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陶缸绘鹳鱼石斧纹》新石器时代、陶质彩绘、器高47cm、口径32.7cm。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陶缸绘有鹳鸟衔鱼，旁边竖立一件石斧的画面，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画面效果粗犷有力，绘画具有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造型特征，是一件罕见的绘画珍品。
出土于陕西华县柳子镇泉护村，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钵图案于夸张变形中，极富装饰趣味，用笔简括生动。
彩陶纹饰除了一些象形纹样之外，大多数是几何纹饰，最常见的有十余种纹样，马家窑文化中曲线构成的旋涡纹饰是结构最复杂、完美而又有典型意义的几何纹饰之一。作为器物纹样的几何装饰手法，这件作品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中高超的构图技巧。
《黑山岩画猛虎捕食图》新石器时代
原始社会绘画遗存的还有古代岩画，上限主要始自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在岩壁上刻下他们的信仰和种种生活印迹：狩猎、游牧、战争、反映生殖崇拜的男女交媾、怪异的人头像、手印、蹄迹……
《黑山岩画狩猎图》春秋至西汉
由黄帝以来，经过尧舜禹的二头军长制（军事民主）到夏代“传子不传贤”，中国古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虽然仍在氏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但早期宗法制统治秩序（等级制度）在逐渐形成和确立。公社成员逐渐成为各级氏族贵族的变相奴隶，贵族与平民（国人）开始了阶级分野。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以“礼”为旗号，以祖先祭祀为核心，具有浓厚宗教性质的巫史文化开始了。它的特征是，原始的全民性的巫术礼仪变为部分统治者所垄断的社会统治的等级法规，原始社会末期的专职巫师变为统治者阶级的宗教政治宰辅——李泽厚《美的历程》
《花山石画祭神舞蹈图》战国至汉
从南（江南、山东）和北（东北），好几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陶器纹饰都有向，铜器喊纹饰过渡的明显特征。当然，关于它们是先于铜器还是与青铜同期或更后，仍有许多争议。不过从总的趋向看，陶器纹饰的美学风格活泼愉快走向沉重神秘，确是走向青铜时代的无可置疑的实证。——李泽厚《美的历程》
《兽面纹》殷墟晚期 青铜纹饰
这幅兽面纹，选自商代殷墟出土的父辛尊。它是正面描绘头部的兽面纹，巨睛直视，显示一种威力，在商周青铜纹饰中最为普遍，宋代以来，人们把这种兽面纹称做饕餮纹，是一种被神化的、幻想出来的、具有某种威严的神秘意义的形象。它和原始的图腾崇拜有一定的联系，在这幅兽面纹的左右下角各配置一小凤鸟纹饰，形态生动有力。 商周时代的绘画(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宫殿壁画)已湮灭，但其题材和表现样式、手法我们还能从具有一定绘画性的青铜纹饰上看到。
以饕餮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协上下”、“承天休”的祯祥意义。那么，饕餮究竟是什么呢？这迄今尚无定论。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兽面纹，是什么兽？则各种说法都有：牛、羊、虎、鹿、山魈......本书基本同意它是牛头纹。但些牛非凡牛，而是当时巫术宗教仪典中的圣牛。——李泽厚《美的历程》
现代民俗学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表明，牛头作为巫术宗教仪典的主要标志，被高高挂在树梢，对该氏族部落具有极为重要的神圣意义和保护功能。它实际是原始祭祀礼仪的符号标记，这符号在幻想中含有巨大的原始力量，从而是神秘、恐怖、威吓的象征，它可能就是上述巫、尹、史们的幻想杰作。所以，各式各样的饕餮纹样及以它为主体的整个青铜器其他纹饰和造型、特征都在突出这种指向一种无限深渊的原始力量，突出在这种神秘威吓面前的畏怖、恐惧、残酷和凶狠。——李泽厚《美的历程》
商后期（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的饕餮纹编铙
你看那些著名的商鼎和周初鼎，你看那个兽（人）面大钺，你看那满身布满了雷纹，你看那与饕餮纠缠在一起的夔龙夔凤，你看那各种变异了的、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各种动物形象，例如那神秘的夜的使者——鸱枭，你看那可怖的人面鼎......它们远不再是仰韶彩陶纹饰中的那些生动活泼愉快写实的形象了，也不同于尽管神秘毕竟抽象的陶器的几何纹样了。——李泽厚《美的历程》
它们完全是变形了的、风格化了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李泽厚《美的历程》
它们这所以具有威吓神秘的力量，不在于这些怪异动物形象本身有如何的威力，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为象征符号，指向了某种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它们之所以美，不在于这些形象如何具有装饰风味等等（如时下某些美术史所认为），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有雄健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地反映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那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李泽厚《美的历程》
