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浦路斯问题

按：10月1日也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国庆日。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地中海岛屿于1960年脱离英国获得独立。然而，塞浦路斯错综复杂的历史和地缘政治使其独立后长期陷于分裂。本文译自一篇1954年刊登于英国《History Today》杂志的文章，原作者金罗斯男爵帕特里克·贝尔福（Patrick Balfour）为英国外交官、土耳其史学者。他在塞浦路斯独立前夕、其前途问题愈演愈烈之时，通过回顾塞浦路斯的历史，试图对塞浦路斯问题进行评论。结合塞浦路斯问题近几十年的发展，这篇60多年前的旧闻读起来也颇有趣味。

塞浦路斯问题

塞浦路斯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深受两河流域、埃及和爱琴海文明的影响（来自网络）

塞浦路斯的历史源自它的地理。这个岛国孤悬地中海的东北角，是欧亚非三大洲的前哨站。从古至今，它不可避免地沦为各大洲的必争之地：东西南北各大帝国在战略和贸易斗争中的一枚棋子。因此塞浦路斯的历史就不是自己的历史，而是他者的历史：成为列强的领地，从古埃及人直到英国人，这些民族占领塞浦路斯的原因各有不同。由于塞浦路斯人从没有获得过自由，他们在这么多个世纪以来也就没有发展出对自由的渴望。他们接受了这样的事实：与周围众多国家不同，他们必须从属于某一个更大的实体。但仅此一次，他们想要依附于自己所选择的势力。他们希望——或者说他们觉得自己希望——巩固宗教、文化以及他们宁愿相信的血缘纽带，与希腊合并（Enosis）。

古代塞浦路斯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塞浦路斯的希腊性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400年。到特洛伊战争爆发时，希腊殖民者为了寻找生存空间，已经在该岛上定居了，这是“海上民族”向东迁徙的一部分。在多利安人南侵之后，殖民者开始接踵而至。这些殖民者大多是爱琴人和爱奥尼亚人，他们发现了这块以铜矿（可能这就是“塞浦路斯”名称的由来）闻名上古世界的土地；这块土地已经被埃及人控制了数世纪之久，作为抵御赫梯人的战略前哨。他们发现了一个族群，大概是安纳托利亚人的后裔，希腊殖民者认为他们“相当具有异国特色”，将其奴役，并带有几分轻蔑地称他们为“塞浦路斯牛”。

塞浦路斯南部发现的陶器碎片，年代约为公元前3900年至2500年（拍摄于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

殖民者们建立了大概五个主要的希腊城邦，在这些彼此独立的独裁制小王国中，希腊的宗教、艺术、文化（甚至一度还有经济）蓬勃发展。首要城邦萨拉米斯与东边临近的港口交易塞浦路斯的谷物、葡萄酒、橄榄油和盐。以梭伦的名字命名的索利（Soli）和马里翁（Marion）主要经营铜矿。荷马曾提到帕福斯（Paphos）的建立者基尼拉斯（Cinyras），该城邦从阿佛洛狄忒神庙的朝圣贸易中获益颇丰，相传阿佛洛狄忒就生于附近的泡沫中。库里翁（Curium）也用同样的方式开发阿波罗神庙。和西方的希腊人同时来的，还有东方的腓尼基人，他们是来贸易而不是来定居的，也同样建立了五个主要的殖民地，这标志着腓尼基人开始向西方进行贸易渗透。他们从东方进口制成品，出口岛上的原材料，并用岛上森林的木材建造船只。

塞浦路斯东南部发现的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前722—705）功绩碑，上面记载了塞浦路斯十个王国向他称臣（来自网络）

就在希腊人和腓尼基人从事贸易的同时，各大帝国间的政治冲突仍在继续。公元前7世纪，亚述大军横扫地中海东岸，一度成为塞浦路斯（他们称之为“Ya”）的宗主国，塞浦路斯有十个国王参与了亚述对埃及的战争。但埃及恢复了对塞浦路斯相当程度的控制，直到埃及人和亚述人都亡于东方新兴的强国波斯。在希波战争这场东西方的长期较量中，塞浦路斯各城邦扮演了墙头草的重要角色。一开始，它们加入了波斯对埃及的战争。因此当塞浦路斯成为波斯帝国一部分的时候，它们得以保留自治政府和希腊文化，可以自造钱币，钱币上并没有波斯大王的头像。

