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瑟者误于张弦设柱，宫商易声，其师知之，易其弦而复移其柱。夫天之见刑赏之误，犹瑟师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变气以悟人君，反增其气以渥其恶，则天无心意，苟随人君为误，非也。纣为长夜之饮，文王朝夕曰：“祀兹酒。”齐奢于祀，晏子祭庙，豚不掩俎。何则？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谨敬；吏民横悖，长吏示以和顺。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见于周公，拜起骄悖，三见三笞；往见商子，商子令观桥梓之树，二子见桥梓，心感觉悟，以知父子之礼。周公可随为骄，商子可顺为慢，必须加之捶杖，教观于物者，冀二人之见异，以奇自觉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犹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觉悟，若二子观见桥梓，而顾随刑赏之误，为寒温之报，此则天与人君俱为非也。无相觉悟之感，有相随从之气，非皇天之意，爱下谴告之宜也。
鼓瑟人上错弦安错柱，宫商之音走调，其师听出来，会为其调弦又移瑟柱。上天若见君王有刑赏之误，也应如瑟师目睹错弦错柱之误一样。不改变同类寒温之气以使君王觉悟，反而增益同类之气以增其恶，则是上天无谴告心意，且随君王错误，这是不对的。商纣王喜欢彻夜长饮，周文王则朝夕告诫：“只有祭祀方可用酒。”齐国人在祭祀方面很奢侈，而晏子祭庙时，祭祀用的小猪不能遮住俎。为何？对于自己反对厌恶的事情，应当有办法使其改变。子弟若是傲慢无礼，父兄当教其谨慎恭敬；官吏百姓横行悖礼，长官应示教以和睦恭顺。所以康叔、伯禽不遵子弟之道，见周公时，下拜起立皆显骄横悖礼，三次被见三次受鞭笞；去见商容，商容让他们观看乔树和梓树，二人见乔梓之树，内心有所感悟，懂得了父子之礼。周公可以同样的骄横待之，商子亦可以同样的傲慢待之，然而必须对其加以鞭笞杖击，是欲使他们受教于物，希望二人发觉自己的错误，以使他们自已觉悟。君王失政，犹如康叔、伯禽二人失道一样。天不明告其国政之道，使其觉悟，如让康叔、伯禽二人观见乔梓之树，反倒是任随君王刑赏之误，同类寒温之气相应，如此便是天与君王都做错了。天没有使君王产生觉悟之感，却产生了相随同类之气，此非上天之意，亦非上天爱护君王应有的谴告。
幼童无忌，师长教其礼，及长大可知义；所见皆粗鄙，仿效必成佞器。不知以德修身者，心性“骄悖”，受鞭笞之责，有人或可得矫枉，因其本性未泯；有人则变本加厉，恶习终难除。天无谴告之责，因为天道自然、无为。人间刑赏有失，那是人的事，与天无干。莫要动辄或感上天有情、或怪皇天无义，所谓情义只在人的心中、表现于人的德行。寒温之气，自有其规律，那是天地之性，人间之事，附会于天，实在牵强。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对待历史经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有益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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