商后期（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的后母戊鼎
人类从动物开始。为了摆脱动物状态，人类最初使用了野蛮的、几乎是动物般的手段，这就是历史真相。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李泽厚《美的历程》
战争就是这种最野蛮的手段之一。原始社会晚期以来，随着氏族部落的呑并，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巨大。中国兵书成熟如此之早，正是长期战争经验的概括反映。“自剥林木（剥林木而战）而来，何日而无战？大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昆吾之战，五十战而后济；牧野之战，血流漂杵。”大概从炎黄时代直到殷周，大规模的氏族部落之间的合并战争，以及承受之而来的大规模的、经常的屠杀、俘获、掠夺、奴役、压迫和剥削，便是社会的基本动向和历史的常规课题。——李泽厚《美的历程》
虎食人卣
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婆。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所以继原始的神话、英雄之后的，便是这种对自己氏族、祖先和当代的这种种野蛮呑并战争的歌颂和夸扬。殷周青铜器也大多为此而制作，它们作为祭祀的“礼器”，多半供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武力征代的胜利。与当时大批杀俘以行祭礼吻合同拍。——李泽厚《美的历程》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杀掉甚或吃掉非氏族、部落的敌人是原始战争以来的史实，杀俘以祭本氏族的图腾和祖先，更是当时的常礼。因之，吃人的饕餮倒恰好可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准符号。——李泽厚《美的历程》
《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神话失传，意已难解。但“吃人”这一基本含义，却是完全符合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的。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像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李泽厚《美的历程》
西周早期 青铜饕餮纹方座簋（簋guǐ：煮饭的锅）
在今天是如此之野蛮，在当时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正因如此，古代诸氏族的野蛮的神话传说，残暴的战争故事和艺术品，包括荷马的史诗、非洲的面具……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中国的青铜饕餮也是这样。——李泽厚《美的历程》
饕餮纹四足鬲（鬲lì：煮饭的锅）
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沉没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美－崇高的。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它威吓、呑食、压制、践踏着人的身心。——李泽厚《美的历程》
户卣上的凤鸟纹
但当时社会必须通过这种种血与火的凶残、野蛮、恐怖、威力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进。用感伤态度便无法理解青铜时代的艺术。这个动辄杀戮千百俘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成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不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才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的本质。——李泽厚《美的历程》
这如同给人以恐怖效果的希腊悲剧所渲染的命运感，由于体现着某种历史必然性和力量而成为美的艺术一样。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神秘观念的结合，也使青铜艺术散发着一种严重的命运气氛，加重了它的神秘狞厉风格。——李泽厚《美的历程》
同时，由于早期宗法制与原始社会毕竟不可分割，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反而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特别是今天看来，这一特色更为明白。你看那个兽（人）面大钺，尽管在有意识地极力夸张狰狞可怖，但其中不仅仍然存留着某种稚气甚至妩媚的东西么？好些饕餮纹饰也是如此。它们仍有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李泽厚《美的历程》
夔龙纹鼎局部
所以，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恰好相反，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尽管如何夸耀威吓恐惧，却徒然只显其空虚可笑而已。它们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李泽厚《美的历程》