但岛上有一股强大的反波斯势力，尤其是在与雅典联系紧密的索利，当爱奥尼亚人起兵反抗波斯统治时，塞浦路斯的希腊城邦——可惜腓尼基城邦阿马苏斯（Amathus）没有参与 ——也纷纷响应。他们面对腓尼基的海军和波斯的陆军，便向爱奥尼亚人求援，爱奥尼亚人帮他们击败了腓尼基人。但这些城邦由于意见不合，在陆地上被波斯打败，再度向波斯称臣。塞浦路斯成为波斯重要的海军基地，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入侵希腊所用的舰队就是用塞浦路斯的铁矿、铜矿和木材建造的。由于塞浦路斯各城邦善于航海，他们为波斯人的入侵行动贡献了150艘船——数量仅次于雅典为希腊所贡献的船只——而且城邦国王裹着头巾参战。他们在萨拉米斯海战中的表现差强人意。

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500年的一系列塞浦路斯神像，可以清晰地看出由埃及、腓尼基风格（上）变为希腊风格（下）（拍摄于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

此后，塞浦路斯一直处于波斯的统治之下，尽管各城邦仍旧享有相当的自治权，但它并没有真正从波斯手中获得解放。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城邦涌现出一系列英明的希腊国王：雅典公民埃瓦格拉斯（Evagoras）在塞浦路斯保存了希腊文化尤其是戏剧；其子尼科莱斯（Nicoles）爱好哲学，是伊索克拉底的好友。父子俩分别试图统一并解放塞浦路斯，但均告失败。他们无法应付岛上的内斗——希腊人打腓尼基人，腓尼基人打腓尼基人，希腊人打希腊人。直至亚历山大到来，塞浦路斯都没有完成统一。亚历山大凭借一支塞浦路斯舰队获得了制海权，并在伊苏斯战役之后一个接着一个地平定了塞浦路斯以及东地中海的其他波斯海军基地。他在塞浦路斯打造金币，并将塞浦路斯的划桨手和造船工带到印度。在亚历山大死后，托勒密接管了塞浦路斯，他需要用该岛来巩固埃及的海防。这是塞浦路斯首次出现了一个中央政府，昔日的王国沦为地方政府，托勒密王朝就这样统治了塞浦路斯长达二百五十年。

直到这时，塞浦路斯的本地居民还被当作奴隶，被斥为“牛群”，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是希腊人。但希腊的影响已经渗入了当地文化，因此随着时间推移，当地人开始模仿希腊艺术，而不是进一步发展那种在与埃及和腓尼基接触中形成的塞浦路斯特有风格。更有甚者，他们可能还开始吸收希腊的语言——不是伯里克利的那种希腊语，而是荷马的阿卡迪亚方言，和今天的塞浦路斯方言很像。但只有在亚历山大里亚和托勒密王朝的影响下——那段时间相对太平——希腊语才成为塞浦路斯的通用语言，和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一样。罗马人需要控制地中海以包围埃及，他们于公元前58年悄悄地夺取塞浦路斯，此时塞浦路斯已经希腊化了。加图被任命为首任塞浦路斯总督，罗马人从萨拉米斯的皇家金库中夺走了约合170万英镑的财富。他们对该岛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兴修道路、港口、水渠及大量公共工程，使农业蓬勃发展，人口也可能达到了塞浦路斯历史上的巅峰。

中世纪塞浦路斯

东正教会的基督教化最终奠定了塞浦路斯的希腊性。基督教最早是由来自萨拉米斯的塞浦路斯犹太人圣巴拿巴传入塞浦路斯的，他曾经将财产变卖，献给使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和圣保罗回到塞浦路斯。公元46年，他们在帕福斯一起让罗马总督士求保罗（Sergius Paulus）的异教术士瞎了眼，使士求保罗皈依了基督教。塞浦路斯因此成为第一块由基督徒统治的土地。帕福斯神庙性质的变化非常细微，朝圣者继续来到阿佛洛狄忒的圆锥形神像面前顶礼，但却是以圣母玛利亚的名义。直到19世纪，一位当地神父对一位旅行者说：“现在人们不叫她‘阿佛洛狄忒圣母’（Aphroditissa）了。现在大家叫她‘黄金城圣母’（Chrysopolitissa）。”圣巴拿巴在塞浦路斯四处传教时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最终在萨拉米斯的一群犹太暴民手中殉教，他的遗体和一本《马太福音》一起被秘密安葬在附近的洞窟中。

