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在历史上评出一个“最具争议”的皇帝的话，雍正皇帝说第二，没人敢当第一！
从继位到去世，雍正皇帝生平的每一件大事都是谜一般地存在，让后人争得口干舌燥、不可开交。争议归争议，但是，对于雍正皇帝的“好评”还是明显多于“差评”的。每每说到雍正皇帝，赞誉之词往往不绝于耳，单凭“勤政”一点，就让其他历代皇帝望尘莫及！
以前，我也这么认为，但是，在拜读了很多史料之后，对于雍正老爷子，也有了新的看法。他的勤政是公认的，但是，也仅仅局限于雍正八年之前，《起居注》中每天都是满满的，这不容置疑；但是，雍正八年，雍正大病一场，十分严重，内务府都已经开始办理后事了，没成想，他硬是熬了过来。可是，性情却发生了不少转变。可能是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对“死”有了体会之后，对“生”就有了更多的留恋，他开始一反常态，将精力放在“寻仙问道”、“长身不老”上。这难免就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勤政就大打折扣了。所以说，雍正八年前后就是雍正皇帝执政的“分水岭”，此后雍正出现多次失误，雍正九年的和通泊一役就是最好的证明
雍正继位后，对于噶尔丹的态度比较谨慎，以防守为主。可是雍正七年，雍正认为“国库充盈、军民一心”，而噶尔丹策零又“非安分守法之人，终将成为心头大患”，决定对准噶尔用兵，下旨让众大臣就此各抒己见。当时形成了以大学士张廷玉等人为主的“主战派”，和以另一位大学士朱轼为主的“不战派”，双方你来我往，争论不休。最后，还是雍正皇帝拍板：出兵！当时任命的三军统帅正是名将岳钟琪
岳钟琪领命后不敢懈怠，开始大举向西部进军。可是，刚行军没多久，准噶尔就派了一个使者到军中求见岳钟琪，声称是要求和。岳钟琪赶忙将这件事奏禀雍正，并表示，自己根本不相信噶尔丹会真心求和。雍正让岳钟琪派兵将这个使者送到京城，仅隔一天，又下令让岳钟琪和傅尔丹等将领进京商议军情。都说兵家最注重“一鼓作气”，可大军还没作战，主帅就在军营和京城间来回奔波，让战气正盛的大军就地扎营，耽误了时日，也消磨了锐气。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环节就出在大军将领的任命上
不是说统帅是岳钟琪吗？对，我们常常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是，雍正却反其道而行，在任命岳钟琪的同时，在他身边遍插眼线，像都统伊礼布，那简直就是“钦差”般的存在，上任时，还专门带了2000余名誓死效忠朝廷的八旗军，为的就是制约岳钟琪。伊礼布依仗雍正的信任，多次为难岳钟琪，还屡屡向雍正打报告，说岳钟琪虚有其名、调度无方。雍正不但不去核查，反而又任命了一个西路副将军，就是为了削弱岳钟琪的兵权。
雍正为什么这么做呢？首先，岳钟琪曾经跟随年羹尧多年，虽然后来也揭发了年羹尧，但是，这种“背信弃义”的人多少都让雍正心里不舒服；其次，岳钟琪和当年的曾静案紧密相连。当年曾静等人罗列了雍正皇帝的“十大罪状”，并以此劝说岳钟琪反叛朝廷。岳钟琪当即就将此事上报给雍正，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是，多疑的雍正岂能对汉人出身的岳钟琪放心？
“一鼓作气”和“用人不疑”，兵家两大禁忌全被雍正打破，这样的大军，结局也就不难想象了
按照计划，西路军是此次讨伐的主力军，可是，傅尔丹率领的北路军却率先在和通泊和噶尔丹交战。与其说是交战，倒不如说是挨揍。因为立功心切，傅尔丹上了噶尔丹策零的当，冒然突进，中了埋伏。经过激战，觉罗海洼和傅尔丹突出包围，副将丁寿、参赞苏图、副都统马尔齐不愿被俘，挥刀自尽、以死殉国。紧接着，噶尔丹率军猛攻北路军大营，虽然傅尔丹率人奋力抵抗，但是，败势已定，无力回天，只好再次退守科布多筑城，这次，又损失了4位副将和参赞，3万人马只剩下不到3000人。这就是和通泊战役，也被誉为是八旗军的第一次“滑铁卢”
这件事后，傅尔丹被降为振武将军，到了七月，他在调度上再次出现失误，才被革去包括领侍卫内大臣在内的所有官职。而岳钟琪，殚心竭虑，却也受到牵连，最后给的罪名是“赏罚不公、号令不一、不纳善言、刚愎自用、误国负恩、罪难悉数”，一帮大学士甚至提议将其“斩立决”，最后还是雍正动了恻隐之心，才改为“斩监侯”
经过多年准备的西部用兵就此败北，所有出现失误的将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查办，可谁又能说，这不是雍正一手造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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