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行鲁林中,妇人哭甚哀,使子贡问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贡曰:“若此,何不去也?”对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贡还报孔子。孔子曰:“弟子识诸!苛政暴吏,甚于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岁比食二人,林中兽不应善也。为廉不应,奸吏亦不应矣。或曰:“虎应功曹之奸,所谓不苛政者,非功曹也。妇人,廉吏之部也,虽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鲁无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国是也。鲁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为相必无贤操,以不贤居权位,其恶必不廉也。必以相国为奸,令虎食人,是则鲁野之虎常食人也。
孔子行走在鲁国山林之中,听到有妇人哭声很是悲哀,让子贡前去问她:为何哭声如此悲哀?妇人说:“去年老虎吃了我的丈夫,今年又吃了我的儿子,所以悲哀痛哭。”子贡说:“既然如此,为何不离开此地?”妇人回答说:“我喜欢这里的征赋不苛、官吏不暴。”子贡回来报知孔子。孔子说:“弟子们应记住这件事!苛政暴吏,危害甚于虎!”虎害人,自古便有。征赋不苛,官吏不暴,以德教化,应足以使老虎退却。然而两年之中老虎食两人,说明林中猛兽不与善政相应。不应廉政,亦不会应和奸恶官吏。有人说:“老虎食人是功曹奸恶行为之应,所说的不苛政,非指功曹。妇人,是廉吏所管辖的百姓,虽然有善政,怎能感化老虎?”鲁国并无功曹官职,功曹职责,由相国承担。鲁国之相大概非孔子、墨子之类的人,必是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这三家之人。为相者必无贤良操行,以不贤之心居权势之位,其恶劣操行必定不会使其廉洁。如若一定认为是相国奸恶之行,使老虎吃人,便是说鲁国山野中的老虎一定经常吃人了。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于降虎猛士而言,那是令世人敬佩的壮举;对于没有降虎本事者来说,便是听从了厄运的招唤。虽然妇人称鲁地“政不苛,吏不暴”,但她却是遭遇了接连丧失夫、子之痛,如何可称那里尚且可居?孔子为推其学说而离开鲁国周游列国,一走便是十余载,为何不能在鲁国践行其说?而且包括鲁国在内的列国诸侯地其皆不以为然,或许是孔子的理论过于深奥,难为诸侯所识,亦或是孔子的学说根本就不适合当时的天下大势。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出相,被后世尊奉为圣的孔子,缘何不敌其言之凿凿“必无贤操”、“必不廉”的鲁国之相?鲁国之相执功曹之责,若因虎食人而断言功曹为奸,那么鲁国之相便是大奸,鲁地焉能“政不苛,吏不暴”?儒书所记之事似有些混乱,但孔子所说“苛政暴吏,甚于虎也”,此言不虚。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对待历史经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有益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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