拉斐尔的油画：保罗和巴拿巴向塞浦路斯总督士求保罗（居中者）传教（来自网络）

相传大约四百年后，塞浦路斯宗主教安提蒙斯（Anthemios）发现了圣巴拿巴的遗体，圣巴拿巴向他显灵，告诉他洞窟的位置，并给出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塞浦路斯教会是使徒直接建立的。塞浦路斯当时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个行省，324年，皇太后海伦娜在从耶路撒冷返回途中造访了塞浦路斯。她被饥荒的惨状所触动，便建立教堂，赠予定居者土地并免除赋税，因此促进了塞浦路斯的人口恢复。在安提蒙斯的时代，塞浦路斯教会正在顽强地争取独立自主，反对安提阿教会所主张的权威。圣巴拿巴的遗骸帮助塞浦路斯教会获得胜利。遗骸和那本《马太福音》一起被送往君士坦丁堡，令皇帝芝诺大为震撼。结果，塞浦路斯教会获得了自主教会的地位，宗主教有权像皇帝一样用红色墨水签名，今天也仍是如此；他可以在教会节期穿着紫袍；手握权杖当作牧杖。塞浦路斯宗主教被确立为独立的权威，一直行使到了今天，对塞浦路斯的命运有着深远的影响。

现任塞浦路斯宗主教屈梭多模二世，他手里拿着前端为圆球的权杖，而其他东正教宗主教则拿的是前端弯曲的牧杖（来自网络）

在拜占庭的统治下，塞浦路斯的物质生活并不乐观。皇帝对塞浦路斯课以重税，除此之外一概不闻不问，而且为了保证生产，塞浦路斯农民被强制束缚在所耕种的土地上。随着帝国海上力量的衰落，塞浦路斯成了海盗的猎物，并最终遭到穆斯林的劫掠。塞浦路斯夹在“希腊人和萨拉森人之间”有二、三世纪之久，承受这两个世界最糟糕的恶果。在拜占庭的垂暮之年，当时有人形容塞浦路斯人“比坦塔罗斯（译注：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儿子之一，为挑战众神的权威，将自己的儿子烹煮后宴请众神，以考验众神是否通晓一切，被宙斯贬入冥界，永远承受饥渴之苦）更惨，收获粮食却没有东西吃（白忙啊！），采摘葡萄却没有酒喝（命苦啊！）”。塞浦路斯最终不是陷于穆斯林，而是陷于法兰克人——这是第一座遭此厄运的拜占庭前哨站。狮心王理查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途中于1191年在塞浦路斯停留，当地掌权的艾萨克·科穆宁（Isaac Comnenus）是拜占庭的皇亲国戚，自命不凡，理查便将他废黜，夺取了塞浦路斯，作为十字军的海军基地。后来，他先是把塞浦路斯给了圣殿骑士团，但又退还了回来；他最后给了法国骑士冒险家吕西尼昂的居伊（Guy de Lusignan），以补偿后者被穆斯林夺走的耶路撒冷王位。

一只约13世纪的塞浦路斯陶碗，里面画着一对新婚夫妇（拍摄于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

吕西尼昂家族建立的王朝统治了塞浦路斯三百多年。塞浦路斯人的处境更不如前了。他们的土地被男爵和骑士们所瓜分，只能委身当农奴，威尼斯历史学家波尔卡基（Porcacchi）写道：“主子们的暴行愈加蛮横无理，以至于有人恬不知耻地用奴隶来交换狗和其他动物。”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拉丁人迫害塞浦路斯的希腊东正教会，掠夺教会收入，把持神职按立，并将主教当作异端分子烧死。但东正教会在迫害之下仍生机勃勃，修道院继续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偏远的山区，那里今天还能看到刷着油漆的教堂，伪装成世俗农民的谷仓之类的建筑。这一时期的塞浦路斯教会无疑致力于在陌生的拉丁世界中保持塞浦路斯人顽强的希腊性。

1571年，奥斯曼军队攻陷威尼斯人的最后一座要塞法马古斯塔，占领塞浦路斯全岛。四百年后的1974年，土耳其军队再度攻占该城。图为威尼斯人所绘制的法马古斯塔围攻图（来自网络）

