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由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和《支那战线写真》
上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要战场，给中华民族造成空前灾难，而在十余年后的1945年，在本土接连爆炸两颗原子弹后，日本政府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侵略带来的是难以计数的生灵涂炭和已成焦土的一片废墟。
日本地理位置图
溃败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通往墓地的道路，是用一块块墓碑铺成的。1931年，日本主流报纸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言论和报道，为自己、也为日本帝国走向灭亡，铺下了第一块墓碑。
日本报纸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主流报纸从对军部的被动胁从到主动配合，从溃败到沦陷，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尽管也有期间几乎没有形成什么像样的抵抗努力。
公正客观的报道逐渐让位于“对既成事实的追认，造成了对军部独断专行的容忍和煽动，结果报纸被军部完完全全地利用了。”
那么，二战时，日本的主流报纸是如何沦为军国主义的工具的呢？
东北亚地图
日军
世界金融的困局，在刚刚迈入近代化的日本更是凸显，农村凋敝，人民饥饿贫困，政府却忙着政争，财阀特权的腐败贪污都激怒了国民，许多极端的激进份子将目标锁定财团、官员，甚至是天皇，亟欲透过暗杀来解决问题，甚至发动战争。《帝国落日》作者约翰．托兰以“下克上”来解释这个问题：
二战中的日军
“这些叛乱分子并非受个人野心所驱策。在他们行动之前，已经有六波像他们一样的人了──不过全都失败──他们准备再干一回，试图透过暴力和暗杀解决日本社会的不公。传统习性将这些罪行给予合法的借口，日本人还为此赋予一个专有名词：下克上。”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报导：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进军南京途中相约进行“杀人竞赛”，商定
下克上这个词最早是在15世纪时开始使用，当时各社会阶层都蔓延着叛乱，地方士豪拒绝臣服于将军，而将军也不听命于天皇。
《支那战线写真》第29报封面“南京城陷落”。
1932年5月15日，在几起政变未遂事件后，77岁的新任首相犬养毅遭到枪击死亡。
首相犬养毅遭到枪击死亡
为了解决满蒙问题而成立的犬养内阁，不仅力图镇镇住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一手遮天的军方，甚至公然批判法西斯主义，并不断重申对军部作风的批判。这个77岁的老人过去一直反对征服满洲，也始终拒绝承认“满洲国”。然而，在5月，当人们正欢迎喜剧大师卓别林访日的同时，一场武装政变轰然发生。
1937年12月3日，入侵丹阳城用小船运送行李的日军部队，日军乘船沿水路逼近南京。
1932年5月15日上午11点，《东京朝日新闻》编辑部接到电话：“出大事了，有人丢炸弹。”与此同时，刚接受完牙医治疗的犬养毅，正在休息，几个军官与军校学生闯入，犬养毅说了句“有话好好说”后，闯进来的人就朝首相脑子开了两枪。
当年日军血洗太原城的报道版面。
“有话好好说”日后虽成了名言，但当时只有《大阪朝日新闻》刊出这段话，甚至在全日本，也只有这家报社勇于揭露恐怖活动的罪行。
二战地图
这场史称“五一五事件”的结果，便是宣告政党内阁终结，军方的恐怖主义获胜，从此再没什么能抵挡军部的行动。更重要的是，袭击枪杀的极端手段，也开启了暴力统治言论的恐怖时代，扼杀了言论自由。陆军甚至强迫政府发出戒严令，并对发布新闻的媒体威胁禁止与警告处分。
二战地图
类似的暗杀事件，并非只有一次。4年后，在日本又发生了“二二六事件”。
1936年2月26日，东京下大雪，据闻已经打破54年来的记录，交通因此大乱。凌晨4点，《东京日日新闻》社会部记者铃木二郎值班时接到电话消息：“首相官邸遭袭，而且是军队在袭击！”与此同时，编辑部陆续收到各地被反叛军袭击、高官遇难的消息，报社骚动不已，连忙向各地方支社发布消息，各支社职员也动了起来，迅速发行了号外刊。
26日上午8时，日本内务省发出“禁止刊登报道”的通知，但已经来不及，号外刊已一张不剩。
日本的扩张
《朝日新闻》报社总部在9时被叛军部队包围，要求报社代表出面。编辑部主笔绪方竹虎指示编辑部撤出，叛军们随即上楼，推倒活字箱（印刷报纸用）后就走了。但因为几个活字受损，加上担心刺激叛军，该日晚报便停止发行。
