的选择。

2003年，邓小南提出“活的制度史”的主张，希望将制度史研究动态化，关注作为过程与作为关系的制度史，在演进中、在人的互动中认识制度。在她带领下，宋史研究开始关注文书行政、信息渠道、政治空间等新问题，取得一系列新成果。这一视角当扩展到整个史学，以人与制度关系的探讨推动制度研究开辟新的方向。这一取向更可以和“事”的研究相结合，制度不过是例行化的事务，而事务由人来完成，这样，人、事务与制度便衔接在一起。

围绕王朝确立的大事、事件、事件等级、事件史与传统正统史学的“纪事”之间相互转换、相互强化，亦产生遮蔽与遗忘。需要回到“事”的丰富含义，回到“事”更为多元多层的主体。这既是解构，同时也是建构，将《春秋》以来相沿数千年的叙事主角与叙述方式相对化。换言之，即是从不同角度去研究各种意义上的“事”：非“事”、常事、琐事与“大事”，去重现不同位置、身份的众人与各种“事”之间的复数关系，挖掘与重建更多视角下多元的事件等级，以及记述的“空白”，亦是将目光从传统史书的“纪事”——王朝单一视野下构建的一元化事件等级、事件序列叙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

构建新的事件分析路径，前引李猛的论文曾做过比较充分的剖析，笔者对道光年间政务处理的分析，亦是在反省将“鸦片战争”作为一重大事件研究的学术传统。进言之，与“事件”分析密不可分的是断代史传统，亦是近代“新史学”的产物。这种截断众流的做法，带来了聚焦于特定时期与问题的方便，因专门化而得以深入，但也会陷入“只知秦汉，无有魏晋”、画地为牢的困境，甚至会放大或突出自己所熟悉时代的某种现象，丧失对全局的把握。加上进化论的深刻烙印，更易于招致此类弊病。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带着显微镜去观察，到处都是不同与变化，我们会迷失在细节的差异上，忽略“异”中的“同”，“变”中的“不变”“反复”与“延续”。因此，事件史，更准确地讲，埃里克松和李猛所概括的“大事件因果分析”，连同作为其存在基础的英雄史观、目的论的立场，还有进化论，均需要加以“悬置”。经过审视与清理，重新确定进入“过去”的姿态与观察、提问方式。

埃里克松分析的是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新现象，李猛揭示的“小事件因果分析”看起来更适用于资本主义以来的时代，能否扩展到前资本主义时代不无疑问。仔细分析王朝时期的中国，虽然是一君众臣万民的体制，正史叙述中“本纪”恒定是太阳，但这毋宁说是一种“皇帝制度叙述”，因皇帝个人情况不同，实际与此有多少不等的差距。皇帝大多缺乏“超凡魅力”（Charisma），天命亦是后世的刻意涂抹与装扮，与萨林斯笔下的“神圣王权”有相当的距离，只有后人眼中的三代“圣人”才接近那种一呼百应的英雄。同时，秦代以来，中国一直拥有强大的官僚系统，辅助皇帝统治天下，条文化的规矩自秦至清，都颇为发达，“理性”的成色虽要打不少折扣，却也构成整个王朝统治基调的一脉。整个王朝时代的架构，用韦伯的概括，属于“家产官僚制”，若干看似矛盾的逻辑并存其中。将这种观察过去的方式加以修订应用于古代中国，能够带来一些洞见。

数年前，刘志伟在与孙歌的对谈中提出“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如刘志伟所指出的“现代史学虽然受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很大影响，但在基本的范式上，并没有走出以国家作为历史主体的套路”，原因是“历史学方法以国家为分析的逻辑起点这个传统根深蒂固”，他强调要“转到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从人的行为及其交往关系出发去建立历史解释的逻辑”，“由人的能动性去解释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这种转向的意义自然十分重大。国家的历史占据历史叙述的中心少说也有二千多年，“民史”的提出，只有短短百余年，名副其实的“民史”数量也并不多。“民”占了“人”中绝大部分，但也非“人”的全部。当然，“人”和“民”一样，都是人为的抽象，国家与人之间亦难截然两分。利维坦诞生之后，人的命运就与国家相勾连，无论是山居的化外之民、疍民一类流动的水上居民，还是编民，或统治者，乃至高高在上的君主，都与政治体发生深浅不一的联系。的确需要思考以哪个为主，从什么角度入手。以人为主体和出发点，将具体的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与官府的关系作为分析的重点，反观国家，应能发现更多以往被遮蔽的真实。

史学研究所秉持的时间观念亦是需要加以反思的。二十多年前，华勒斯坦等人在分析“我们现在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科学”时，希望围绕一些最主要的理论/方法论问题建立起新的、探索性的共识，第二个问题便是“如何将时间和空间当作对我们的分析具有建构作用的内部变量，而不仅仅是当作社会宇宙存乎其间的不变的物质现实，而重新安插进来”。正如伊格尔斯所概括的，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到兰克，与从兰克一直到20世纪的历史著作的结构，存在三个共享的基本前提，其中之一便是“他们是随着一种一维的、历时的时间观念在运作的，其中后来的事件是在一个完整一贯的序列之中随着较早的事件相续而来的”，事件序列的建构正是基于这种单一的线性时间观。甚至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依然继承了这种单线的时间观。布罗代尔提出的“三时段”的时间观相当程度挑战了这种单一线性时间观，开启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勒高夫对商人时间与教会时间的分析，亦揭示了欧洲中世纪时间观念的复杂面貌。哲学层面对时间的不断思考，亦丰富了认识过去的层次与面向。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时间的多元性，包括与人之间的关系性，思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位如何研究古代的王朝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