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全流
1、教会大学退出中国高等教育舞台
1952年前，中国共有几十所教会大学，它们分别建于晚清和民国，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示范与导向作用，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它们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
这些大学都在1952年被改头换面分解或并入如下大学：燕京大学被拆分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圣约翰大学被拆分到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东吴大学被拆分到苏州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之江大学被并入浙江大学；齐鲁大学被拆分到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医学院；岭南大学被并入中山大学；震旦大学被拆分到同济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学院；辅仁大学被拆分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教会大学的退出从此让英美主导中国高等教育的教育模式退出中国，教会大学成为历史的代名词。
2、“五大母校”向外输血
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原国立中央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并称为院系调整中的“五大母校”。它们成为被调整程度最深的学校，其工科基本被剥离(除浙大)，文法商管医各科也大大受损，尤其是厦大。其他民国时期的国立大学，如广西大学、南昌大学、河南大学、云南大学等也因院校调整而从此一蹶不振。
3、北京诞生“八大学院”
1952年院系调整，中央有关部门选定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从南到北修建了一条主干路命名为学院路，统一集中建立了第一批(8所)单一的专科性高等学院，合并包括教职员工、在读学生、教学设备以及图书资料等，并于1952年暑期正式招生开学。这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把该地区称为“八大学院”的历史由来。
在学院路马路东侧依次是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今中国农业大学)，马路西侧从南到北依次是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和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
4、复旦大学崛起
复旦大学在院系调整前只有5院23科，即文、理、法、商、农5个学院。经院系调整，华东包括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安徽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上海学院、英士大学14所大学的文理科系或学院并入复旦，使复旦大学成为拥有中文、历史、新闻、经济、外文、数学、历史、化学、生物9系在内的文理综合性大学。这为复旦大学以后的发展提供了优良条件。
复旦大学得益于此次院校调整，一跃成为中国一所著名学府。
5、院系调整的两大样板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政府在1950年树立了两个按照苏联经验实行“教学改革”的“样板”：其一是文科的中国人民大学，另一个是理工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它们成为1952年院校调整和大学改造的参照。
哈尔滨工业大学直接仿效的是苏联工业大学的模式管理，从而成为理工科院校的样板。中国人民大学确定的办学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结合”。中国政府在该校投入重金，为全国高校培养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的师资，同时大批培训“调干生”。
6、大学产权公有化，私立教育被取消
私立大学一般是指由私人投资建立并行使管理权的大学。这类学校一般由股东或社会名流组成董事会，行使管理和监督权，并对学校经费和专业设置，对外联系等重大问题作出决策。
民国时期较为有名的私立大学有：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大同学院、武昌中华大学、中法大学、大夏大学、广州大学、上海立信会计专科校等。在1937年，私立高等学校数占全国高等学校数51.6%，其中还不包括未向政府备案者。到1948年底，据《第三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全国共有私立大学27所，私立独立学院31所，私立专科学校22所，私立高等学校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
早在院系调整之前，中央政府就开始逐步改造和限制私立大学，并对私立大学进行公有化改造。1952年院系调整时，私立大学全部被裁撤。
7、教育模式全盘苏化
“向苏联学习”，是这次院系调整的主方向。在苏联的教育理论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国教育工作者，包括师范院校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逐章逐节地进行学习。国家还确定俄文为“第一外语”，清华大学首创的专业俄文阅读速成法被广泛推广，在全国高校掀起了学习俄文的热潮。
当时，对苏联教育模式的学习是单向的，只允许老老实实地学，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或批判。开始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教育理论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甚至在专家讲课的时候公开提出质疑。为此，他们在各大高校相继开展的“人人过关”、“个个洗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都受到批判。
8、高校丧失教学自主权
1952年，国家成立了高等教育部，原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改任高教部部长。1953年，政务院发布本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方案指出“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今年暑假前即可告一段落，院系调整工作在今年暑假亦可大部完成，各类高等学校的任务和培养人才的目标均较以前明确，统一招生与统一分配毕业生的制度已经确立，这些条件将便于中央高等教育部及其他部门进一步加强直接和具体的管理。”
由此，高等学校丧失了教学自主权。
9、社会学科全遭裁撤
在这次院系调整中，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它的“资产阶级性质”而遭到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
一大批社会学学者或者转行民族学，或者遁入图书馆做资料员。南京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去了地理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当了普通老师。正如祖庆年先生所说，1950年代院系调整后，“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
10、工科院校全面崛起
这次大学院系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另外，还根据计划经济和工业建设的需要设置新专业。
经过全盘院校调整后，全国许多高等学校被分拆，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数量从此前的108所大幅度增加到149所。院系调整后，工科学生数量也随之大增。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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