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容置疑，在葡人到达之前，澳门对中国而言，仅仅是一块无足轻重的土地，中国的统治阶层专心致志于政治和传统道德，一贯薄商，另外，与庞大的内陆交通网相比，中国的海运微乎其微，没有重要的港口，广东是当时唯一对外贸易中心。偶然，一些来自欧洲其它国家的船只抵达这里。与此同时，为数不多的中国帆船冒险开往南亚，甚至日本。福建的帆船定期往返粤闽。福建是中国的主要渔民区，重重大山将它与其它地区隔绝，几个世纪以来，福建人最擅长航海。
当时的中国，大川和运河为主要水上交通线，规模很大。这足以解释为何中国的重要省府和城市远离海洋，而靠近内贸运输线。至于沿海村落，主要渔民往来，由于路途遥远，产品很难运至大城市，偶然，一些小商人也会出现在那里。
中国官方对于这些遥远的地方仅仅维持名义上的统治，鞭长莫及，所谓「天高皇帝远」。沿海居民互通买卖，几乎自成一统，大多数靠近大陆的海岛与世隔绝，无人问津，至今不少岛屿仍然保持原状。
由于海上贸易不发达，海盗事件也不常发生。治海的村落很少犯海盗。因此，如果葡人初到中国海岸时，中国人几乎不把他们当作一回事或者在中国文献上只廖廖几句记载一下，这是不足为奇的事。令人吃惊的则是中国史料几乎没有关于首批葡人到华的记载。
我们曾提到在广东有对外贸易，因此，葡人从马六甲启程，直达广东。事先，葡人已经知道，中国在北边，他们曾经乘坐中国帆船偕中国水手探过中国海岸，而且很可能已经到过一些主要港口。
张天泽曾悉心硏究过中国最初外贸史，他论述了贸易途径，并援引公元1178年周去非的话：「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岭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条)，由此可见，该地距离广州不远。
《唐史》第43卷第二章写道：「屯门山(或屯门)位于广州东南200里」，然而，《读史方舆纪要》101卷又写道：「在唐代，派驻屯门守军，以防御海盗，天宝二年，(公元743)海盗头子吴林广(Wu Lin-Kwang)逐渐势强，然而却未引起县吏林祖岭(译音)的足够重视，宋朝时筑寨」。
东莞县位于珠江口的东部，面积可观。《东莞县志》是现有最有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东莞县志》引卷记载：
「正德一年(公元1506)武宗在位时，佛郎机占领屯门澳。」
《东莞县志》31卷第二节：
「屯门澳是东莞县最重要的港口。成化33年，筑一城堡，很久以来，许多外国船只常常出入此港口。」
东莞邻近新安县，亦位于珠江口东部，其年史自然只谈及该县以内的地方。我们很容易找到屯门港，停泊码头位于零丁岛和南头旧城之间，我们称之为城堡峰(Castle Peak)，就是屯门山，曾在唐史中提到。
整个南头湾旧名为屯门澳，即屯门港。葡人很可能在零丁岛停泊，乔其·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es)曾在那里竖立石碑，葡国历史对此有记载。由于葡国人不习惯异国读音，将屯门读成达芒(Tamao)。我们有必要了解当时解国人所接触的中国方言，这一点十分有助于弄淸葡人所到之处的确切地名。对于葡国人来说，这段历史具有很大的影响。
就中国人而言，对于「天朝」以外，漠不关心，这种情况直到几十年前一成不变，他们认为，葡人的远征莫过于一羣外邦「夷人」到中国寻求帝国的好处和「高等文明」的薰陶，在硏究中葡早期关系时，需要注意这一点，它解释了为何中国方面极其缺乏有关外国人的资料文献，及对外国人贯有的冷漠和歧视态度。葡国的探险先驱曾涉足中国的浙江、福建等地，设法与当地人贸易。在这以前，他们曾在广东海岸外的上川和浪白澳经商。终于，几经挫折之后，越过了中国淸规戒律，这段历史暂且不提。
我们仅推荐阅读由葡人加斯巴·达·克鲁兹(Gaspor da Cruz) 撰写的《中国及霍尔木斯事迹》( Tractado das Cousas da China e de Ormuz )一书。加斯巴·达·克鲁兹神父曾于1556年到中国。该书描述了当时的中国情形及葡人从1548至1554的经历，此书有现代版本，语言得体，具有真实感，是一本有益读物，与费日南·文第士·平托( Fernao Mendes Pinto )所写的《远游记》( Peregrinacao )一书的粗俗和令人将信将疑的夸张描述大相径庭。
