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土秦汉药方，“姜、桂、乌头、附子、蜀椒、细辛、吴茱萸”7味药，是高频出现的药物。
如马继兴先生统计《五十二病方》中的药物，除酒、醯、彘膏等溶媒或赋形剂外，使用频次最高的药物是乌喙（19次）、桂（16次）、姜（15次）。礜石、椒、茱萸等亦是高频出现。王一童老师统计《治六十病和齐汤法》所用药物凡480 余见，其中所用桂、姜、蜀椒出现频次最多，均在 20 次以上，分别达到了 32 次、26 次、21 次。其次为附子、细辛、枣、芍药，均在 10 次以上，分别为 16 次、15 次、10 次。使用达 7 次的则有紫菀、术、礜石、紫参（王一童. 老官山汉墓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的内容特点与学术源流研究[D].成都中医药大学,2019.）。赵怀舟老师统计武威医简方剂中单味药使用次数较多者依次为附子 (13次) 、桂 (8次)、蜀椒 (8次)、姜 (7次)。（赵怀舟,和中浚,李继明,周兴兰,谢涛.成都老官山汉墓《六十病方》和《武威汉代医简》的比较研究[J].中医药文化,2015,10(05):4-9.）以上表明，秦汉医家常用“姜桂乌附椒辛茱”。
“姜桂乌附椒辛茱”亦是最常见的药物组合。秦汉药方中，这7味药，少则用2-3味，如《武威》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麻黄（丗分）大黄（十五分）厚朴 石膏 苦参（各六分）乌喙 付子（各二分））含有乌头、附子。
多则5-7味药同用，如《敦煌医简》□治久欬逆、匈（胸）痹、痿痹、止泄、心腹久积、伤寒方（人参、茈（紫）宛（菀）、昌（菖）蒲、细辛、姜、桂、蜀椒各一分，乌喙十分，皆合和，以□），含有细辛、姜、桂、蜀椒、乌头。
寒病用上述“辛温之品”，尚可理解；但奇异是：在治疗明显“热病”的秦汉药方中，依然配合使用有上述药物。如《六十病方合齐汤法》治疗“消渴”的药方，方二用“长石一，凝水石一，圭（桂）、畺（姜）各二分，蜀（椒）二，兔丝实二分”方三用“蜀（椒），长石、圭（桂）、兔丝实各一分，礜半分，姜、凝水石各二分”方四用“苦参卅分，龙胆廿分，沈潘十分，圭（桂）□畺（姜）各五分，则（萴）、增青、白丹各三分”。方二中的桂、姜、蜀椒；方三中的蜀椒、桂、礜石、姜；方四中的桂、姜、附子，皆是“辛温之药”。
又如《武威医简》治诸癃方与治金创止慂方，多是“热症”癃病与金疮，但治疗时，皆配合使用姜与桂等“热药”。
《武威医简》治诸癃，石癃出石，血癃出血，膏癃出膏，泔癃出泔，此五癃皆同乐（药）治之。
术、姜、瞿麦（各六分） 菟丝实、滑石（各七分） 桂（半分）
凡六物皆冶合，以方寸匕，酒饮，日六七，病立愈，石即出。
治金创止慂方
石膏（一分） 姜（二分） 甘草（一分） 桂（一分）
凡四物皆冶合,和以方寸寸，酢浆饮之，日再夜一。良甚，勿传也。
秦汉医家如何钟爱使用“姜桂乌附椒辛茱”等药？
一般认为是气候原因。两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之后，经历了由暖而寒的气候转变，是中国历史上的小冰期。气候整体寒冷，寒性病症多见，用药整体偏温。
如竺可桢发表于1972年《中国近五干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认为：“在战国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到了秦朝和前汉(前221-23年)气候继续温和。”“司马迁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
