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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人数逐年增加，在国内抑郁症患者中青少年的比例很高。所谓青少年其年龄范围在13-23岁左右，指在校的中学生或大学生。青少年正处在承担社会责任的阶段，经济上还没有独立，也没有正式的社会角色。
处于成长和个体形成阶段，青少年个体面临着诸多的挑战，而这些挑战需要来自各方，特别是养育者的支持和合理的教导。如果青少年没有获得爱、在人际关系中没有获得支持和助力，在生活环境发生变化(社会流动)的过程中没有获得如何适应的及时指导和关注，在教育中缺失恰当的生活意义教育，以及长期不良情绪引起机能的改变，青少年很容易走向抑郁症的恶性循环。不仅青少年要承受症状带来的各种痛苦，其家庭、社会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损失。
这些青少年生活中缺失的部分形成了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本质特征“多重失去”，即包括“爱的失去”、“人际互动过程中的自我失去”、“社会流动过程中生命意义的失去”以及“生理上活力的失去。”本期我们将逐一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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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流派对青少年抑郁症根源的理解
佛洛伊德强调儿童与其父母互动中的负面经验是抑郁症产生的主要因素。
弗洛伊德对青少年期的亲子关系的变化做出了独特的解释。他认为青春期青少年与父母的逐渐 “疏离”的过程是青少年在青春期生理变化和性冲动变化引起的，冲突的发生是青少年重构亲子关系并降低焦虑的正常途径，而和谐的亲子关系则被视为青少年发展存在的障碍和心理不成熟的表现，当青少年寻找到新的爱的对象时，冲突就会逐渐下降。
弗洛伊德在《悲伤与忧伤》一文中对抑郁的解释是：当儿童时期有被所爱的人拒绝(通常是父母亲)的经验时，个体因为罪恶感而无法表达愤怒，接着产生对自己的愤怒，而个体后来生活中任何的损失或被拒绝都会重新启动对自己的愤怒，并引起抑郁症的反应。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抑郁是一种悲伤的情绪，常常伴随着失去重要关系而产生，抑郁的出现是一种失落的反应。不论发生何种性质的失落，如爱、地位、朋友的精神支持，个体会唤醒对童年期失落所发生的恐惧(得不到父母之爱)而反应剧烈。抑郁症的低自尊和无价值感，源于小孩一般的对双亲肯定和同意的需求。在儿童时期，个人的自尊和价值感主要来源于双亲的肯定，长大成人后，则来自个人的能力和成就; 而抑郁症患者的自尊则仍然依赖于外界因素，如他人的同意和支持，当这些支持失败时个人便陷入抑郁状态。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指出，童年期的基本焦虑是后来发展出神经症的动力根源。而儿童的焦虑来自制造焦虑的家庭环境，特别是不正常的亲子关系。如果亲子关系是积极的、温暖的，是建立在真爱的基础上的，那儿童就会得到正常的发展; 如果父母对儿童的反应是冷漠的、表面的和攻击的，不能给儿童真正的爱，就会造成儿童的不安全感，这对儿童的成长极端不利，在霍妮看来，有基本焦虑的儿童是朝着神经症的成人发展的儿童。
荣格在研究人格发展过程中，也注意到了家庭和父母对儿童的影响，他发现儿童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心理问题都和父母有关。在荣格看来，正常的人际关系是心理健康的基础，而成年期人际关系的基础依赖于童年，首先依赖于儿童与其养育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心理问题的程度与儿童需要满足的程度相关，即与亲子关系的质量有关。
根据鲍尔贝认为儿童与父母之间不安全的依恋是抑郁症产生的原因，抑郁症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依恋关系中没有和其重要他人建立起一种安全的、固定的关系导致的疾病，是一种对长期分离和失落的反应，被依恋的客体对象无意识地拒绝也会诱发依恋者的抑郁，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依恋对象的缺失很可能导致抑郁症的产生，鲍尔贝把抑郁症描述为一种严重的无助、无望和难以建立情感连接关系。
与弗洛伊德的传统精神分析观点相比，新精神分析学派强调了儿童成长过程中与微观环境中重要他人的互动 (如父母)，对儿童的健康人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不良人格是青少年抑郁症形成的内在根源。新精神分析学派既看到了环境因素，也看到了个体内在人格和自我因素在抑郁症形成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提出了人与环境的不良互动是导致精神疾病产生的原因。
当弗洛伊德强调不良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则关注到了积极、健康的亲子关系是预防青少年产生精神疾病的重要的必要条件。人本主义者重视主观性及实现倾向，把实现倾向与心理健康相提并论，反对研究病态人格，主张研究人的价值和潜能的发展。马斯洛的动机理论是建立在乐观主义的假设上的，即人的内在天性是善良的，内在天性有成长与实现的动力，但比较微弱，容易遭受挫折、否认、压抑而引发疾病与神经症。