加斯巴·达·克鲁兹神父的著作中提到的「Liampo」也就是宁波和浙江；「Chinechen」即福建。
让我们在此篇文中集中谈一段鲜为人知的掌故，它扭转了葡人在中国的困难局面。
葡国人能有机会与广东人公开通商，一改以前的黑市贸易，应归功于葡萄牙商舰舰长莱奥耐·特·苏沙(Leonel de Sousa)，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这位杰出的葡国人与中国广东官员口头订立了一项初步协约，自此葡人合法经商。
加斯巴·达·克鲁兹神父在协约订立一、二年后到达中国，他写道：「莱奥耐·特·苏沙舰长出生于阿尔加弗(Algarve)，与巧儿(Chaul)结婚。自54年至现在，与中国约法三章；葡人缴纳税项，在中国港口通商。从此，葡人在广州进行贸易，广州是中国第一港口，中国卖给葡人丝绸、麝香等货，葡人可以不冒风险停泊于安全港，中国的官员与庶民皆悦与葡人交易，他们的名声传遍中国。一些朝廷官员专程赴广州看葡国人。在这以前，由于费南·贝雷斯·登达得(Fernao Perez Dandrade) 作乱，做买卖很难，不准葡人入华，并愤忿称我们为番鬼，自从同意缴税后，旣不称我们为葡萄牙人，也不叫番鬼。我们被称作番人，换言之，由其它海岸来的人」。
事实人，葡人在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在订立和约之前，他们停泊上川和浪白澳，做黑市交易，远避中国军舰的巡逻。订约后，葡人开始利用澳门作长期贸易中心，放弃了其他贸易点。
费日南·文第士·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随贝尔萧·努内斯(Berchior Nunes)于1555年到达澳门。第一份出现Macau名字的文献是葡国探险「王子」文第士·平托于1555年11月20日写的信。
信始：
「愿基督的慈爱和恩宠与你和所有的亲爱的弟兄们同在，阿门。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如愿详述我们的旅行见闻以及与殿下分手后所做的一些工作。今天，我从居住的浪白岛来到相距不远的澳门，遇见了贝尔萧神父，他从广州回来，辗转廿五天，花了一千两银子赎回了贵族马戴乌斯·德·贝力杜及另一名被囚禁的人，并游览了城市，观赏风土人情，也试探了将果以斯的兄弟鲁依斯留在广州学习语言的可能性……」
贝尔萧神父在澳门同一时间写的一封信也证实了从前的敌意已释，以下是信的摘要：
「自来此地，曾两次赴广州，每次都停留一个月。第一次是设法营救三名被捕的诚实的葡国人和三名当地的基督徒。以前常发生类似冲突：当战船沉没时，葡国水手就被捕，被杀或被囚。现在已无此类事情发生，因为葡国人纳税。中国的港口已对外开放，此乃盼望已久矣。」
然而，莱奥耐·特·苏沙本人于印度高欣(Cochim)写给葡萄牙国王的信是和约最好的佐证。
一九一○年，学识高深、不知疲倦的热尔丹·特·弗雷达(Jordao de Freitas)博士首次将苏沙的书信整理编入葡国历史档案，第18卷。这是一份难得珍贵的文献，我们以恭敬的心情将书信呈献于各位读者，希望细细品尝。书信的作者通晓人的本性，讲究策略，对中国人的心理有透彻的认识。如果澳门的历史多有这样的片段，岂不美哉。我们对于弗雷达博士的这份厚礼感激不尽。
这些开路先锋为葡国人长期居留澳门铺好道路，不久之后，葡国人在与广东海域的海盗作战中，立下大功，自此在澳门留下。
一五五六年一月十五日莱奥耐·特·苏沙给堂若望( D. Joao )三世的兄弟鲁依斯( D. Luis)王子的信。
「殿下，正如我于一五五二年从马六甲致信殿下所述，我乘货船去了中国，因为阿丰素(D. Afonso de Noronha )总督有违殿下之意而阻止我航行。我不得去印度，故于去年五月赴华。从那里得知王子去世噩耗，我们感到吃惊和悲伤，但由此也感谢天主，使我们领悟其无边的神奇，尽管整个皇室沉寂于悲伤之中，但君主以其莫大的忍耐为下民树立了优秀的榜样，敎诲万民赞美天主。我等区区小臣实在不该多言。
我将不多叙述对华贸易，辗转三年，收获甚微。所有的港口关闭，防卫重重，不许我们取货和进货。对此，曾有一位中国要人和被捕之葡国人有言在先，肯定要与我战，中国皇帝禁止与我经商，除了欧洲佛朗机外，其余国家可以入华进贡。因为葡国人的灵魂肮脏，一帮贼匪出入，不服从皇帝。