逼于无奈，绪方竹虎只身面对叛军后，对言论妥协了；曾经批判军部独裁的《朝日新闻》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次在枪口前沉默了。
《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作者、静冈县立大学名誉教授前坂俊之便评论：
“这正是言论最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然而，就是在这种言论最需要勇气的情况下，言论往往沉默或随波逐流了。”
二战时期《每日新闻》报纸版面
致使军部如此横行的原因，就是过去报纸煽动排他性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并指责政府在满蒙问题上的软弱态度、支持军部独断专行的恶果。而这般恶果，日后也导向了全面战争。
1942年8月至1945年8月间，盟军于太平洋战场上其登陆行动的策划路线。
历史学家约翰．托兰更直指，媒体的推波助澜与煽动是军部有恃无恐之因，这最后也将日本推入了太平洋战争。
二战时期《每日新闻》报纸版面
媒体成为军部共犯，起因来自于政治管制。
由于这种虐待俘虏的行为会损害日军的形象，这张照片被判为“不许可”照片。
从明治时期，《报纸法》就是报业的累赘，约束着媒体的行动和报道自由。日本过去的《报纸法》也在申报、寄送样刊、保证金等等流程上，进行对新闻媒体报道的控制，处分方法更是多种多样。其细节规定包含：发行时有义务向内务省和地方警察厅、地方法院检事局寄送样刊，样刊会被审查，若扰乱社会安宁或危害社会风俗，内务大臣可以禁止发行，必要时可扣押。
日本报纸报道
但管制的标准是什么呢？随着战争进行，不能报道的内容越增越多，控管也越来越严格。为了避免被处罚，报纸会预先将革命等字词，换成各种符号来“自卫”。1928年开始，这类符号急遽增加。
侵入太原的日军。
恶名昭彰的《报纸法》再加上随后紧缩的《治安维持法》，成了日本政府战时时扼住媒体咽喉的两大恶法。除此之外，九一八事变后，还增加与满州国相关的各种法规，里头有各种禁止刊登的事项。新闻审查人员也更加扩充，警视厅相关单位都被扩大规模，确保审查能够更加严密，1932年，甚至颁布了出版警察方针：
“由过去的检举优先主义转成执行优先主义；
由过去的风俗主义转变成风俗与社会安定并重主义。”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内务省警保局编写的《出版警察概视》中，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取缔就提出了这样的规定：
“如果由于新闻报道而泄漏了军事上的机密，使我国对外关系恶化的话，就可能会给国运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当局希望，在这类新闻报道的管理上，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做到对报道监督的完美无缺。”
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可说是加速媒体自由破败的关口。当然，因为踩地雷而被罚的情况也剧烈增多。
报纸报道
日本的扩张
发生在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引爆点，是中国东北铁路的一部分被炸毁所致。当时日本政府与军方一致表示，是中国的阴谋；但实情却是以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为中心策划的“下克上”，希望借此解决日本国内资源缺乏的问题。事件发生后，日本中央政府与天皇被迫认可，而战局也渐渐扩大。
九一八事件可说是加速媒体自由破败的关口。当然，因为踩地雷而被罚的情况也剧烈增多。
事件发生后，第一个收到消息的是《大阪朝日新闻》，当时距离东北铁路爆炸的时间已经是4小时后，他们在19日凌晨2点收到日本电报通信社的独家报道。
二战中的日军
《朝日新闻》奉天通信局局长武内文彬事变发生时正在洗澡，听到轰一声巨响后向总部发了第一封电文——但事态紧急，接下来8小时内他一共还发出118封电文，创下历史纪录。
1942年二战形势图
《东京朝日新闻》开会，决定了报道方向：“保护日俄战争以来，日本的原则与正当权益”。《朝日新闻》东京与大阪都对九一八做了大量的报道、号外与专题，甚至还拍成纪录片，全日本放映、演讲。
1943年二战形势图
值得注意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媒体趋向批判军方；但事件后，立场转变，将关东军行动看成是自卫权的行使。之中，特别是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大阪《朝日新闻》更为明显。