罗杰斯认为父母对子女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在儿童的成长中十分重要，通过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儿童会感到即使他们可能有错误和过失，也总是处于被爱和认可的氛围中，这种爱和认可发自自然，不是他们必须努力才能得到的。因此，罗杰斯建议，当儿童行为失当的时候，其父母应该强调他们不认可的是这种行为，而非孩子本身。
可见，人本主义强调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精神健康，强调父母照顾儿童过程中对孩子无条件地接纳和尊重。如果孩子行为出现问题，父母要把对儿童行为的不认可和对儿童本身的接纳分开，也就是说，在教育儿童的过程中，不接纳的是问题行为，而不是孩子本身。当孩子的自我成长需要在父母的照顾下得到满足，自我得以健康成长时，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就不会产生。
行为主义认为社会性行为产生过程中的正强化的缺失所导致的习得性无助和低自我效能感是抑郁症产生的主要原因。青少年在碰到应激事件时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肯定和帮助，就会导致自我效能感的降低，这种由外部因素引发的行为改变及其所导致的青少年对自我信念的改变是引发抑郁症的主要原因。
青少年抑郁症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在应激状态下缺乏来自父母和他人的正强化，导致其不能充分利用其资源去解决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班图拉的研究兴趣转移到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人对影响其生活的事件能够施加影响的信念。
1）他迄今在某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父母过分保护会损害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因为父母的这些行为会剥夺儿童成功的机会，也剥夺了儿童体验成功的机会。
2）对他人(父母)活动效能的观察。儿童通过对父母、同伴的观察，可以为自我评价提供参考。一些研究表明，低自我效能感 (如过分重视失败、负性认知和情感、低学习效能) 是引起焦虑、抑郁、沮丧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之一。
皮亚杰 (Piaget,1950) 的认知发展理论强调了儿童在亲子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他认为父母对儿童的抚养不是一个类似于用模具对孩子进行塑造的过程，而颇似一个与有自己的观点的伙伴“谈判”的过程。儿童对环境的适应方式发生周期性的改变，之后产生新的适应方式。儿童的认知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感知运算阶段 (0-2岁) 、前运算阶段(2-7岁) 、具体运算阶段 (7-11岁) 、形式运算阶段(11岁以后)。到了形式运算阶段，儿童脱离具体经验而推导结果的能力得以发展。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对我们理解亲子关系中子女的主体发展的独特性有积极意义。
贝克的抑郁理论认为青少年负性认知是抑郁的根源，这种负性认知与对父母的模仿和批评性的互动有关，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倾向于对自己有负性思考，用负向的方式解读自己的经验，对未来有悲观的看法。对于青少年来说，大部分的认知经验都是从与父母或家人的互动中获得的，因此，青少年的负向认知图式很可能来自和父母互动的经验。
研究者们发现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环境因素(如各种压力事件)是引发抑郁症的重要条件，而在解决问题过程中青少年是否能从人际交往中获得充分的资源去解决问题是导致抑郁症产生的重要因素。
抑郁的人际关系理论从人际互动的观点来解释抑郁的产生，包括两个主要的观念模式：
1）Lewinsohn的抑郁行为理论。他认为抑郁的某些症状之所以产生，是由反应－随机正强化的比例减少所导致，也就是说抑郁的形成是由于个体缺乏社交技能及他人的正向反应而减低了外在环境的增强。
2）强调抑郁、社交功能损伤和人际关系不佳，三者彼此交互的影响。此外，患抑郁症的人和具有抑郁倾向特质的人可能因为不适当的行为风格而造成人际关系功能失调，进一步导致抑郁情感的增加。
社会支持是一个人通过来自家庭成员、亲友、同事、组织和社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从这个层面获得的帮助能够减轻心理应激、缓解精神紧张状态和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缺乏社会支持(如缺少朋友、社会退缩、孤独感以及在学校缺乏快乐感)被列为引发青少年抑郁的第三大因素。对抑郁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表明，感受到高水平的主观支持与5年内的低抑郁倾向相关，社会支持还是5年后低抑郁倾向的预报因子，这提示社会支持是抑郁障碍的长期保护因子。
二
青少年抑郁症的本质：“多重失去”
国外有学者Christine(2010)认为，青少年抑郁症不仅包括认知、情感和生理的成分，而且在抑郁症的治疗中还应该加入心灵内部的、存在主义的精神的部分，因为青少年生活在一个不可预知的世界中，而他们将在这个世界中努力奋斗去证明他们的重要性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也常常由于不能克服困难而感到不知所措。
青少年抑郁症的突出特征是个体发展过程中的“多重失去”，即青少年个人成长过程中“爱的失去”，人际互动过程中“自我的失去”，社会流动过程中“生命意义的失去”，生理上“活力的失去”。(见图)
