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八十年代末吧，我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找到了诗歌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解决了"怎么写"的问题。我在内心里信心十足地对自己说：大干一场吧，写出让人仰慕的作品。随后的日子里，我的确是憋着一股气，成日潜沉在对新作品的追寻之中。如今的问题是：我果真写出令自己满意的诗篇了吗？这些年来，我写出的作品应该说不少，有些产生了影响，被收入众多的诗歌选本，翻译成别种语言。亦结集出版了三本个人诗集。但是回头看，我的心里却感到小小的沮丧。这些作品并不像我当初想象的那样有力。重新阅读，我多多少少发现它们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有些是形式结构上的，有些则在主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幼稚。这些存在着的缺陷使我再一次意识到写作的实际上的困难：一个人要真正地获得自己所企望的"绝对"意义上的成功，使作品在任何情况下都呈现出自我认同的成熟的风貌，其艰难的程度大得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
大概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与我感受到同样的问题，肖开愚最近向我谈到，他认为我们过去所写下的那众多的诗篇，只能算作是习作，而真正的、更高意义上的作品的出现，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我知道肖开愚这样说完全不是矫情，故意做出一种姿态，也不是针对与我们同代的一些诗人傲慢地认为自己已经写出了伟大诗篇，所流露出来的沾沾自喜做出的反驳。事实上，从今天的情况看，这种认识是严肃的、正确的、清醒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对于我们在本世纪诗歌写作版图中的地位的认真勘查。经过了多年的写作的基本训练，在对它的广泛地内涵，普遍地技艺的体验中，可以说我们并不是已经成熟的完美无比了，而是刚刚才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出现。一句话，今后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还需要我们以更加专注的态度认真对待。
首先，与任何时候相比，我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时代对于诗歌的内在的规范性要求是存在着的。个人的才能固然重要，但是在一个特殊的话语场中，由各种现实的因素集结成的语意核的确始终对于我们有牵制的力量，它们会不断渗溢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淤积在那里，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语言的原生矿，如果我们不与之达成默契，或者说如果我们不以谅解的态度与之妥协，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我们的写作的出局；即我们一方面无法获得对自身处境的清楚描述，另一方面又无法呈现出所处时代的准确面貌。而这两点恰恰对于诗歌是重要的。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诗人如果没有做到时间意义上的位置的确定，他的写作没有获得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准确性，那么他也就很难说是成功的。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历史上的伟大诗人，像杜甫、但丁、艾略特、米沃什，就能够对之有一个清醒的了解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人。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应该承认它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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