二战中的日军
自由派媒体的转变原因：其一，是民族主义驱使报纸在国家困难时支持军部，让舆论能够统一；其二，是“拒买运动”盛行，因以前《大阪朝日新闻》严厉批判军部的结果，使他们遭到军人和右翼人士抵制，在各地发起拒买运动，使他们在发行上陷入困境，对手则日益壮大。《大阪朝日新闻》只好向利益妥协。除此之外，黑道的威吓也是令其屈服之因。
残暴的日军
不过，并非所有的媒体都屈服，战后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但战时是《东洋经济新报》记者、支局长的石桥湛山便十分反对殖民地政策，并主张“满蒙放弃论”，他直称整个国家都在非法化，九一八事变后，甚至不断地问：“难道放弃满蒙，我国就会灭亡吗？”
1944年二战形势图
1931年11月，他写下一篇批判媒体屈服于军部的社论《真正的爱国之道──保障言论自由》：
“最近我国的不法举止面临着，如果走错一步，便会跌入万劫不复深渊的境地。如果说有什么挽救的方法的话，恐怕只有言论自由的力量了。若言论自由被压制，完全窒息的话，国家就不可能生存。”
但没有人听进他的预言。
报纸上报道的日军向杭州湾攻击。
日本军歌示意图
虽然媒体号称是“第四权”，但若与当权者发生冲突时，编辑方针与报社经营便容易产生矛盾——最后，屈服的却总是编辑原则；这种状况，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更何况战时。
当二二六、五一五等几起政治事变刚发生时，日本全国性媒体几乎都是立即妥协，但仍有一些地方性新闻在乱局中仍坚持着风骨，例如九州的《福冈日日新闻》（现在的《西日本新闻》），在五一五事件后，就进行猛烈地批判。
1937年12月3日构成南京防御第二道防线的江苏丹阳和金坛陷落。
当时，《朝日新闻》与《每日新闻》的发行量约有200万份，仅发行17万份的《福冈日日新闻》根本难以匹敌。尽管如此，报社主事者菊竹六鼓（淳）却坚持以一当百，“应该说的时候说，应该写的时候写”。
《朝日新闻》下面的广告
被称为“一个伟大的瘸子”的菊竹六鼓，两岁时左脚受伤，尽管经历多次手术，还是未能复原。但身体上的障碍，也阻止不了他踏上新闻工作的路，菊竹总说：“你们可以同情我，但我不要你们的怜悯。”菊竹这股风骨底气归因于清贫，“新闻记者以清贫为荣”、“新闻记者必须比裁判官还清白”。这种严以律己的态度也影响了《福冈日日新闻》的编辑经营，不增加广告篇幅，方方面面都展现出硬派的媒体风骨，报社上下无不对他尊敬有加。
总是穿着一身武士短衣的菊竹六鼓（1880-1937），以硬颈的风骨著名。
菊竹六鼓并非石桥湛山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在九一八事变时也支持过满蒙权益论。但作为媒体人，他所遵守记者的分寸与原则却不容妥协。菊竹常说：
“绝对不能在新闻报道上作假，只要报道一作假，读者就会信以为真，影响很大。”
二战侵华战争中的日本女性
菊竹六鼓不仅对五一五事件感到愤怒，对其他媒体的沉默更是不满。当《每日新闻》社长提出“报纸就是商品”的言论时，菊竹便批判他们失去了作为言论机关的本分，出卖自己的灵魂；但这样的坚持，也引来右翼与军部狂肆的威胁，甚至传言军方要在报社上头丢炸弹。
遭日军绑架的中国妇女
菊竹认为保护言论的责任必须拿这条命来拼搏，“这涉及日本存亡的问题。”在他写给长女的信中提到：
“我本来打算把这次机会当做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任务完成，遗憾的是，到处都是禁令，根本不能尽情写作……尽管如此，我仍做了一些该做的事，并对此感到安心。”
冒着危险、坚持媒体姿态的不只有菊竹六鼓，长野县《信浓每日新闻》主笔桐生悠悠也维持着媒体人该有的批判姿态。但桐生悠悠在报社撰写社论期间，却激怒政府。法务大臣小山松吉在内阁会议上便说：“最近社会的不安，就是报纸不照规矩写作。”最后，在报社压力之下，桐生也惨被逼退。
日本女性送别二战时参战的军队
桐生意识到在这种时代，报道自由的责任不能依靠组织，只能靠个人战斗，于是自办《他山之石》杂志，计划坚持到笔被折断、弹尽粮绝之时。
桐生悠悠（1873-1941）的评论集，在他过世之后被整里成册《畜生道の地球》。
然而，太平洋战争开打前，桐生却因病倒下，仅留下壮烈的遗言：“我要离开这个畜生当道的世界。”
日军支那事变画报第9辑，日军攻占南京进城画面。
1933年版的《日本新闻年鉴》文章：“昭和七年的新闻界试图与国民并肩作战，齐心协力度过这个非常时期……昭和八年的言论界毫无生气，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是半死不活的言论界。”
日刊战地记者镜头中的侵华日军：向太原进攻的日军快速部队。