因为这种情况，我立即采取措施，更加小心，并加强船上防卫，通知随行葡国人，由于过去丑闻，故不要轻举妄动，或作出越轨行为。我遇到不少困难，当地人切断我们的供给。感谢上帝，他们终于与我们达成协议，允许我们进贡。经过大家商议，我接受了协议，为服务我主和陛下尽了一份力，这是葡人首次争得协议和皇帝之默契。为了表示和平，不再叫我们佛郎机，改名为葡萄牙和马六甲之葡萄牙人，也不把我们认作首批葡国人之后代。这些异敎徒很迷信，认为这是天赐我福，并在城门上写上我的名字。
这个协议由海道派人带来，海道官相当于海军上将，掌管港口，包括货船和舰队，是一位非常有实权的人，我没有擅自与他将和平协议写成书面文件：按规定抽百分之二十，暹罗国人也是如此，他们持皇帝之勘合，特许入华，贡税百分之二十；我只同意最多不超过百分之十。对此，他予以否定之答复。因为他无权降低皇税，但将此议法奏折皇上，答复要等到翌年。因为京城遥远，路程需耽搁三至四个月的时间。暂时决定名义上缴税百分之二十，在一半货物中抽分。实际上，我们贡税百分之十，他吩咐我以礼相待，那些官员，官同督察，被派往舰队。他敎我以穿戴识别中国人之等级及他们所乘之舰。我联想起首批葡人对一位官员无礼，以致皇上不许他们再入中国，我的运气如此之好，千万不可错过。
如此而己，我达成了和平协议和贸易，大家从商得利，许多葡国人安全地去广州和其它地方，闲逛了几天，自由自在地做买卖，无人干扰，也不多缴税，连藏带骗，结果只缴了三分之一货的税。广州离上川港一百五十公里，我的船只在一些岛屿之间，他们让我去位于河口的浪白岛，我不信任他们，因此没有去；也没去另一个叫广海(原文)的城市，离这儿25或30公里。这两个城市壁垒森严，听说其他城市也同样如此，广州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商业城市。
「我无法描绘本人为达成此协议所付出的辛劳和代价，否则，将一事无成。因为，葡国人在中国声名狼藉。我求助于一位深知中国风情的葡国人西蒙·得·阿尔梅达(Simao de Almeida)帮助，他是一位高尚的贵族骑士，租一艘船在中国航行，他对所托咐之事，勤勉完成，愿为陛下效劳，并且自己付钱，除了这些花费外，我知道他还给海道手下人马送礼，这样加速促成谈判。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和出谋划策，我不可能象现在这样效劳于陛下。因为我本人金钱很少，也不可能全用于此。他不要我解囊，他说：如果这是为陛下效劳，则应从陛下手中得到报酬，而不是其他人。为了解除良心不安，我将此汇报殿下，倘若这是为陛下服务，则他和我应得到很大的奖赏，为树立一个榜样，他所做的事乃是在此天涯海角，化费自己的人财，尽忠效劳于陛下。」
「我离开之际，海道托人转告：如果我们欲在中国航行，请陛下派遣使者，让皇上知道我们是何许人，以便协议成文。因为出入中国须有皇帝之特许，并有固定港口。本国人不能出海外，违者判刑。一些居住马六甲和其他国家的逃亡者常犯海岸，中国人极防外来之人，尤其是葡国人，认为他们喜怒无常，脾气暴燥。中国法制极严，冷酷无情。无论是谁尽可能敬而远之，因为不尊重人的自由，直到现在，他们很少向我们敞开思想。他们说我们船上的人不像强盗，没有贼相。但是中国商人不与腰间佩带枪枝的人做交易。他们对此很觉奇怪。在中国就是如此，尤其在城里，除了兵士，无人带枪。
「我们有几次官方的接触，曾有一位海道专程来我船访问，我们谈得很投机，我知道如何尊重他的身份和地位，以礼相待。中国是一个礼义之邦，我很热情地接待、宴请和送了一些礼物，他们悄悄地收下，不然要因之受严励处罚。他们非常详细地询问我是商船船长还是陛下之特派船长。倘若是陛下派遣船长的，让我出示证明或任何佐证，尽管他们无从识别。当他们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后，认准我是陛下任命的船长，大大地恭维我一番，并敬如上宾，尤如尊重其他外国人一样尊重我们葡国人。那时，在我的旗帜下已有十七艘船。他们不想进行任何干扰，一切由我调拨，何时要与我们联系，事先请准于我，派一葡国人去，相处十分高兴，他们对我很满意。海道更是如此，并大肆宣扬。就这样，我平安地离开了中国，为了证明这一点，一位专捎官方口信的正派商人专程送我们出港口，我取道而归，感谢上主，使和平得以继续维持，为的是陛下和葡国人从中获利，就像马六甲的海关已获得一样，陛下完全可以得益于中国，因为货物多而好，我们可以得利而不伤天害理，我们可以致富。葡萄牙人是一帮无用之徒，因为不尊重当地习法，无论走到何处，不懂保住地盘，这一些都反之于中国。中国是一个礼义之邦，淸规治国。
