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比较研究   

    思想是属于人类的。因此,不同国度、不同地域里的思想家虽然处在不同的历史状态下,并置身于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但其思想的目的、思想的方式和思想内容总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相似之处。在晚近时期的人类历史进程中,由于文化交流的日渐增多,相互借用和相互参证使得这种情况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普遍性,这就使得比较研究更加方便了。不过对于早期的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却更具意义。因为在文化交流还没有大规模的展开,甚至在基本没有文化交流的情况下,思想家们共同的或近似的乃至完全不同的思考尤能表现不同民族的相同或相近乃至完全不同的遭遇和所面临的相同或相近的问题。这种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展示不同民族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类型,而且可以通过这种比较了解人类的共同特征,进而理解人类的共同命运。

　　孔子(551- 479 .ＢＣ)和苏格拉底(469- 399 .ＢＣ)都是早期人类思想史中的重要人物。将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思想进路、思想方式以及思想内容等方面进行比较,可以折射出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诸多方面令人深思的问题,而这一点,对更好、更客观地理解中西文明会提供有益的帮助。

　　孔子与苏格拉底都有很强的现世精神,二人均不喜欢空谈玄理。苏格拉底并不重视脱离现世的人事问题去思考冥冥之天或茫茫宇宙中的事物起源问题,他批评这些人,“完全不管人事,而对天上的事情加以猜测,是不是认为自己在做本分的工作?”苏格拉底坚信首先弄清人事问题是绝对重要和必要的。在他看来,人事问题是世间最重要的同时也是首要的问题,不仅本身即已十分重要,而且其它一切问题,如果脱离了人事问题都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孔子在这一点上与苏格拉底很相像,季路问孔子若何“事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死”,孔子答以“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在孔子看来,生的问题和人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是没有必要去谈论“鬼神”和“死”之类的问题的。虽然苏格拉底不愿首先去谈论人事以外的“客观存在”方面的问题,而孔子则不喜欢谈论“死”之后等问题,但两位先哲同样不喜欢先去探讨人以外的问题,则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表明两人都有明显的现世精神,双方同样持有明显的入世情怀。对于一个饱含现实情趣的思想家或践履者而言,人生之前或人死之后,抑或人以外的问题,同样都属于无实际意义和现实效用的问题,他们虽不主张禁绝这种思想,但总是对其采取批判的态度,认定将人之外的事物或人生之前乃至人死之后的真实和虚幻的“东西”作为思考对象是无意义和没有必要的。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与孔子几乎没有什么原则的区别。两位先哲都对现实问题有浓厚的兴趣,都通过文化的自我体认而赋予自己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两位先哲那里,这种对现世的关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他们对政治问题的兴趣上面。有趣的是,这种浓厚的政治兴趣使得两位先哲同时将目光投注在了道德领域,他们都希望建立一种符合伦理原则的政治,都试图努力造就一种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合理的政治生活。

　　苏格拉底为实现自己的现世抱负而四处宣讲道德,他“如父如兄地敦促人们关心美德”,每日敦促和劝说大家,“不管老小,都不要只顾个人和财产,首先要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他认为这是比个人和财产“更重要的事情”。在他看来,人要使自己有力量、有美德,求助于神灵,不如求助于自己心灵,“一个更好的公民”的标准,是包括理财能力、为城邦效命疆场而能克敌制胜、以外交的方式化敌为友、通过演说凝聚人心、使人民齐心协力等等诸多方面的。这种宣讲的主旨,就是要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进行融合,使政治与伦理在伦理的基础上协调起来,而公民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就会使城邦中更加良好的政治的实现成为可能。

　　与苏格拉底试图将现世政治伦理化的做法相类似,孔子的目标是将伦理政治化,他为推行自己的社会理想而到处奔波,周游列国,提出了很多政治伦理观念,这些观念都是以改造现实为基础并为改造现实服务的。“学优则仕”和“为政以仁”是最能表现孔子欲将伦理政治化倾向的。孔子为了实现将伦理政治化的目的,提出了“礼”的主张。所谓“礼”,其实就是对包括维护等级制度在内并首先表现为对等级制度进行维护的社会生活秩序的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遂顺理成章地成了等级制度和旧秩序的护符。这是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政治学说。孔子将道德作为万能的政治手段,冀望通过对人心的道德改造,恢复逝去的周朝式的统治和生活秩序。其实“如有用我者,吾为其东周乎”(《论语·阴货》)的真正用意,就是要重建伦理化的政治,将伦理政治化。

