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莫高窟，见证文明的辉煌与灾难
央视新大楼火灾，及其社会反应和治理问题，其实是一个文明问题。中国这些年，由于制度漏洞或人为原因而导致的灾祸可谓怵目惊心。牛年第一把大火，给我们敲醒了警钟。所以，社会决不能忽视。中国应该建立一门灾难学，这比什么“国学”不知道好多少，无论对于社会生活，还是对于人们生活方式、精神、价值的重塑。如何减少灾祸，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管理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文明问题。
“文明”这个字眼，真的很有意思。不管学者们如何定义这个概念，普通人对它，完全可以顾名思义的。所谓“文明”，就是将“文”这个东西搞“明”白。而“文”对于互联网时代来说，就是知识和信息。它首先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文”的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就是公开的“说”，而不是私底下的嘀嘀咕咕。去年，中国就有一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这就是“文明”的表现。
这年头，有什么事情不能说啊？但是，在中国，有无数太阳底下的事情，的确是不能随便说的——更何况很多事情发生在夜晚？即使一定要说，也往往要求“和谐”；即使一定要处理，也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不起，就找一两个替罪羊，但是，体制依然照旧。所以，文明必然是社会民情的体现，也必然包含着制度。也因此，文明是可以改造的。
【图】川江号子：正在消失的文明
一方面是传统，一方面是现代；一方面是越来越开放的世界，一方面是一直抱残守缺的中国。中国社会正处于这样的夹缝之中。因此，中国面孔就是这样：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明半暗。中国人自己对这番光景心知肚明，然而讳莫如深；但是，外面不明就里的鬼佬们，却一惊一乍，雾里看花，也有可能是故意装傻：中国文化真神秘，真伟大！其实，中国文化并不神秘，也并不伟大。困扰中国的也就是那些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中国还不够文明，所以，烦躁、不安、焦虑和痛苦，时刻纠缠着我们，低级错误和灾祸也经常发生。
偌大一个中国，就是一个阴阳两界扭曲着的大一统。我们必需正视以下这些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
——二元社会。一边是城市，一边是农村；一边是科举，一边是后门。
——所有制。一边是大公无私，一边是唯利是图。
——GDP中心主义。一边是发展，一边是污染。
——“积极财政政策”。一边是财政收入极大增长，一边是税负过重带来的停滞不前。
——“按劳分配”。一边是勤劳，一边是贫弱。
——安全生产。一边是长年累月经久不息的电视电话会议在信誓旦旦，劳民伤财，一边是众多大盖帽在相互推诿，形式主义，最后谁也不负责。
——祖国的未来。一边是数千道检测工序成就的“全国免检产品”，一边是数万个婴幼儿成为可怜的“结石宝宝”。一边是应试教育下优秀的成绩单，一边是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荒芜的心灵世界。
……
灾祸往往难以预测，有的甚至是难以避免的。然而，对央视新大楼火灾的处理手法，则构成了一个中国社会困境的隐喻。克服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所谓的“知情权”。没有知情权，中国就没有希望。没有知情权，中国就永远处于一个阴阳两界的大一统的、具有内在冲突性的畸形世界之中。
祸福相依，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文明，对灾祸完全能够起到防微杜渐的纠正作用。对这场大火，如果能够进行思想的煎熬，就会熬出一味好药。我的看法是，中国文明是一个理性建构的过程，是一个新实用主义的过程，是一个以今知古的过程，与传统文化关系不大。
——政治文明。这是建设中国新文明的第一、紧要的一步。政治文明的核心是：知情权。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是公私不分，因此导致腐败滋生。知情权是克服社会积弊最锐利的武器。它能够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它也能够实现最大的社会稳定。潘多拉的盒子只有打开，人们才能最终战胜魔鬼。
——制度文明。中国建设制度文明的首要任务是：人格平等。中国学界这些年一直在闹哄哄地起草《中国民法典》。其实，没有政治文明的确立，哪有什么真正意义的“民法典”啊？同样，只有人格平等，才能导致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整个社会不道德的风气马上就可以改变，人们才能安分守己、踏踏实实地过平常日子。（当然，这里有一个技术问题。在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的衔接上，如何进行所有制、产权制度的改造？这必须是一个充分尊重历史和现实的逻辑起点。）
——物质文明。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物质文明才是可行的；否则，就是一个彼此掠夺的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是：市场经济。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可能，也得益于全球化的力量。市场是无限开放的，其资源也是无穷无尽的。（当然，这里隐藏着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人类中心主义”是必需克服的。因此，所谓“市场经济”同样必须完成“社会学的转向”，就像福柯所谓，人类要“保护社会”。因为社会是最大的“公”，然而，社会，是所有人、一切人的权利让渡，也是任何个人的权利和私人利益。）
——精神文明。只有具备了上面的条件，精神文明才成为可能。精神文明的核心是：个人权利至上。只有充分尊重个人权利之后，社会个体的自由创造才成为可能，更大范围的宽容才会出现，人与人之间才能出现一种真正的和平共处。个人权利至上，并非张三、李四、王五个人的为所欲为。中国正处于危险的“多数人暴政”的边缘。例如燃放鞭炮，就必需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个人权利，是整个社会改良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很多人却搞反了。
中国社会变革的起点是政治文明，落脚点是精神文明。因此，社会变革的方法论（武器）是政权，目的论（目标）是人权。而当武器成为目标的时候，社会就是危险的；同时，只有目标，而没有优良的武器，社会就会呈现出治乱循环的格局——这个时候，“道德”就会成为幌子，“传统文化”就会热火朝天。
唉，我又小题大做了。不就是一把火吗？但是，它灼伤的却是理性国民的心灵和手脚。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燃眉之急”啊！因此，中国文化要好起来，不能纠缠于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必需务实地从政治文明开始。这样，“良法之治”才会出现。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中国文明的整体素质。这也是本人呼吁北京应该立法全面禁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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