神鸟纹方座簋局部
社会愈发展、文明愈进步，也才愈能欣赏和评价这种崇高狞厉的美。在宗法制时期，它们并非审美观赏对象，而是诚惶诚恐顶礼供献的宗教礼器；在封建时代，也有因为害怕这种狞厉形象而销毁它们的史实。——李泽厚《美的历程》
户卣上的凤鸟纹
“旧时有谓钟鼎为祟而毁器之事，盖即缘于此等形象之可骇怪而致。”恰恰只有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宗教观念已经淡薄，残酷凶狠已成陈迹的文明社会里，体现出远古历史前进的力量和命运的艺术，才能成为人们所理解、欣赏和喜爱，才成为真正的审美对象。——李泽厚《美的历程》
《水陆攻战纹》战国时代，青铜工艺出现了新创造：青铜画像，而且所描绘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场面：宴饮、会射、采桑、弋射、狩猎……
《龙凤仕女图》战国西汉楚墓帛画，绢本 墨绘 纵31.2cm 横23.2cm。
《龙凤仕女图》1949年2月在湖南省长沙市陈家大山楚墓出土。全画的主题是祈求飞腾的龙凤引导墓主人的灵魂早日登天升仙。
“帛画”，专指古代画在丝织物上的图画，早在专门的纸、绢尚未发明之前人们往往把字画绘在木版、石板、器物或丝织物上。帛画可以说是传统卷轴画这一艺术样式的先声。
《御龙图》战国楚墓帛画 绢本 墨绘 淡设色 纵37.5cm 横28cm。
《御龙图》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子弹库一号墓出土，也属于葬仪中引导墓主人升天这一类祈祷性作品，画中部分还偶用了金白粉彩，它为我们了解那些金碧辉煌的楚国壁画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是迄今为止发现使用此画法的最早作品。
《掎侯妻墓帛画》西汉、绢本 设色、纵205cm、上横92cm、下横47.7cm
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为西汉长沙相第一代掎侯利巷妻之墓，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绢类画迹。作品以祈颂墓主人飞升为主题。
这件帛画也叫非衣，或“T”字型，画面内容依T字型的横幅和竖幅划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个部分。作品以写实的技艺表现出当时的生活，更以夸张的手法描绘出瑰丽的想象。
《侯子墓帛画》西汉 、绢本 设色、 纵233cm、上横141cm、下横50cm。
1974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内容基本同于一号墓帛画。
《铜管错金银攻猎图》西汉、铜质错金银、器纵26cm、径3.6cm。
1965年出土于河北定县122号西汉墓中，器由四段内容丰富的攻猎图组成，形象写实而略带夸张，生动而多变化。以山峦云气为纽带，在风流云动的气氛中，描写瑞兽奇禽与狩猎景象。此器不仅是罕见的古代工艺精品，也是难得的绘画佳作。
《铜管错金银攻猎图》展开图（16）《獐子图》
汉、河北望都汉墓壁画。
汉代人把獐子视为多子的象征，绘于墓室壁上，以求子孙兴旺，家族繁昌。獐子的用笔简略疏畅，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画的颇为潇洒自如。尤为别致的是从头后部至尾端的一根粗墨线条，产生了有如浮雕般的光影和立体感觉。这是望都壁画独具匠心之处。
《带剑人物图》汉、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
图中带剑人物，大概属管谷仓的官吏，他身着红袍，腰挂长剑，正在不慌不忙的巡视。在表现技法上人物不是以线勾画，而是以色为主表现形体。用线简练、准确，色、线相互辉映，构成了一幅成功的、完整的人物肖像画。
《单骑图》
《荆轲刺秦王图》汉、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刻。
《戴竿之戏图》汉、山东沂南石刻。
《君车出行》东汉熹平五年134cmX70cm 壁画
1971年发掘，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墓中室北壁。
《宴饮观舞》东汉晚期 70cmX约184cm 壁画
1960年发掘，河南密县打虎亭二号汉墓中室北壁。这是该墓室北壁巨幅“百戏”的局部。
《楼阁人物车骑画像石》东汉 73cmX141cm
1980年山东嘉祥宋山村出土。内容是表现祠主居室生活的，雕刻技法与风格同武氏祠画像一致。
《水榭人物画像石》东汉 94cmX92cm。
山东微山两城镇出土。此图系浅浮雕，画面内容繁妖而富生活情趣。
《宅门图》汉、四川德阴画像砖 22cmX46.5cm
《弋射收获画像砖》东汉 39.6cmX46.6cm。
1972年四川大邑安仁乡出土，此画像砖画面上部是弋射图,下为收获图,人物动态有同有异,起伏分明,画面富有韵律感。
《盐井画像砖》 东汉 36.5cmX46.8cm。
四川邛郏花牌坊出土。此图表现的是汉代四川井盐生产的汲卤熬制过程。
《猎虎画像砖》汉 6.4cmX23cm，河南禹县出土。
《车骑画像石》东汉 47.5cmX276cm。
《狩猎图》940cmX150cm魏晋、砖画、嘉峪关5号墓前室北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李泽厚《美的历程》
《屠牛图》魏晋、砖画、嘉峪关6号墓前室东。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李泽厚《美的历程》
《砖画出行图》魏晋 36cmX120cm
1972年嘉峪关市新城第五号墓出土。此图描绘的是墓主人出行的仪仗场面，突出地反映了嘉峪关魏晋墓室绘画的艺术水平。
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李泽厚《美的历程》
《屏风漆画列女古贤图》之一北魏.木质漆绘 80cmX40cm。
