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诸岛为何都有自己的名字

撰文/单之蔷

与东海、黄海、渤海那些即使高耸于水面也没有名字的岛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沙市那些即使淹没在水下的
珊瑚礁，也有自己的名字。《更路簿》中那些地名中带有“线排”、“沙排”、“郎”的岛礁，现在标准地名中以“礁”结尾的岛礁，大多数都是这种不出露水面，至少是高潮时不出露水面的“岛屿”。南海三沙高达三四十米的海水透明度使得这些水下岛屿成了潭门渔民潜水作业的重要场所，自然需要为之命名。摄影／兰建琼

 

    我看到一份文件说: 中国有6000多个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其中1700多个没名字。
    在黄海、东海，有许多岛屿是无名岛，尽管这些岛屿高耸于海面。但是在南海诸岛，大部分岛礁都有自己的名字，尽管这些岛礁是低矮的珊瑚礁：有些露出海面仅几米，稍远些就看不见；有些只在落潮时才露出；有些甚至永远藏在水下。南海岛礁有名字，与潭门镇渔民的作业方式有关，可以说是潭门镇渔民的祖先赋予这些岛礁以名字。
    潭门镇的渔民以珊瑚礁为生，他们要到珊瑚礁中潜水作业，捕捞海珍品，因此要一一给那些岛礁取名字，尽管有的珊瑚礁埋在水下，但那上面的海参、贝类可能更多，因此更是他们喜欢作业的场所。这些渔民为了捕捞作业的需要，不经意间对三沙那些珊瑚礁一一命名，这些地名不仅成了三沙主权属于中国的无可辩驳的铁证，也成了一些地理学家、地名学家的研究对象。

潭门渔民用冒着生命危险闯出来的作业经历，发现并命名了三沙的一个个岛礁，并将这些有了名字的岛礁串成一条条线路，记载在《更路簿》上，被后人沿用至今。在《更路簿》不多的传承人中，潭门镇的苏德柳是最重要的代表。可惜苏德柳已经去世，而他收藏的《更路簿》，已经在上世纪70 年代上交给广东省博物馆。博物馆后来据此发行过复制的油印本，并寄了一份给他的孙子苏标武。苏标武仔细研读过爷爷的《更路簿》，并沿其中的很多路线亲自航行过。摄影／马宏杰

    在华南师范大学，我拜访了刘南威教授。刘先生是研究南海诸岛地名的著名学者。他出版过《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一书，这是关于南海诸岛地名研究最有价值的著作。
    刘先生搜集整理的南海诸岛渔民习用名（他把渔民命名的那些地名称为“土地名”或“琼人俗名”，我看到正式文件上称之为“渔民习用名”，下文以此统一称之）总共有131个，这些地名的主要来源是潭门渔民手中流传的《更路簿》——《更路簿》现在收集到20多个版本，其中出现的习用名有114个。另外一个重要来源是《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是1973年由当时海南政府的一个调查组在对潭门镇老渔民进行口头调查和到西沙群岛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编写的。这里出现了习用名100个，其中绝大部分与《更路簿》中的地名相同，但有15个是《更路簿》中所没有的。
    这些习用名是潭门镇渔民一代代口头流传下来的，刘先生高度评价了它们的价值：稳定性、民族性、科学性。
    这些习用名长期以来一直在渔民中使用，很少变化。为了说明它们的稳定性，刘先生举了一个例子：1918年，日本人小仓卯之助在南沙群岛的北子岛见到了三个海南渔民，并与他们笔谈。这个日本人用他们提供的资料画了一幅地图，地图中出现了11 个南海诸岛的习用名，至少9个习用名与《更路簿》中出现的名字完全一致。

1918年，日本人小仓卯之助来到北子岛，在岛上遇见三位海南渔民。在渔民的口述下，他和他们一起合作了这张地图，并把它发表在后来所著的《暴风之岛》一书中。地图中的名字与《更路簿》中所记地名完全一致（为了对照今天的位置，我们在习用名下标注了今天的标准地名）。


    民族性是指这些习用名将中国文化中的四维、干支刻在罗盘上，用来表示方位。

    科学性是指这些地名既有通名，又有专名，如按照珊瑚礁与海面的距离，把它们分为：“峙”、“仔”，即高潮时仍出露水面的岛屿和沙洲；“线”、“沙”、“铲”，即高潮时淹没、低潮时露出的礁；“线排”、“沙排”，即低潮时也不露出，但离水面较近的暗沙；“郎”，即水下较深处的暗滩……在地理学家看来，这些分类是按照地貌类型分的，所以这些习用名是一个有系统、有层次的地名群。
    用刘先生的话说，这些习用名命名具体，除几个是表示群体的地名外，其余全是表示具体的岛、洲、礁、滩等个体的地名。更重要的是，这些习用名表示的岛礁位置准确，虽然它们没有用经纬度定位，但都用刻在罗盘上的针路来表示航向，又用燃香确定的更数来测量距离，而起始的位置是潭门镇。有了这三项，其实就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坐标系。因此这些习用名表示的岛礁位置是确定的。至于这些习用名的生动性就更不用说了，有些名字望名就可知道它表示的岛礁形状，如把南沙群岛的司令礁称为“目镜铲”，把安达礁称为“银饼”，把仙宾礁称为“鱼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