很多文章提及这背后有很多令社会不安的力量威胁着，但没有人敢把原因写出来。九一八事变之后，报社全面支持军部对外的强硬言论，并在“非常时期”全力协助国家的各种措举；又因为报社支持了军部的独断专行，军部也就得到国民支持，势力扩大后，便转而对媒体进行恐吓，形成恶性循环。
此后，军部变本加厉，利用媒体放出“国难”消息煽动人民，继续壮大自己。
日军陷落南京时的南京地图。
“515事件”时，日本媒体尚能坚持抵抗的声音，但到了4年后的“226事件”，衰弱的媒体言论却已毫无反抗之力。因此，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本政府将媒体代表召集起来，要求他们“必须”配合政府，于是各方媒体出现一致的言论和态度，推行“暴支膺惩”运动。
日本媒体出现一致的言论和态度，推行“暴支膺惩”运动（讨伐暴力中国）。
为了更加勒紧媒体言论，军部又在原本的《报纸法》上，多增列几条受军方控制的法规，让军方能直接对报纸下禁令。 《日本新闻年鉴》记载：“以言论自由为传统的《朝日新闻》已成为了最热烈的日本主义鼓吹者，其他的报纸更不用说了，因此，报纸对国家舆论的统一强化，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日本报纸
媒体不只迎合军部，也煽动人民，例如军歌的流行就是起因于新闻的炒作。此刻的媒体，不仅动员国民、弘扬战争，他们还投入了战争新闻竞赛。大型媒体靠飞机报道与传送稿件，关注战争的民众人人读报，一时发行量大增；相对之下，缺乏资源的地方媒体则陷入困境。
攻入太原城的日军疯狂之极。
登上太原城的日军部队。
除了军部威胁之外，为何媒体甘愿投入煽动战争的报道？处于竞争关系的媒体，又为何立场一致，不做区别？答案似乎非常简单：“战争是卖新闻最好的机会。”
侵华战争为日本的大型报业，带来超乎预期的利益。图为《朝日画报》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战场特辑封面。
“战争是扩大发行量的机会。”在没有电视、手机的时代，《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都运用压倒性的资本，派出相当多的记者特派员到战场，详细报道作战情形，大大扩张了发行量。
1937年由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和《支那战线写真》，刊载了原侵华日军战地记者通过镜头拍摄的日军占领南京、太原等地的过程。
二战时来到中国慰问日本军队的女明星。
现在与《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并列日本3大报纸的《读卖新闻》也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崛起的。本来快面临倒闭，在社长正力松太郎的指挥下，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赌上报社命运发行晚报，并一举成功，奠定了权威地位。
日本报纸报道
《朝日新闻》主笔绪方竹虎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
“每一次禁止发行将产生数万日元的损失。而且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对暴力的反抗性实在太弱了，狡猾的暴力集团抓住报社的弱点，恐吓广告商，命他们将广告撤出。广告主当然怕麻烦，而报社也就受到牵连了。”
日本报纸
二战的侵华战争对这些大报带来超乎预期的利益。尽管在战争时期，资源有限、印刷用纸不足、物资也飞涨，让报纸不得不也连带涨价，发行量随之减少。但侵华战争爆发后，减少的发行数短短一个月又涨回来，出现了每天天一亮，发行份数又增加的盛况。在各产业面临战争困境时，报业的利润反倒逆势增长。
太平洋战争地图
随着战争长期化，任何物资都以战时经济强化的目的被统制。1938年四月，《国家总动员法》公布，新闻限制再加一层，其后印刷报纸用纸限制令也跟着被提出，“用纸限制”便也成为政府控制言论的手段。之后，《国防保安法》也再追加传播管制，媒体从此再无言论自由可言。
1945年2月10日，东京都北多摩郡调布机场，川崎日蓄慰问团的合影
日本在二战中的言论管控，一直持续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部与政府还继续发布各种法规，加强扼住媒体咽喉的力量。自此，日本报纸已经彻底死亡。
上图是为纪念珍珠港事件而建造的亚利桑那战舰纪念馆。
在面临着武器需要现代化的时代，言论界依然相信神灵助力的的说法。无论到哪里，都充满对战争前途的担心。
1945年8月时，苏联军队所计划对在东北亚地区驻防的关东军发动进攻行动之地图。
