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同伴关系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主题,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社会网络分析等多种研究范式,存在着关注度(popularity)、接纳度(acceptance)、中心度(centrality)等一系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Sullivan,1953;Bukowski and Hoza,1989;Hartup,1996)。从操作层面来看,这些概念通常都用同伴提名(nomination)的方法采集数据。关注度通常用“关注度提名法”来测量,即要求学生写出自己认为的班级中最受关注的学生的名字,根据被提名的次数计算每个学生的关注度(Cillessen,et al.,2011)。接纳度通常使用“接纳—拒绝提名法”来测量,即要求学生写出自己在班级中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学生名字,通过这两个提名计算出同伴地位的四个维度:接纳度(被提名最喜欢的次数)、排斥度(被提名最不喜欢的次数)、喜爱度(最喜欢减去最不喜欢的次数)、影响度(最喜欢加最不喜欢的次数),这四个维度也被称为“传统社会测量地位类别”(Coie,et al.,1982)。中心度主要用于社会网络研究,通常用“朋友提名法”进行测量,即要求每个学生写出自己在班级中的好朋友的名字,将学生在班级中写出的朋友数量和被别人选为朋友的次数分别作为“出度数”(out-degree)和“入度数”(in-degree)来测量度数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或经过进一步处理计算波纳西茨中心度(Bonacich
centrality)以及其他中心度指标(Bonacich,1987)。同伴提名法基于同伴群体成员对个人的评价来计算个人指标的取值,具有较好的客观性和稳健性,但需要整个群体(在青少年研究中通常为班级)的成员全部参与,要求整群抽样,相对不易采集,因而部分研究使用被访者自报的朋友数量作为替代(例如杨钋、朱琼,2013;肖心月,2015)。然而有研究发现,被访者自报朋友数量与同伴提名法所得的朋友数量之间的相关性很低,说明自报朋友数量作为替代测量方式的效度可能并不理想(Tucker,et al.,2011)。
从概念内涵层面来看,接纳度和关注度之间虽然存在关联,但两者的差异在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中一直是非常明确的(Northway,1946)。接纳度测量的是个体被所在群体的其他成员“喜欢”的程度,反映个体在群体中的融入和归属感,强调的是群体成员之间是否有积极的情感联系。关注度测量的则是个体如何被所在群体的其他成员“看待”,反映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声望乃至权力,强调的是群体成员之间的相对关系和看法,而非情感联系(Cillessen and Rose,2005)。关注度高的学生并不一定得到大多数同学的喜爱,也可能是因为打架、欺凌等违纪行为或其他方面的特殊性而受到关注。然而,不少实证研究在借用这一组心理学概念时并不加以区分,概念之间的通用甚至混淆时有发生。中心度则是社会网络研究中的常用概念。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更侧重于同伴关系中的网络结构层面,而从概念内涵来看,度数中心度更接近接纳度,波纳西茨中心度更接近关注度(Cillessen,et al.,2011)。但在实证研究中,一方面,度数中心度(类似关注度)被广泛用于衡量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Scott and Carrington,2011),或者青少年在同伴群体中的关注度(Li,et al.,2020);另一方面,用中心度常用的“朋友提名法”作为接纳度的近似测量在学界也有先例(Bukowski,2011)。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基于“朋友提名法”采集的,本质上是“入中心度”(in-degree centrality)的测量,但本研究不涉及社会网络结构,并未使用社会网络的模型和特殊方法。在后续的讨论中,我们也将其视作对接纳度的测量,并在接下来的文献回顾中综合讨论其影响因素。(二)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
科尔曼(Coleman,1986)指出,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最主要因素是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其次是同伴效应。同伴效应因此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Ding and Lehrer,2007;Carman and Zhang,2011)。然而,同伴关系的形成本身受到学生个体、家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即存在“同伴自我挑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Manski,1993)。例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很有可能既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也影响其同伴关系的形成,进而导致对同伴效应的高估。