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内，正在举行的是为纪念国际和平年的音乐会。
在演唱开始的前一两分钟，一位歌手匆忙脱下原先准备好的西装，换上了好友的一身大褂，一只裤腿高一只裤腿低，有点“狼狈”地就抱着贝斯上台了。
当人们还来不及好奇他的这身“农夫装”时，他向台下的观众唱出的第一句歌词便震惊了全场。
“我曾经问个不休 / 你何时跟我走 / 可你却总是笑我 / 一无所有 ……”那晚，台上响起激动人心的旋律正是《一无所有》这首歌，而那个打扮得有些“标新立异”的歌手正是日后被人们称为“中国摇滚教父”的音乐人，崔健。
如今，回忆起那天晚上演出的感觉，从来都讲大实话的崔健干脆说了一句：“忘了”。
是的，这就是崔健。
1961年8月2日，崔健出生。生长在朝鲜族家庭中，他的童年回忆是和谐、温暖，最重要的是艺术熏陶。
崔健的父亲是一名专业的小号演奏者，母亲则是朝鲜族舞蹈团的成员。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是孩童的崔健当时也许并不知道他所看的，所听的就是艺术。
而直到他14岁开始学习小号，并在1981年成为著名的北京爱和管弦乐团的专业小号演奏员时，他开始慢慢对音乐有了深入骨髓的理解。
“有一次，我拿着开盘的录音机。这个录音机是我要我爸爸要钱，当时我记得是四百多块钱。完了我们就尽可能地去找，有这个同样机器的人他们所有的这种磁带，最多的就是约翰斯特劳斯的那个圆舞曲。
当时我就记得大家听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在床上蹦，真的高兴。用一个动作完全能够释放出来的，一种不可用文字表达的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实际上和摇滚乐是一样的。”
在一次的采访中，崔健说后来自己喜欢上摇滚乐，也许和潜意识里受到圆舞曲的和声、节奏的熏陶有着重要的关系。
崔健随手拿起了身边的破吉它演唱了一曲当时正热门的《草帽歌》，据说同事们当时听了很感动。之后，崔健开始试着参加比赛，创作歌曲，组织乐队。
也就在1985年崔健写出了他的、也是中国的第一首摇滚作品《不是我不明白》。
“1985年”、“摇滚”，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也许在今天的“90”、“00”后看来就是几个汉字和阿拉伯数字的组合。
但在当时，这两个词的组合是一个年代的变化，和这个年代下的人改变。
可以说，崔健对摇滚乐的创作，组合了西方与东方，也组合了过去与现代，这股力量在中国摇滚乐的发展过程中，到今天谁也无法取代。
只有走过那段岁月的人，才会含着泪回忆那个年代。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2001年老蒋曾经轰动全国的FLASH作品）
在一部记录着大陆的第一代摇滚乐手创造出如流星闪耀的理想年代的影片中，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的老编辑吴璐琪描述了那个年代的音乐，他说：“八零年以后吧，社会就从外面吹来了流行音乐风，首先是邓丽君的东西，虽然不说，回来都偷偷地听……（我）想能不能搞一个自己的创作队伍，曲、词、配器……”
可以说这首歌的影响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太大了。在那个大多数时候只谈“我们”的年代里，崔健用摇滚唱出了第一个“我”，成为发声的第一人。
有人曾调侃着对崔健说：“你的歌里有一百多个'我’呢”，崔健笑笑，“那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嘛。当时那个土壤，和人有一样的共性，人们的本性是欣赏能量美。
它不单是简单的一首歌或某个人的出现，我觉得当时很多中国人都希望证明自己。我们愿意用这种方式告诉世界我们人性深处的兴奋。
这种兴奋包括我们有权利或者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激情。”
黑豹、唐朝、窦唯、张楚、何勇等一批摇滚音乐的创作者也随之出现了。
他们当中的人在回忆到自己的那个理想年代时，说：“我当初的想法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梦想。在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中，就是做了一个梦。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活在梦里。”
同年3月，崔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1994年崔健发行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紧接着1998年发行专辑《无能的力量》。
摇滚乐的演唱，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都是令人激动人心的一种音乐承载方式，人们在其中抒发情感，宣泄不满，歌颂爱情，批判现实。但当时中国的摇滚乐，对于崔健而言有着特别的理解。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体会的是孤独，也有欣慰，他遇到的是追捧，却也有阻碍。
但在崔健的心里，这样的阻碍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他明白摇滚乐需要的是什么，而摇滚给人们的又是什么。
他不害怕唱片是否热销，也不在乎场面是否宏大，但只要与观众的互动达到“撞击点”，“我们没让观众失控，也没让他们失望”。
因为崔健知道中国的观众对于摇滚乐的感受有别于西方，那个年代中国年轻人对于的表达有疯狂，也有含蓄。
而他也曾在镜头前，谈起今天仍然坚持做摇滚乐的年轻人时，有些自责，他说自己并没有给他们做出好的榜样，并没有给他们保护，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富足。
如今，拍过戏，导过片子的摇滚歌手崔健，依然在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思考着，他观察着年轻人的姿态，电视节目的表现力，摇滚乐的发展等等。
他说他喜欢蓝色，象征的是一种生命，也是一种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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