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之十二】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宫，闻妇人之哭也，抚其仆之手而听之。有间，使吏执而问之：手杀其夫者也。翼日，其仆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不恸。凡人于其所亲爱也，知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韩子闻而非之，曰：“子产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郑国之得奸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参伍之正，不明度量，待尽聪明、劳知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韩子之非子产，是也。其非缪公，非也。夫妇人之不哀，犹庞撊子不孝也。非子产持耳目以知奸，独欲缪公须问以定邪。子产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实；缪公亦不任吏，而以口问立诚。夫耳闻口问，一实也，俱不任吏，皆不参伍。厉伯之对不可以立实，犹妇人之哭不可以定诚矣。不可定诚，使吏执而问之。不可以立实，不使吏考，独信厉伯口以罪不考之奸，如何？

【拙解】

郑国人子产早晨外出，路过东匠巷，听到有妇人的哭声，按住仆从的手细听。过了一会儿，派官吏将妇人抓来审问：她是亲手杀死其丈夫的人。第二天，其仆从问：“夫子是如何知道的？”子产说：“她的哭声中没有悲恸。凡是人对其所亲爱的人，得知其生病会生忧愁，知其将死会有担心，亲人死去会生悲哀。如今她哭丈夫死去，没有悲哀却有恐惧，所以便知其中定有奸情。”韩非子听闻此事后有非议，他说：“子产不也是多事嘛！奸佞者定要等到耳听眼见之后才知晓，那么郑国能抓到的奸佞就太少了。不依靠地方官吏，不对照察验正误，不明确法制标准，仅靠耳听眼看、劳心费力去发现奸佞，不也就是没有方法吗？”韩非子对子产的非议，是对的。但他对鲁缪公的非议，是错的。那个妇人的哭声不悲哀，犹如庞撊是的儿子不孝一样。非议子产仅凭耳听眼见以辨知奸佞，却欲说鲁缪公应以口问确定奸邪。子产不依靠地方官吏，而以其耳所听确定事实；鲁缪公亦不依靠官吏，而以口问的方式确定真相。耳闻和口问，是一样的，都是不依靠官吏，皆没有参照对比。子服厉伯的回答不可用来确定事实真相，犹如妇人的哭声不可用来确定事实一样。尚未确定事实真相，即派官吏抓来妇人审问。不能够确定事实，亦不令官吏审查，仅相信子服厉伯所言便定罪庞撊是的儿子不孝，如何可以呢？

【小议】

子产，春秋时郑国之君，竟能在途中听妇人哭声便知其中必有奸情，此类事虽是“典城之吏”的职责，但也体现出子产观察与判断事物的心细。这个典故出自《韩非子》，韩非子借此事而“非”子产。子产外出时偶然断案，焉能说明子产“不任典城之吏”？如若子产确实如此，韩非子所“非”，“是也”；若故事为虚呢？借故而已。编故事，找话题，借故而生议，借议而辩理，古往今来是常事。事可议，理当辩，却不宜生极端！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对待历史经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有益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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