当塞浦路斯因为联姻而被威尼斯吞并后（译注：吕西尼昂王朝末代国王娶威尼斯贵族之女凯瑟琳为妻，不久去世，随后威尼斯于1489年迫使摄政的凯瑟琳交出塞浦路斯），一位塞浦路斯修道院长写道：“我们逃离了恶犬的爪牙，却落入了狮子的口中。”因此，在1571年奥斯曼土耳其赶跑威尼斯人之后，塞浦路斯松了一口气。他们被从威尼斯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了，拿回了自己的土地——但赋税比以前更重了。不过，塞浦路斯教会再度得以公开地发展。它获准使用自己的教堂进行基督教礼拜，而拉丁人的教堂则被改为清真寺。更重要的是，它的主教获得了相当的政治权力，和拜占庭时期一样。土耳其觉得可以对主教们加以扶植，用来平衡自己那些不太听话的帕夏和维齐尔。在征税方面，土耳其承认主教们为塞浦路斯人的正式代表，而宗主教既有权直接向君士坦丁堡申诉，又有机会从塞浦路斯的税收中分一杯羹。

近现代塞浦路斯

到19世纪，教会的权力大得有点过了。1821年，塞浦路斯人并没有像两千多年前参加爱奥尼亚反波斯起义那样，参加希腊反抗土耳其的起义。但起义给了土耳其削弱教会权力的借口。一场土耳其反对塞浦路斯教会的叛乱导致塞浦路斯的主教们和其他基督徒被屠杀。但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奥斯曼帝国进行自由化改革，教会恢复了以往的权力，这次他们开始转而致力于“塞希合并”的政治运动，不过有些迟了。英国与土耳其签订了遏制俄罗斯威胁的防御条约，作为条约的一部分，英国于1878年登陆塞浦路斯，接管了该岛的管理权。一个主教代表团前来会见英国人，希望英国能像帮助爱奥尼亚群岛一样，帮助塞浦路斯“与同文同种的希腊母国合并”（译注：1815年，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取了爱奥尼亚群岛，建立保护国“爱奥尼亚群岛合众国”。1864年，英国为了表示友好，将该群岛割让给希腊王国）。可以说这个代表团能对全体塞浦路斯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的愿望对亲希腊的格拉斯顿先生颇有吸引力，他在1897年写道：“如果我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那座希腊岛屿经过友好协商，和亲邦希腊王国有机地联合，那将是极大的满足。”10年后，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作为殖民地部次官访问塞浦路斯，他宣称：“拥有希腊血统的塞浦路斯人应将他们与可称之为祖国的国家合并视为一个认真、虔诚和热切珍惜的理想，这是合理的。”

1878年的《伦敦画报》，塞浦路斯首府尼科西亚升起英国国旗（来自网络）

不过在当时，“塞希合并”不符合现实政治。这与英国对苏丹的义务有冲突，苏丹仍拥有塞浦路斯的宗主权，并接受塞浦路斯居民的进贡。更重要的是，当时还有更为紧迫的事情要做。三百年来，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社会经济疏于管理，现在需要补课。英国人像当年的罗马人一样，开始修筑公路、港口、水利设施和其他公共工程；他们还改善当地的卫生，引进更为发达的农业。简而言之，英国人要让塞浦路斯人看一看，这是头一回有占领当局像关心自己的利益一样关心塞浦路斯人的福祉。英国人的善意非常明显，尤其是在教育领域。高级专员罗伯特·比达尔夫（Robert Biddulph）曾主张用英语进行教学。如果他能如愿的话——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在塞浦路斯建立一所英国大学的话——今天的塞浦路斯人或许会在语言文化、甚至政治倾向上更亲近英国。但格拉斯顿及其政府驳回了这一主张，命令塞浦路斯的学校应该用希腊语教学。因此，今天的塞浦路斯人接受的是希腊的教育，用的是希腊中学的教学大纲，里面有很多希腊民族主义诗歌和“塞希合并”的内容。

1930年，尼科西亚火车站。英国殖民当局从1904年到1915年修筑了一条东西横贯塞浦路斯的铁路（来自网络）

一战的爆发结束了英国对苏丹的义务，进而改变了塞浦路斯的政治格局，使“塞希合并”成为可能。1914年，英国兼并塞浦路斯。次年，英国以塞浦路斯为代价，试图说服希腊参战。这笔交易遭到了拒绝。这样的交易就一直再没有被提起过，虽然1919年劳合·乔治先生在给与“塞希合并”代表团一起来到伦敦的塞浦路斯宗主教的信中写道：“政府在考虑塞浦路斯的前途时，将最严肃、最有同情心地对待塞浦路斯人民与希腊合并的愿望。”