　　政治的伦理化和伦理的政治化是十分相似但又有明显不同的两种思想倾向。两者的相同点在于两者均对政治和伦理现状严重不满,都认为伦理和政治“道德”的崭新社会生活秩序。为此,孔子和苏格拉底选择了不同的取向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孔子的路径是由政治而道德的。虽然儒家每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表现层次上而言是从伦理到政治的。但这只是对少数君王或为政者而言,也就是说,这只是对社会生活中的“大人先生”们的要求,而对于整体社会的改造,则更主要的还是寄托在通过政令的贯彻执行而收到改造社会使之道德化的客观效果。传统社会中以礼为法或以礼代法,“礼法”联称的秘密即在于此。事实上这种以“礼法”为特征的社会,正是奉行了孔子的这种主张,沿着孔子的这种路径而行进的。宋明时代程朱理学的垄断和统治思想地位的实现,也正是选择这种路径来改造社会的“成功”。程朱由此获得正统的思想史地位,同时也难于撼动,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近世学者如牟宗三等欲从学理上认定五峰胡宏和蕺山刘子为孔孟正传的努力,最多只能在“学理”上产生影响,而由于传统儒学,原本即是一种最后必须落实在践履上的学问,所以,无论胡宏与刘宗周理论上多么精湛,都不足以也根本不能够成为事实上的正统。程朱的地位之不可以撼动,就是因为中国社会实行的是礼法,而不是“心法”、“性法”、“心性法”。只有“礼”才是现实的,较“心”、“性”等更有实际效用。

　　与孔子所选的路径不同,苏格拉底选取的是从伦理到政治的路径。如同孔子一样,他首先基本否定了现实的合理性,认为这个国家已经极其缺乏生气,如同一头衰老的笨牛。而社会公职不仅没有给人一种公心,反而增加人的自私的欲望,成了满足个体自私愿望的条件和手段,以至于使他不得不告诫人们:要想做一个正直的人,就不应该谋取社会公职。他认为,“一个真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如果活着,哪怕是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必须当老百姓,决不能担任公职。”苏格拉底并不是认定:有公职与丧德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连带关系。但至少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的情形是这样的。他要改造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气,寄望于通过他的努力,唤回社会良心和人间公道。他没有像孔子那样,试图通过政治首脑人物人格的道德化,形成君主的良心然后以这种良心为礼法,在向下推行中,坚守“仁义”原则,并通过这种坚守,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性。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育的方式,实现整体社会的道德水平的提高,然后通过社会公议等形式,监督政治首脑和政府官员,限制他们的私欲的膨胀,以社会自己的力量挽回社会自己的公道和良心。后世西洋政治虽不再坚持用社会良心力量来维护社会的公道,但以社会自己的力量来整合社会自己的秩序,维护社会公益的做法,大致延续着苏格拉底的思想取向。苏格拉底欲使政治伦理化,但他没有寄望于当权者的道德水平的改善,而是相信下层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能够制约上层人物的私欲。他要努力建设一种政治体制,一种伦理化了的政治体制,他不相信政治人物(如孔子心目中的明君圣王)会先天的具有道德良知。

　　孔子欲将道德政治化,但却选取了先伦理,而后政治,最后再到伦理的路径,客观上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倾向;苏格拉底则欲将政治道德化,其所选取的路径乃是先使人学习政治的知识,从而养成公道的观念和习惯,进而用这种观念为指导去改造现实政治,最后实现它的伦理化。这样的路径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倾向。应该说孔子的路径和倾向是贵族式的,而苏格拉底的做法则表现为一种明显的平民化特征。

　　但是无论孔子将伦理政治化的做法被孟子所继承,提出所谓“仁政无敌”的主张,还是苏格拉底的政治伦理化的倾向为柏拉图所继续,形成所谓“哲学王”的政治理想模式,同样不合乎实际,同样无法真正得到实行。

　　孔子与苏格拉底虽然同属于道德宗师,同对现世抱有强烈的热忱,但二人的现世情怀里又有比较明显的不同的地方。孔子对现实的强调,有着明显的保守倾向,他试图利用对已经崩溃的周朝礼法的恢复,完成对现实社会秩序的重新整合,而这种整合是必“因于”前代之礼的。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表示了孔子对社会进化的承认,但这种进化显然是“可知的”,即程度是不大的。

　　因此孔子非常像一个道德的社会的改良者,他所强调的秩序或礼,着重在遵从一面,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阴货》)。在孔子所强调的这种秩序中,个人(身处社会下层的大多数)大致可以看作是被动的(除极少数自愿践履的圣贤之外),至少应当说自觉程度是不高的。而苏格拉底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中,人是自觉的,有意识和意志自由的。孔子看到了现实的不合理性(“八佾舞于庭”,“陈氏弑其君”等),他认为使之趋于合理的唯一有效办法是恢复周礼。这种贵族式的崇古取向,与苏格拉底的平民式未来式取向是明显不同的。苏格拉底冀望于具有自觉道德人格和丰富知识技能的新人群的产生,由他们来改正现实秩序的不合理性。苏格拉底欲使平民接受相当的教育之后努力参与政治,这样的做法实际就是要建立一种平民政治,而孔子的“小人学道则易使”极至,必然是贵族政治的生成。平民政治易于走向民主,而贵族政治则会自然地导致专制。

　　苏格拉底和孔子处在不同环境之中,却同样认识到政治与道德的分离是现世生活的“不洁”,他们都想通过重新整合的方式实现社会秩序的合理化,他们在政治与道德问题上的思考之相似性,表明了人类所遭遇的问题是相近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相似的。但双方选取的路径和取向上不同,却反映出各自不能脱离自己的生活环境而思考问题,这种思考展示了双方比较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一定的意义上,也预示了两种文化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的分道扬镳。两位先哲的这种差异性,其实就是两种文化—东西文化在源头上开始分流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