1966年出土于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中，题材似?自刘向《古列女传》等汉代文献。绘画风格颇近于顾恺之的确《女史箴图》，笔意连绵不断，人物生动通神，色彩较顾恺之更为富丽。
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和稍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李泽厚《美的历程》
《屏风漆画列女古贤图》之二
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
曹氏父子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丕）；“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
阮籍有“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陆机有“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
刘琨有“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王羲之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
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陶潜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
……他们唱出的都是这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李泽厚《美的历程》
《进食图》高句丽 70cmX100cm 壁画
吉林省集安县舞踊墓东壁左上角。此图是墓主人居家宴饮图的一部分，表现了高句丽贵族的安乐生活。
敦煌275窟，北壁中层，佛教之“本生”，即前生。毗楞竭梨王就是释迦牟尼的前生，画面突出表现这一主题。
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所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说得干脆、坦率、直接和不加掩饰。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李泽厚《美的历程》
《九色鹿本升》北魏 96cmX385cm、壁画 敦煌257窟、西壁中层
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既然如此，而上述既定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李泽厚《美的历程》
《尸毗王割肉贸鸽》北魏 120cmX155cm 壁画 敦煌莫高窟254窟右。
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也仍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而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却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它们承受着不同的具体时期而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墓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建安风骨的人生哀伤是与其建功立业“慷慨多气”结合交融在一起的。——李泽厚《美的历程》
《摩诃萨舍身饲虎》北魏 73cmX126cm 壁画 敦煌莫高窟254窟右。
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面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其间如正始名士的不拘礼法，太康、永嘉的“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陆机）、“何期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刘琨）的政治悲愤，都有一定的具体积极内容。正由于有这种内容，便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唐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学术深度。《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间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原因就在这里。——李泽厚《美的历程》
《伎乐天》西魏 壁画 敦煌249窟。
曹氏父子破坏了东汉重节操伦常的价值标准，正始名士进一步否定了传统观念和礼俗。但“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终于被杀头；阮籍也差一点，维护“名教”的何曾就劝司马氏杀阮，理由是“纵情背礼败俗”。这有刘伶《酒德颂》所说，当时是“贵介公子，缙绅处士......奋袂攘襟，努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可见思想对立和争斗之改变。从哲学到文艺，从观念到风习，看来是如此狂诞不经的新东西，毕竟战胜和取代了一本正经而更加虚伪的旧事物。才性胜过节操，薄葬取替厚葬，王弼超越汉儒，“竹林七贤”成了六朝的理想人物，甚至在墓室的砖画上，也取代或挤进了两汉的神仙迷信、忠臣义士的行列。——李泽厚《美的历程》
《五百强盗成佛·狩猎》西魏 140cmX638cm、壁画 敦煌285窟、南壁上层。
