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变形记

卡夫卡，其人不可做寻常观。

弗朗茨·卡夫卡，这位世界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的伟大作家，就其生活经历而言，也许除了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终生未婚之外，可谓是再平常不过了。1883年他生于奥匈帝国的布拉格，是一个犹太商人之子；小学毕业后升入布拉格一所国立德语文科中学；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德语部，攻读法律，选修德语文学和艺术史；1906年被授法学博士，翌年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自1908年起供职于一家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事故保险公司；1917年患肺病，1922年因病离职，1924年病逝，终年只有41岁。这便是他短暂而普通的一生，既没有做出什么惊心动魄的英雄业绩，也没有过骇世惊俗的举动；既非春风得意，亦非穷困潦倒；既非一帆风顺，亦非颠沛流离。从形而下来看，一常人也。但若从精神层次来进行观察却迥然不同，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痛苦和磨难，孤独和愤懑的内心世界。他在给一度炽烈爱过的女友密伦娜的信中用这样的字句概括了他的一生：“我走过的三十八载旅程，饱含着辛酸，充满着坎坷。”

……

他是犹太人，生于布拉格，说的是德语，是奥匈帝国的臣民；犹太民族、斯拉夫民族、德意志民族的成分都混杂于一身，这就使他成了一个多重的无归属感的人，成了一个永远流浪的犹太人，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在致密伦娜的信中称自己是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在另一封同样是致密伦娜的信中，他沉痛地写道：“……可是他（指卡夫卡自己）没有祖国，因此他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经常想着如何去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造一个祖国。”[1]

在这个他认为是莫名其妙的世界里，在他诞生的布拉格，在他的家里，他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异乡人。他在敞露心扉的日记里（1913．8．21）写道：“现在，我在自己家里，在那些最亲近的、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这种人生体验和生活感受，不仅流露在他的杂感、书信、日记中，更见于他的作品。《失踪的人》中主人公罗斯曼之在美国，《判决》中主人公本德曼之对父亲，《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之在家庭莫不如是。在这些艺术形象身上，陌生感得到了充分地展示和表达。

当陌生感成为一个人的主宰时，他便不得不从他生活的世界返回自身世界，这样孤独感便成了一个必然的产物。表现在卡夫卡身上，这种孤独感不仅是在生活中，在人际关系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领域里。他的一个同班同学在谈到学生时代的卡夫卡时写道：“……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尊敬他，可是完全不可能与他成为知己，在他周围，仿佛总是围着一道看不见摸不透的墙。他以那文静可爱的微笑敞开了通向交往世界的大门，却又对这个世界锁住了自己的心扉。……却始终以某种方式保持疏远和陌生。”[2]

在青年时期，他渴求爱情，但几次婚约和几次解除婚约表明，他更渴求孤独。在他逝世前三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与其说我生活在孤独之中，倒不如说我在这里已经得其所哉。与鲁滨逊的孤岛相比，这块区域里显得美妙无比，充满生机。”这种精神上的孤独感，是一种抗拒现实的外化形式，是一种心灵上的需求。他在给他的好友勃洛德的信中说得一语中的：“……实际上，孤独是我唯一目的，是对我的极大诱惑。”[3]这种生活中和精神上的孤独感必然在他的作品中表达出来，他的长篇，如《失踪的人》、《城堡》，中短篇如《变形记》、《单身汉的不幸》、《最初的痛苦》，孤独感都是复调式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声部。

在卡夫卡的日记、书信、杂感中，读者会一再遇到恐惧这个字眼。恐惧外部世界对自身的侵入，恐惧内心世界的毁灭。正因为他受到恐惧的左右，于是他对他生活于其中的城市，他所遇到的人们眼中正常的一切，他对自己的处境：恋爱、职业和写作，都怀有一种巨大的恐惧。

他写道：“我在布拉格过的是什么生活啊！我所抱的对人的这种要求，其本身就正在变成恐惧。”

这是他给勃洛德的信中所写的，在给密伦娜的一封信中他在谈到这种恐惧的普遍性时写道：“我总是力图传达一些不可传达的东西，解释一些不可解释的事物，叙述一些藏在骨子里的东西和仅仅在这些骨子里的所经历过的一切。是的，其实并不是别的什么，就是那如此频繁谈及的，现已蔓延到一切方面的恐惧，对最大事物也对最小事物的恐惧，由于说出一句话而令人痉挛的恐惧。”

卡夫卡把写作看做是自己人生的最大追求，是维持他生存的形式，然而恰恰又是写作使他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写作成了为魔鬼效劳而得到的奖赏，是一种带来死亡的恐惧。他渴求爱情，渴求建立家庭，然而也正是由于恐惧，恐惧爱情和家庭会使他失去自由，影响他的写作而迟疑并几次解除婚约。

卡夫卡尊敬和熟悉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把恐惧和绝望看做是对一个破碎和无意义世界的回答，卡夫卡便生活在他认为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而他本人的本质，他自己便用了一个词来表述，这就是恐惧。

——摘自高中甫 的《变形记》译序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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