我对中国的槪念大致如此：是一个庞大的帝国，海岸线长达2,500公里，曾经诸候割据，现已统一于一个皇帝之下，都是华人，操多种方言。一边是黄土之地，鞑靼人纵横；另一边听说有海，权当死海，无人航行。波斯人曾从这海上而来中国。1000至1500公里的江河横流。中国人白肤色，体格强壮，内陆的人较这里海边的人更文明和白肤，像妇女一样，衣着长袍，类似裙子，相当庄严和有气派。统治者发号施令简短而声高，音色宏亮，非常严厉和冷酷，将人置于皮鞭和其它酷刑之下，有专门官吏负责，刑具俱全，我对这种残忍行径表示异议，他们却说因人而异，并说这些人如此之恶，惩罚得还不够。
「这块土地由文官治理，他们受命于皇上，皇帝在全国设有试场和考官，年靑人能读会写之后，到学堂学习国文——他们的拉丁文。当有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和其它衔头后，便可做官。这些人掌管政府法制和财政等，因为中国法规，法典浩如烟海，设法官、检查官、陪审团、投诉和讼理。凡是涉及外国人一律呈递皇上，中国人不能将他们变成奴隶。他们作歹而被捕，不是被判极刑，就是被隔绝，根据各人犯罪轻重而判。每年朝廷派钦差大臣监察狱事，按照规定给每个人判刑，并带来皇帝的赦令。我未能救出囚禁于广东的马戴乌斯·德·贝力杜和阿马罗·贝雷拉，因为求赦书仍耽搁于皇宫，海道派人道歉，他没有皇令无权释放，但他许诺给予一定的保护。因为监狱生活极苦，许多人死于监狱。他托人转告将奏折皇上请求减刑，因为阿马罗被判了极刑。
「中国属皇帝一人，没有诸候割据，所有官职和特权掌握在文人手里。朝廷官员等级分明，各有其主，受皇帝的俸禄。一些元老和皇亲，一旦没有官职，由皇帝豢养。大臣官员经常被调动。王国分而治之，大小官员逐级排行。
愿主和陛下荃察我三十多年来的奔波和辛劳。尤其是这三年本人为达成和平协议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为国家带来了很多利益。我已心力交瘁，苍老而归，为弥补我们的过失付出了代价。我愿为王朝服务，鞠躬尽瘁。王子德高望重，主持正义，请在殿下面前助我一臂，以免晚年为一片面饱奔波。人是虚弱生灵，不堪羞辱折磨，更何况我，曾得人相助，无法回避所欠之情，祈主愿谅我三番五次向陛下和殿下提及：他们对我毫不尊重，也不执行陛下的旨令，剥夺我应得之份，而给予那些贡献远不如我的人。我一贫如洗而归，不知所带回之物是否足够淸账。陛下一定很淸楚商人之苦，以及三年奔波所需开支，马六甲已足以使我倾家荡产，我除了政府的获许和船长使命以外，一无所有，还不如「人寿保险公司」获利。去中国的人而无买卖可做，只是赔本的生意。
殿下，从今以后，我只有依靠上主，您的伟大和美德，为我主持正义，获应得之份并希望有文字为证，以免再出现上次情形。唐·阿丰素说：陛下未曾命令配给我船只，如果陛下命令的话，早已执行。其他人，诸如：弗朗西斯科·马斯加莱尼亚和安东尼奥·贝蕾拉却受惠顾。而我刚刚立足中国，所做的一切不外乎服务上主和陛下，除了为葡人争得利益外，还要避免死亡和失船，这在以前年年发生，常常人财两空。一方面由于气候寒冷，多变，沿海常有舰队巡逻，以致我们的船无法停泊海港，难以逃脱被捉和沉没的噩运。
那些督官为他们的人肥私(我怀疑已经得到)。如果国王大人不赞助的话，请求殿下恩准再次去中国，并乘陛下的船，从孟加拉的波尔多·比盖诺港(Porto Peqweno)驶出。我年过半百，所求甚少，只愿余生修身养性。目前，有两位船长在中国，听说又去了一位，都不是殿下的钦差大臣，毋需去人过多，凡是到中国的人一定要明智行事。
关于这里的情况，我无多奉告，因为我长期在外，远东唯马六甲重要，在中国和南亚地区享有盛名。因为，为了葡国利益，必须守卫好这块土地，避免发生战争，否则，陛下将蒙受很大的损失。
根据规定，商人纳税，无论船长还是官员都不能以低价购买当地货物，因为他们向陛下交税。
一些小国逐渐势强崛起，以舰队、大炮和枪火装备跃跃欲试吞并马六甲，而马六甲无任何力量。
但愿上帝、殿下之王国，长命百岁。阿门。
写于 Cochim
王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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