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成长经历来看，幼儿期隔代抚养，童年期和青春期经历了家庭关系、父母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的多重冲突，他们无法与父母、老师和同伴等重要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情感疏离，人际冲突多，导致 “爱的失落”，产生悲伤、失落和愤怒的情绪体验。
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可以帮助我们从社会学的范畴理解抑郁青少年的自我发展。米德 (Mead) 认为个体在采用他人的观点并且设想他们在他人眼里的样子，这种观点采择的能力与自我的获得具有相同的意义。米德非常强调社会交互作用在自我发展中的作用，如果缺乏交互作用，符号沟通将不能发生，自我也不可能通过观点采择过程而产生。当儿童的这种采择他人观点的能力开始发展时，自我也就开始发展了。
从抑郁青少年的自我发展过程来看，他们在与父母、老师和同伴等重要他人互动的过程中矛盾冲突比较多，很少得到积极的认同和接纳，采择到的大部分是负性的评价，自我体验比较负面。同时，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传统与文化冲突，也使他们难以建立起积极健康的自我，表现出自卑和自责。
从艾里克森(Eri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来看，青少年面临自我同一性危机。青少年都面临同一个问题“我是谁”，拥有整合的特性的个体被认为是达到了同一性，无法建立稳定和统一特征的个体将会面临角色混乱。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人生发展历程和人际关系层面来看，幼儿期隔代抚养的经验、与父母关系的疏离使他们没有发展出对他人的信任；祖父母的过度保护使他们的自主性也没有得到发展；到了小学阶段回到父母身边以后，面对家庭、亲子、师生、同伴等多重人际关系的冲突，他们没有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技能，使得他们无法获得勤奋感，而是获得了自卑感。进入青春期以后，各种冲突和矛盾激化，他们无法建立稳定和统一的自我角色混乱。总之，抑郁青少年没有形成健康、稳定的自我，自我发展受挫的结果是低自尊(自卑) 、自责与内疚(罪疚) 。
有位青少年抑郁症的患者描述说:'抑郁症的人没有自我'。奥特利和博尔特提出的抑郁社会认同模型认为: 人的自我价值感通常源于其社会角色，并且扮演这些角色需要有他人的存在。当失去一个人而使自己不能再扮演被赋予较高社会期望的社会角色，同时又不存在其他可供选择的社会价值来源的时候，抑郁就会产生。对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来说，可以扮演的唯一社会角色就是 “好学生”，在人际关系互动中他们发现自己不能扮演好父母、老师和同学心目中的“好孩子、好学生、好伙伴”角色，又找不到其他的社会价值来源的时候，抑郁就会产生了。
对于抑郁青少年来说，他们的人生意义是父母赋予的，他们的人生道路是父母预设的，他们在亲子互动中是一个失权者，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没有空间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在他们努力去实现父母赋予的人生意义时，他们经历了巨大竞争的压力和人际关系的冲突。在其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他们得不到父母、老师和同伴的情感支持和帮助，深深体会到了无助和痛苦。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达不到父母的要求，无法按照父母预定的人生轨道(此时父母的要求已经内化为其自我发展的要求)去发展的时候，他们感觉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认为生命没有意义，个体没有存在的价值。
20 世纪 60 年代生物学界把个体产生抑郁的原因界定为脑内缺乏去甲肾上腺素。近年来，随着生物分子学与大脑影像技术的发展，对抑郁症的生物学病因逐步深入。脑成像技术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与正常人相比，脑内血液灌流量与葡萄糖代谢率明显异常; 抑郁的神经内分泌理论研究表明，抑郁症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亢进有关; 抑郁的神经递质理论研究表明，抑郁症的发病与单胺递质有关，特别是5-HT(五羟色胺) 递质有关; 抑郁的免疫学研究表明，白细胞介质水平与抑郁症状的程度、疾病所处的阶段等因素有关。上述生理指标的改变使抑郁青少年的身体机能发生改变，身体出现异常变化，主要是没有力气、睡眠不好、胃口不好等，身体上失去精力，没有活力。
结语：
关注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生根源及本质，有助于加深对患病青少年的理解，更有助于从“防止失去”的角度构建更加适合青少年成长的环境，让青少年不要再因“多重失去”而深陷抑郁症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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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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