王子今先生研究认为“许多资料可以表明,秦汉气候确实曾经发生相当显著的变迁。大致在两汉之际，经历了由暖而寒的历史转变。”自汉武帝时代起，已逐渐多见关于气候严寒的历史记录。公元前50年-公元70年之间，有关气候异常寒冷所致灾异的历史记录多达20余起。东汉晚期气候急剧转冷。《续汉书·五行志二》记载：“灵帝光和六年一(183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六月，寒风如冬时。”（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J].历史研究,1995(02):3-19.）
由于秦汉距今太远，对于秦汉时期的气候研究，亦有不同的认识。如1959年出版的文焕然先生所著《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一书，对秦汉气候进行了认真的考证。认为，汉代黄河中下游的气候变迁；与现代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实际上是与现代相差不很大”。
从气候考察，可以溯源出《武威医简》《华佗方》等，用药偏温的原因。但无法解释成书于汉武帝之前《五十二病方》《六十病方合齐汤法》，用药亦是偏温的事实。
笔者认为诸如《五十二病方》《六十病方合齐汤法》《武威医简》等用药风格，是当时医家对疾病病因的独特认识有关。
秦汉医家认为“风为百病之长”，万病由“风”起，如天回医简《脉书·下经》记载：“凡风者百病之长也，唯□变化为它病，犹有风气之作也。”“凡风之始产也，皆有大分，至其变化则无常方矣。”
“风”存在于疾病发生、发展、转归的任一阶段。如天回医简《脉书·下经》记载“凡久风产痹……淫气着痹产且(疽)……。”“风”可产“痹”，“痹”进而产生“疽”。当代医家王三虎先生提倡“风邪入里成瘤说”，与此《脉书·下经》之论，高度相似。
当然病之卒发者，可以与“风”无关，故又曰“痹之卒发者，不必产于风……且(疽)之卒发者，不必产于痹”。
疾病与“风”关系甚密。正如《金匮要略》言“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病由“风”起，治病即需“祛风”。“祛风”从《五十二病方》始就是重要的治疗手段，“风药”具有辛散走窜、祛风解表、流通气机等功效，常用于治疗内外诸风、外感表证，以及各种内伤杂病。
“姜桂乌附椒辛茱”是广义上的“祛风”药，不可单以“热药”视之。秦汉医家用“姜桂乌附椒辛茱”以“祛风”，而非单是“散寒”，此大约是秦汉医家广泛高频使用“姜桂乌附椒辛茱”的真实原因。
以“姜桂乌附椒辛茱”等祛风的经验，在晋唐方书中，亦有传承。如深师疗“咳嗽上气，喉咽中腥臭，虚气搅心，头痛眼疼，耳中嘈嘈，风邪毒注天行，食不生肌，胸中隔塞，呕逆多唾，恶心，心下坚满，饮多食少，疗疰并淋，通气丸方。”药用“胶饴五斤 蜀椒二升，汗 乌头七分，炮桂心六分大附子五枚，炮干姜 人参各四分杏仁一升 天门冬十分 蜈蚣五节，去头，炙”。方用加减云“有风加乌头二枚、附子一枚，立夏后勿加也。”僧深明确指出“乌头、附子”的作用是“祛风”。
在《延年秘录》中，亦有记载疗“赤白二疹丸方”，药用“白术一斤 蔓荆子四分 防风四分 附子二分，炮 桂心二分”。方后注云“凡风皆由旧来有风气，所以方中不得不用桂心、附子”。《延年》的作者，深达“桂、附”祛风之用。至于方中的“防风”，主要是取其“断附子毒”。（原文：复有防风，其防风即能断附子毒，所以一物毒亦无所至，伏听进止。）
至于“风”是何物？如何相对合理的认识中医之“风”？是中医难题。
笔者目前阅读视野内，吴新明博士对“风”的研究甚为精深细密，值得参考。吴博认为：中医之“风”是从自然界的天气现象为出发点，进行术数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范畴，是具有“挠动”、“变化”的特点的病因、病机乃至证候类型。（详细内容可阅《吴新明.中医学“风”的理论研究[D].中国中医科学院,2009.》一文。）
“风”之理，至广至大，至微至精，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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