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报纸，预告当日有“重大消息播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败战。各媒体在太平洋战争中期就知道会有败战的结果，也了解后期《波茨坦公告》的协议过程，但日本人却在日本投降当日才被告知真相。这时，大家才了解到过去读的都是虚假的新闻。
日本战败报道
当然，也不是所有日本人都这么愚昧。日本庆应义孰大学教授小熊英二父亲小熊谦二在读早稲田实业学校时，一名叫塩清的老师就教导“报纸得从下方栏位开始读起”。
日本报纸上方栏位所看到的大标题，写着德国胜利的消息，可是下方不起眼处，却小小写着对德国不利的消息。
1945年8月15日，裕仁宣布投降的现场
即使如此，也是有不迎合上意的报道，如《东京日日新闻》在1944年刊登了一整版《要胜利或者灭亡，战局终于走到这一步》以及《拿竹矛抵抗已经跟不上时代》为标题，促请转变作战方针。这则报道触怒了东条英机，甚至还将这名执笔的记者送到战区“充军”作为惩罚。
日本投降仪式，戴礼帽拄手杖者即为极力维护天皇地位的日本外相重光葵
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天，《每日新闻》关西总部发行的报纸，是一张薄薄的白纸。17日，16栏的报纸，只有10栏有内容，其余空白，如此持续了5天。
图为正在听“玉音放送”的日本民众
该报关系总部编辑局局长高杉孝二郎得知日本投降后，向社长提出辞任、停刊的建议：“我们应该以最大的形式，向国民谢罪，以承担作为大媒体一直以来讴歌和煽动战争的责任。”此前还在骂“鬼畜英美、焦土决战”的编辑部，竟然180度转变，他们认为没有脸做任何评论，“把以终战昭告书为首的各种官方文告和事实如实刊登在报纸上，是我良心允许的最大限度。所以，只能以白纸发行了。”该社以社长为首的几个重要干部，随之辞职。
照片拍摄于1945年8月15日，聆听昭和天皇投降广播的日本平民，得知日本即将投降，这些平民们跪在地上哭泣。
在战时从《每日新闻》主编当到董事长的高田元太郎表示：
“战败后，我们报社内外都追究了推动战争的责任，但我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协助战争就是国民的义务，因而国民是不该被追究责任的。只是对于失去新闻自由、剥夺记者尊严和活动自由，以及没能防止更大损失发生，应该承担重大的责任。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辞职了。”
8月23日，《朝日新闻》也向国民谢罪：
“特别是与引导国民、舆论、民意走向有着密切关系的言论机构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因此，我们绝不会轻易饶恕我们犯下的错误。”
同年11月，《朝日新闻》发布《与国民站在一起》的文章，承担没有把事实告诉国民，使国家卷入战争的责任。社长以下，所有编辑干部都辞职。
原子弹
《朝日新闻》主笔绪方竹虎说：
“在日本战败后仔细想想，其实军部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它只是一个领月薪的集团，对他来说，报纸会不会联合一起抵抗，始终是最大的威胁。现在想来有点遗憾，并感责任重大。”
二战后的中国
8月16日《朝日新闻》的报道，其中有一段：
“不论明天或后天，仍然继续唱着《海行兮》吧。这是民族的声音，是尊奉天皇的意旨，向苦难生活勇猛前进草民的声音。日本民族并未战败。”
报纸要担负过去严重鼓动的责任，所以再次鞭策激励国民吗？
二战后的托管
麦克阿瑟管理日本期间，美国人在日本公开享有极大的特权
半藤一利的《昭和史》中，详细地记录战败后日本社会的转变与讨论，战后日本有很大一部分接受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指导，进行土地、教育等改变。新闻报道也是如此，《有关言论和新闻自由备忘录》和《有关日本新闻法备忘录》的发布，说明新闻仍被管控，只是这次的审查检阅者，是盟军总司令部。
参加宴会的美军
在战争期间那样敲锣打鼓煽动战争的新闻界，以1945年8月15日日本二战失败为分水岭：“从此，日本人必须以民主主义方式来生活。”
尽管日本媒体“委婉”地表达歉意与改变之意，但日本国民并未感受到媒体的歉意，况且，一天时间就立刻180度转变态度，更让人觉得荒谬。
只是大众媒体已经无法反应这个社会。他们已经跟不上了。
二战结束至今，已经75年，日本媒体是否更开放，更自主，是否已摆脱政治操作呢？事实上，福岛核泄漏后，日本人更是认清受到政府与财团控制的媒体，根本无力揭露核电风险与灾难，甚至还反过头来协助政府隐瞒真相。
示意图
这很难说是战争留下的影响，但在全世界都是不变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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