因此,理清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同伴关系的影响,既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有助于从方法论上更好地推动同伴效应的研究(杨钋、朱琼,2013)。基于西方社会的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家庭越富裕的青少年朋友越多,同伴关系的质量越高;而处于劣势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使青少年更容易遭受同伴拒绝或处于边缘位置(Olsson,2007;Moor,et al.,2015;Hjalmarsson,2017)。从作用机制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既可以对青少年的同伴关系产生直接影响,也可能通过家庭居住地、文化资本、教养方式等因素产生间接影响。例如,相同种族、收入水平接近的家庭更有可能居住地邻近,子女更容易形成朋友关系(Mayer and Puller,2008);移民家庭的子女因移民身份和语言能力而难以与本土青少年深入交往(Tsai,2006);父母对子女的关心、了解以及与子女的相处时间等教育投入也会影响孩子的同伴关系(Updegraff,et al.,2001)。来自中国的相关研究尚未达成共识。部分经验研究支持了上述结论,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同伴关系质量的影响较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略大(Li,et al.,2020),且家庭教养方式和学生心理素质(如对压力和自尊的感知等)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学生同伴关系的重要中介因素(程刚等,2018;Bai,et al.,2021)。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孩子同伴关系的影响非常微弱,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没有对青少年的朋友数量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Li,et al.,2020;杨钋、朱琼,2013;程诚等,2022)。杨钋、朱琼(2013)认为,并不能因此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同伴关系没有影响,更有可能的是,家庭背景并不直接提高或者降低学生在同伴中的接纳度,而是对同伴关系造成“区隔”,精英阶层和非精英阶层的青少年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朋友网络。因此,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影响青少年同伴关系的机制,包括青少年的个体特征,诸如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和兴趣特长等。我国中小学教育向来以升学为导向,学业成绩的重要性受到学校、家长和学生的普遍认可。名誉重要性理论提出,在一个群体中,根据群体规范或文化氛围,对群体成员的声望影响最大的属性,往往是影响该群体成员在群体内部接纳度的最主要因素(Hartup,1996)。因此,青少年的个人特征与同伴群体整体氛围或文化的契合程度越高,则接纳度越高(Boivin,et al.,1995)。社会地位效应理论则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将建立朋友关系的过程看作获取潜在社会资本的途径,认为个体倾向于跟地位较高的人交朋友(Mouw,2006)。例如,在推崇学业成绩的学校环境中,拥有教育期望高、学业成绩好的朋友,对青少年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潜在社会资源(Crosnoe,et al.,2003)。因此,较高的学业水平会为个人带来更高的接纳度。在我国的教育环境中,学业成绩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奠定了学生在学校的“地位”,因而成为影响学生同伴关系的重要因素。有实证研究发现,与欧美国家相比,学业成绩对同伴关系的强烈积极影响是我国独特的友伴网络模式之一(An,2022)。不论在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群体中,我国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始终是其接纳度的稳定预测因素(程诚等,2022;杨钋、朱琼,2013)。除学业表现外,非认知能力和兴趣爱好也是与青少年同伴关系紧密相关的个体层面的因素(Adler,et al.,1992;王美芳、陈会昌,2003)。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作为非认知能力的一个重要维度,对朋友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杨钋、朱琼,2013)。而兴趣爱好对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运动能力是显著影响男孩接纳度的最稳定的因素,但体育爱好对女生接纳度的积极影响比男生小得多,甚至参与某些体育运动会对女生的同伴地位产生消极影响(Adler,et al.,1992;Cairns,et al.,1998;Rose,et al.,2011)。