战后，塞浦路斯成为英王殖民地。从那以后，塞浦路斯教会通过向英国施加政治压力并在塞浦路斯人中间进行宣传，更加积极地致力于“塞希合并”。1931年，主张“塞希合并”的暴乱分子焚烧了政府大楼，并制造了其他骚乱。结果，塞浦路斯人占多数的立法委员会被废除，塞浦路斯沦为更低级的殖民地，没有了市一级以上的代议机构。1948年，英国提出了一部新的塞浦路斯基本法，包括一个由选举产生、塞浦路斯人占多数的立法机构，以及其他实现自治的步骤。但这时民众要求“塞希合并”的呼声高涨，导致不仅是教会，连所谓的共产党人也拒绝接受这部基本法。1950年，在教会的主持下，塞浦路斯进行了一次全民公投，结果自然是绝大多数人支持与希腊合并。

是年7月，英国政府再次推出新基本法——这一修改版似乎让立法委员会中由任命产生的委员超过了由选举产生的委员。英国政府重申塞浦路斯的主权保持不变，继续维持英国的统治，为英国履行在欧洲、地中海和中东的战略义务提供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塞浦路斯可以自治，但不能自决。除了占人口20%、反对“塞希合并”的少数土耳其裔以外，塞浦路斯人不会接受这样的提议。这一提议还附带警告要在塞浦路斯实施严格的反煽动法，所有公开主张主权变更的言论将受到严惩。同时，希腊政府声明将向联合国控诉英国的塞浦路斯政策，现在这一控诉已经提交到联合国了。

塞浦路斯问题

“塞希合并”的呼声传播得非常广泛。这里头反映了多少真实的民意呢？塞浦路斯人的想法并不一致。从理智上讲，塞浦路斯人知道英国统治带来的好处。这是他们在历史上头一次享受到物质繁荣：一个农场主无债一身轻，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他的产品保证有销路。这是他们头一次被当权者公正人道地对待，这些当权者是来管理而不是来统治塞浦路斯的，在幕后巧妙地、悄无声息地治理。英国尽可能不插手塞浦路斯，让他们通过市政当局和合作社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尊重他们的权利和习俗，并鼓励独立的地方精神。英国投入大笔殖民地拨款用于开发塞浦路斯的资源。英国在塞浦路斯消除了疟疾，使之成为东地中海地区卫生状况最好的国家，以至于塞浦路斯人口在20世纪初以来翻了一番。英国已经给了塞浦路斯17000个前往英国的移民配额，以及更多前往英联邦的移民配额。塞浦路斯人并不仇恨英国。各地的塞浦路斯人都对英国人很是友好，热情款待，并在管理事务上进行合作。希腊就没有这些品质。他们没有治理现代殖民地的经验，缺乏原材料，且政局向来不稳定。他们对塞浦路斯人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希腊的右翼政权不会容忍塞浦路斯左翼的所谓共产党人。教会自身也有丧失自主权、被希腊总主教控制的危险。理性告诉塞浦路斯人，留在英国符合他们的利益。

20世纪50年代，受希腊教育的塞浦路斯希腊族小学生举着希腊国旗，抗议英国的殖民统治（来自网络）

但塞浦路斯人的心灵并不听从大脑的使唤。他们在情感上觉得自己是希腊人，也想要成为希腊人。他们到底是不是希腊人的后裔并不重要。塞浦路斯最早在托勒密王朝时期被希腊化，然后在拜占庭帝国治下在语言、宗教、文化上彻底成为希腊人。由于塞浦路斯教会的力量，塞浦路斯人在拉丁和土耳其占领时期仍忠于希腊。塞浦路斯人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邻国，并不想自己管理自己。塞浦路斯只是弹丸小岛，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属于一个更大的世界。英国人固然能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却满足不了他们的情感需要，塞浦路斯人可以对英国人有敬佩之情，但却没办法发自内心地热爱。英联邦的中心伦敦或许能成为塞浦路斯商业上的首都；但希腊语世界的中心雅典才是他们精神和文化上的首都，就像雅典是佐泽卡尼索斯群岛、克里特、科孚等其他希腊岛屿的首都一样。这就是“塞希合并”的心理基础。

