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之九】

周公闻太公诛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执贽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类也，周公礼之，太公诛之，二子之操，孰为是者？宋人有御马者不进，拔剑刭而弃之于沟中；又驾一马，马又不进，又刭而弃之于沟。若是者三。以此威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车，马无罢驽。尧、舜治世，民无狂悖。王良驯马之心，尧、舜顺民之意。人同性，马殊类也。王良能调殊类之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则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驯马也；太公之诛二子，宋人之刭马也。举王良之法与宋人之操，使韩子平之，韩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马，宋人贼马也。马之贼，则不若其全；然则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韩子非王良，自同于宋人，贼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术与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韩子好恶无定矣。

【拙解】

周公旦听闻姜太公诛杀了狂谲和华士二人，指责这种做法不对，便亲自携礼物探望地位低下的人。地位低下者，如同狂谲和华士二人之类，周公旦以礼相待，姜太公对其诛杀，二人之操行，谁是对的？宋国有有位马夫驾御的马不前行，他拔剑杀掉此马并丢弃于沟中；又驾一匹马，马又不前行，他又杀掉马并丢弃之于沟中。如此三次。以此方法威吓驯马，很极端，然而这不是王良驯马之法。王良登上车，所驾之马没有疲惫不行的。尧、舜治理国家，百姓没有狂妄作乱的。王良是驯服马心，尧、舜是顺百姓之意。人与人的本性相同，人与马却是异类。王良能调顺与人异类的马，姜太公却不能引导本性相同的人。周公旦礼遇地位低下之人，与王良驯马是一个道理；姜太公诛杀狂谲和华士二人，与宋国马夫杀马一样。将王良驯马之法与宋国马夫驾马的做法相比，让韩非子评断，韩非子必定会赞同王良而指责宋国马夫。王良保全了马的性命，宋国马夫却是杀了马。杀马，不如保全其性命；如此说杀死百姓，不如让百姓生存。假使韩非子指责王良，他自已就与宋国马夫一样，杀害良善之人。如果韩非子指责宋国马夫，宋国马夫驾马之法与姜太公的做法相同。指责宋国马夫，却赞同姜太公，那么韩非子的好恶就没有确定的标准。

【小议】

姜太公助武王灭商建周，功绩卓著，故被封于齐。史上皆传武王以德服天下，从而奠定了周朝791年的基业，传国君32代37王。试想，周武王倡导以德治天下，周公旦推行礼、乐之道，身为周朝重臣、被封于齐的姜太公，能做出与周武王、周公旦理念相悖之事，能滥杀了隐居东海的狂谲和华士二人，理由竟是他们“不仕于周”？此种说法未必是真。周朝初定，有些旧朝的贤能之士或许真有忠于旧君之意，但随着旧朝的消亡，他们也是心灰意冷，再无入仕之心。当然不排除有些固执的人，时而流露出一些怨言，这在新朝初立时当是极为忌讳的，被杀的那二人或许并没有真正的归隐而不问世事，也可能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犯了朝廷的大忌，自取杀身之祸。倘若如此，姜太公便是做了一朝新政下必须做的事，韩非子“是之”，也是必然的，而且是对的。周公旦，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同母之弟，掌管朝廷“礼”、“乐”，以其高贵之身礼遇地位低微之士，当是与身为被封诸侯的姜太公在政治上形成了某种默契。一文一武，既有招抚亦有威吓。天下贤士惧诸侯之威，又感朝廷之德，于是，原本不欲“仕周”者，改变了初衷，周室朝堂上贤能者日渐增多。如此理解，当否？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对待历史经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有益养分。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