这很可能是因为体育和文艺领域存在着性别刻板印象,导致体育爱好对男生的接纳度影响更大,文艺爱好对女生的接纳度影响更大。此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直接或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同伴关系,还可能使这些影响作用因群体而异(Bukowski,2011;Bukowski,et al.,2020)。例如,非精英阶层的青少年群体更有可能形成“反学校文化”和集体主义的群体规范(Willis,1977;Santo,et al.,2013),将自己置于学业的对立面,成绩优异的男生甚至可能遭到欺凌(Lehman,2015);精英阶层的学生则更加认同以学习为导向的同伴文化(Rumberger and Palardy,2005)。因此,学业成绩和良好的行为表现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少年的接纳度可能影响更大。然而,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有学者发现,虽然非精英阶层的青少年在学业成就和亲社会行为等方面的表现弱于精英阶层青少年,但这些积极的个人特质却对非精英阶层青少年在同伴群体中的接纳度影响更大(Bukowski,et al.,2020)。兴趣爱好对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影响同样存在阶层差异。基于美国的早期研究发现,贫困家庭的子女更希望通过体育能力获得大学奖学金或成为职业运动员,因此他们比富裕家庭的青少年更倾向于认为体育运动是同伴群体地位的重要评判标准(Eitizen,1975;Spreitzer,1994)。然而,这一结论并未得到具有全国代表性数据的证实(Shakib,et al.,2011)。关于文艺爱好对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影响,现有研究比较匮乏,仅有的少量研究发现,对贫困家庭的青少年来说,能否设法遮掩家庭贫困的状况对其群体地位十分重要(Olsson,2007)。因此,可以合理推断,作为一种象征经济地位的“符号资本”,文艺爱好很可能与学业成就遵循同样的机制,即在精英阶层中更加常见,但对非精英阶层青少年的接纳度影响更大。假设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青少年在班级中的同伴接纳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青少年在班级中的接纳度越高。
假设2:学业表现、非认知能力、兴趣爱好影响青少年在班级中的接纳度。
假设2a:学业表现越好的青少年在班级中接纳度越高。
假设2b:非认知能力越高的青少年在班级中接纳度越高。
假设2c:有课外兴趣爱好的青少年比没有兴趣爱好的青少年在班级中接纳度更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学业表现、非认知能力、兴趣爱好的影响已经得到很多研究的证实(Liu
and Xie,2015;王慧敏等,2017),本文据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非认知能力、兴趣爱好,进而影响其在班级中的接纳度。国外相关研究发现,个人特性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群体作用不同。虽然有定性研究发现来自弱势家庭的青少年群体中存在的“反学校文化”导致积极的个人特质在同伴关系中难以发挥作用;但量化证据显示,积极的个人特性对弱势家庭青少年的同伴接纳度影响更大(Willis,1977;Bukowski,et al.,2020)。结合中国社会重视教育的传统,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青少年的学业表现、非认知能力、兴趣爱好等个人特性对同伴接纳度的影响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而异,积极的个人特性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青少年的同伴接纳度影响更大。
此外,外表的吸引力也是影响青少年是否被同伴群体接纳的重要因素。虽然有研究认为外表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对女生更加重要(Adler,et al.,1992;Cairns,et al.,1998),但也有研究发现性别差异不显著(Vaillancourt and Hymel,2006)。由于外表的吸引力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必然相关,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研究将体型(BMI)作为外表(身材)的控制变量,不展开讨论。在学校和班级层面,本研究将控制学校平均社会经济地位和班级规模。学校作为一种背景性因素,可能从制度化的教学组织与管理、校园文化与氛围两条路径影响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形成(Crosnoe and Johnson,2011)。校内班级的存在将学生划分为“本班”同学和“外班”同学,学生与本班同学的互动机会明显高于外班同学,这一制度化的界限使得与本班同学互动形成的朋友关系构成了青少年在学校中同伴关系的主体。此外,学校的氛围也会影响到学生对朋友的选择,强调竞争的学校与强调合作、气氛宽松的学校对同伴关系可能有不同的影响。控制班级规模,可以看作对接纳度的标准化处理,因为接纳度理论上的取值范围是[0,n-1](n为班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