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后十八年》：官僚不死，只在静候轮回。

看这本书，倒让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皇权和官僚。

所谓皇权，当然就是皇帝以及皇家的权利。基于某种逻辑，几千年来，“打天下者坐天下”成为理所当然。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谁都不愿意拱手让人。于是，皇权的天然特点，就是希望是江山永固、稳定压倒一切、千秋一统。然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皇权会招徕“德才兼备”之人，以有限的权力下放，换取这些人帮助皇室管好自家的江山。同时，为了江山“永”固，皇帝在盘剥之余，还是希望恩威病重，胡萝卜加大棒，不把老百姓压榨太狠，以免陈胜吴广“苦秦久矣”，揭竿而起。

所谓官僚，当然就是皇帝招徕的这些所谓“德才兼备”之人了，这些人通常以丞相为代表，其系统最登峰造极之时在宋朝。宋朝相权鼎盛，皇权基本被架空，皇帝所谓的决策，很多时候只能答选择题，官僚系统给了你两个答案，你选一个。而无论选择哪一个，都是官僚系统的答案。于是，到了明朝，朱元璋为了防止相权过大，就规定明朝不设丞相。此后，清朝也沿用这套制度，没有设丞相。

但其实，不管设不设丞相，不管你怎么防止官僚阶级、官僚主义的问题，除非皇帝亲自处理每一件事，否则官僚系统永远存在。像朱元璋那样的超人，可以一身兼顾帝、相、军一把手和特务总头子，但并不是每个皇帝都能学朱元璋。所以，无论谁当皇帝，无论皇帝有什么决策，还必须得依靠官僚系统，才能执行下去。只要皇帝需要这些官僚，官僚系统带来的问题，就永远阴魂不散。

因为，官僚系统中的大多数人，无非求权或者求利，官员工作的主要动力，要么希望皇帝多赏点权、给点利，要么就想在皇权默许之下，从民众身上多薅点羊毛。如果皇帝睁只眼闭只眼，两者就两不相欠，彼此共存。但很显然，官员欲壑难填，于是百姓遭殃。但百姓遭殃，民意沸腾，动摇执政根基，皇帝当然看不下去，所以整肃官僚阶级成了必然选择。

此时，皇权、官僚之外，就有了第三者：民意。这三者之间，应该是一个彼此制衡的关系，皇帝为了江山永固，需要顾忌民意，需要依靠官僚管理。官僚需要皇帝给予自己合法性，需要从百姓身上捞取各种资本。民意大多数时候都会被利用，皇帝不希望民意拥护官僚阶级，所以总会有意无意暗示，自己从来没有问题，都是那些狗官贪赃枉法。所以，皇帝也会制造出官僚阶级的问题，让民意把所有矛盾对准官僚阶级，自己作为仲裁者居中调停，然后又可以顺应民意，严厉整肃官僚阶级，以此两头讨好，坐收渔利。

但具体过程怎么整肃，就成了问题。几千年来的权力大师的做法大多是分而治之：皇帝有意培植几派势力，相互制衡，自己高高在上，成为最终仲裁者。有时候这些几派势力都是官僚，有时候会出现后宫势力、宦官势力、外戚势力等等，不一而足。但总的目的，是不能让某个权力独大。

可官僚系统也不可能坐以待毙。一般的出路会有两条，一种是消极应对，让皇权和民意骑在官僚头上，你管得紧，我就装死，反正你迟早会发现你的江山“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到头来你自然会恢复原状，酒照喝，马照跑。另一种稍微积极点，官僚系统会鼓动民意，实施变法，深化改革，表面上是为民请命，实则上是绑架民意，逼着皇帝让步，最后的结局往往是官僚系统人员换血、权力挪移，换一批人，换一条路，由此改头换面，重新披挂上阵。

总的来说，皇权、官僚和民意之间，彼此制衡，彼此生长。但其中，貌似最稳固的皇权，实际上却最危险。因为皇权既不敢得罪官僚系统，也不敢枉顾民意。而最最可怕的，是被民意和官僚联手玩弄，到那时，就死期将尽、天命将尽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1898年的戊戌变法，基本上就是百姓和官僚，都开始认为皇权出了问题，这两者难得的达成了思想共识。

此时，慈禧已然风烛残年，光绪刚刚成年，清国甲午战败，国内外一片哀鸿。皇权当然想自保，慈禧和光绪，当然不想让自己家的江山败在自己手中，他也想变法，甚至刻不容缓。但问题是怎么改？谁来改？

怎么改的问题，慈禧和光绪发生了分歧，慈禧希望慢一点、稳一点，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别步子迈太大，直接扯蛋就玩完了。光绪急于展示一个年轻君王的雄图大略，想要彻底改，可惜身边却只有一批诸如康有为之类的无用书生和谭嗣同之类的轻狂少年。比如，康有为端出了全盘变法方案，荣禄问他“应该怎么实施呢”，他的回答竟然是“先杀几个一品大臣”，实在幼稚到可笑，实在难堪大用。难怪后来严复评价南海先生：“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

谁来改的问题，更是最核心的问题。1898年，不是没有人才，但此时的官僚系统中，但凡有一点地位和能力的人，都不会出这个头去帮朝廷变法。很明显啊，几千年来，变法得罪人，即使暂时成功，以后肯定不得好死（比如王安石），即使死了都说不定会被拉出来鞭尸（比如张居正）。再加上，满清内外交困，风中之烛，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倒台，这趟浑水，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吧。

所以，谭嗣同代表光绪找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来领导变法，张之洞却推辞：“本人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千万，千万。”

于是，只能病急乱投医。谭嗣同竟然听了康有为的馊主意，冒死跑去找袁世凯，希望他围杀慈禧。袁世凯久经官场，怎么可能轻易站队。但此时谭嗣同逼着他杀慈禧，他反复掂量之后，就不能不站到慈禧那边了。

到此，光绪失败了，他的戊戌变法草草收场，百日维新成了一场闹剧。

更可怕的是在民意，从这时开始，老百姓认识到清王朝的无能，从此把清廷的任何改革和变法，都视为笑话。清朝之命数，已然失去最后的时间窗口，余后，只是依靠惯性，慢慢苟延残喘。

可回过头来想，为什么官僚不急于改革呢？难道他们和皇权不在一条船上吗？时间给出的答案，却万分诡异，其实所有的官僚都在等待，等待“墙倒众人推”的最后一刻，等待辛亥年那一声枪响，他们马上就可以摇身一变，挂上民国政府之招牌，依旧行官僚统治之实。

或许，官僚本来就知道，皇帝不停轮回，但官僚永远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