塞浦路斯人心态的两面性应该为一些双重解决方案提供了可能性。这里应该有一些可以妥协的空间，让希腊成为塞浦路斯的母亲，而英国做它的兄长。已经有人提议让英国和希腊对塞浦路斯进行共管。这在一座这么小的岛屿上可能行不通。在希腊的管理下保留一座英国基地，这可能也办不到——显然战争部担心出现这种结果（译注：1952年埃及革命后，塞浦路斯成了英帝国在中东的支点。为了维持中东的战略，英国需要动用整个塞浦路斯的资源，光有一两个基地是不够的）。还有一种建议是让雅典和伊斯坦布尔分别派出官员到塞浦路斯政府中，管理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事务。三十年前，时任殖民地大臣的埃默里（L. S. Amery） 先生想过一种方案，给予塞浦路斯人英国和希腊双重国籍。他回忆说，“在古希腊，某个城邦想要表示与另一个城邦有特殊联系，会缔结条约，互相给予对方公民本邦的政治权利和特权”。他提议，塞浦路斯人应该在希腊成为希腊公民，在英国成为希腊公民，而希腊人可以在希腊成为英国公民，甚至更进一步实现大同。因此，他写道：“随着塞浦路斯获得完全的自治，她其实将同时成为两个联邦的成员，享有两种宽广的爱国情怀，不会彼此冲突。”一份带有这些条款的英希条约，既能满足“塞希合并”的情感文化需求，又能让塞浦路斯人以自治的身份维持与英国的联系，得到其他经济和行政方面的好处。一份类似的英土条约也能给予少数土耳其裔同样的权利。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埃及等中东国家先后摆脱英国统治或控制后塞浦路斯弹丸之地成了英国在中东的战略支点，使塞浦路斯问题更加复杂化。图为荷兰漫画家Fritz Behrendt所作（来自网络）

不过，“塞希合并”已经开弓没有回头箭，塞浦路斯人现在无法接受这样的解决方案。英国政府当前的政策是强制推行新基本法，希望能尽快说服塞浦路斯人接受，进而让他们逐渐产生自治的想法和倾向。这一政策可能成功，在塞浦路斯先后归属波斯、马其顿、罗马、拜占庭、法兰克、威尼斯、土耳其和英国之后，或许会听到“塞浦路斯属塞浦路斯人自己”的呼声。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在希腊的支持下，塞浦路斯争取自决的主张可能是无法阻挡的，塞浦路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归属希腊，将成为它的最终宿命。

（小标题为译者所加。廖平 编译）

编后记

作者从英国的立场出发，不免会美化英国的殖民统治，但他准确地判断英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难以长久。不过他对塞浦路斯和希腊合并的预测并没有成为现实。其实，事态的发展与作者的预测大相径庭。就在文章发表一年后的1955年，希腊族游击队“全国塞浦路斯战士组织”（EOKA）成立，标志着“塞希合并”由教会领导的非暴力运动演变为武装斗争，而主张塞浦路斯土耳其族聚居区与土耳其合并的准军事组织“土耳其抵抗组织”（TMT）也于1958年成立。

为了避免局势恶化，进而危及英帝国乃至整个冷战西方阵营，1959年英国与希腊、土耳其两国政府并塞浦路斯希土两族签订了一系列“伦敦—苏黎世条约”。根据条约，塞浦路斯于1960年正式独立，不得分裂或与其他国家合并；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别担任正副总统，进行权力分享；希腊和土耳其分别派兵驻扎塞浦路斯，英国则保留了两座军事基地的主权。这样的安排不仅削弱了塞浦路斯的主权，两个“母国”的公开干涉也使希土两族的“权力分享”举步维艰。在希土两国民族主义者的煽动下，历来相安无事的塞浦路斯希土两族开始冲突不断。终于在1974年，希腊军政府在塞浦路斯策划政变，试图推翻希腊族温和派的总统兼塞浦路斯宗主教马卡里奥斯三世，结果土耳其借口保护土耳其族，出兵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两个北约成员国兵戎相见。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武装的配合下，土耳其占领了塞浦路斯北部约占全国三分之一的领土，1923年“民族互换”的悲剧再度上演。

1983年，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地区成立了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南北分裂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这恐怕是作者所始料未及的。同样出乎作者意料的是，塞浦路斯人尤其是希腊族在这几十年里逐渐形成了独立的身份认同，加上希腊本国政治经济局势长期不稳定，作者所认为将是塞浦路斯“最终宿命”的“塞希合并”竟成了历史名词。通晓塞浦路斯上下五千年的作者尚且无法准确预测塞浦路斯几十年后的局势，看来历史学家自己也是身处变幻莫测的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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