非圣无法、大遭物议并被杀头的人物竟然嵌进了地下庙堂的画壁，而这些人物既无显赫的功勋，又不具无边的法力，更无可称道的节操，却以其个体人格本身，居然可以成为人们的理想和榜样，这不能不是这种新世界观人生观的胜利表现。人们并不一定要学那种种放浪形骸、饮酒享乐，而是被那种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吸引着，感召着。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这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是人和人格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李泽厚《美的历程》
《昆瑟纽天》西魏大统年间、壁画 敦煌莫高窟285洞。
有自给自足不必求人的庄园经济，有世代沿袭不会变更的社会地位、政治特权，门阀士族们的心思、眼界、兴趣由环境转向内心，由社会转向自然，由经学转向艺术，由客观外物转向主体存在，也并不奇怪。——李泽厚《美的历程》
《飞天》西魏、壁画 敦煌285窟。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他们畏惧早死，追求长生，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这就构成似乎是那么流洒不群、那么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魏晋风度；药、酒、姿容，论道谈玄、山水景色……成了衬托这种风度的必要的衣袖和光环。——李泽厚《美的历程》
这种理想就以佛像雕塑作为最合适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了。“言不尽意”、“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是当时确立而影响久远的中国艺术美学原则。它们的出现离不开人的觉醒这个主题，是这个“人的主题”的具体审美表现。——李泽厚《美的历程》
《须达·施象》北周 60cmX150cm 壁画 敦煌莫高窟428窟前壁。
感伤、悲痛、恐惧、爱恋、焦急、忧虑，欲求解脱而不可能，逆来顺受又不适应。一方面很想长寿延年，“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同时又感到“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延年又有什么用处？一方面，“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痛恶环境，蔑视现实，要求解脱；同时，却又是“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现实逼他仍得低下头来，应付环境，以保全性命。所以，一方面被迫为人写劝进笺，似颇无聊；同时又“口不臧否人物”，极端慎重，并且大醉六十日拒不联姻……所有这些，都说明阮籍的诗所以那么隐而不显，实际包含了欲写又不能写的巨大矛盾和苦痛。鲁迅说向秀的《思旧赋》是刚开头就煞了尾，指的也是这同一问题。对阮籍的评价、阐解向来做得不够。总之，别看传说中他作为竹林名士是那么放浪潇洒，其内心的冲突痛苦是异常深沉的，“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便是一再出现在他笔下的诗句。把受残酷政治迫害的痛楚哀伤曲折而强烈地抒发出来，大概从来没有像阮籍写得这样深沉美丽。正是这一点，使所谓魏晋风度和人的主题具有了真正深刻的内容，也只有从这一角度去了解，才能更多地发现魏晋风度的积极意义和美学力量之所在。——李泽厚《美的历程》
《骑马出行图》北齐 160cmX450cm 壁画 山西太原王郭村娄睿墓。
超脱人世的陶潜是宋代苏轼塑造出来的形象。实际的陶潜，与阮籍一样，是政治斗争的回避者。他虽然没有阮籍那么高的阀阅地位，也没有那样身不由己地卷进最高层的斗争漩涡，但陶潜的家世和少年抱负都使他对政治有过兴趣和关系。他的特点是十分自觉地从这里退了出来。为什么这样？在他的诗文中，响着与阮籍等人颇为相似的音调，可以作为答案：“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古时功名土，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等等，这些都是具有政治内容的。——李泽厚《美的历程》
《石刻礼佛图》北魏此图为北魏正光六年（公元525年）弥勒造像佛座的石刻线画，形象地反映了北魏时期上层人物的衣装发式、牛马轿车， 以及线描技艺的精湛水平。
由于身份、地位、境况、遭遇的不同，陶潜的这种感叹不可能有阮籍那么尖锐沉重，但它仍是使陶潜逃避“诚足贵”的“荣华”，宁肯回到田园去的根本原因。陶潜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了出来，把精神的慰安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作诗上，他没有那种后期封建社会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漠之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李泽厚《美的历程》
《竹林七贤和荣起期》南朝 80cmX240cm 砖刻。
196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出土。线描以铁线描为主，坚挺劲利，充分体现了南朝画风。
原画右自至左，向横展开，依次为手执静思的向秀、恋杯的刘伶、拨阮的阮咸、鼓琴而歌的荣启期、如意的王戎、喝酒的山涛、啸歌的阮籍、弹琴的嵇康、 鹿裘带索。人物之间则以垂柳、乔松、梧桐、银杏及不知名的树木相隔，各占一席之地。——李泽厚《美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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