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行鲁林中，妇人哭甚哀，使子贡问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贡曰：“若此，何不去也？”对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贡还报孔子。孔子曰：“弟子识诸！苛政暴吏，甚于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岁比食二人，林中兽不应善也。为廉不应，奸吏亦不应矣。或曰：“虎应功曹之奸，所谓不苛政者，非功曹也。妇人，廉吏之部也，虽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鲁无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国是也。鲁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为相必无贤操，以不贤居权位，其恶必不廉也。必以相国为奸，令虎食人，是则鲁野之虎常食人也。
孔子行走在鲁国山林之中，听到有妇人哭声很是悲哀，让子贡前去问她：为何哭声如此悲哀？妇人说：“去年老虎吃了我的丈夫，今年又吃了我的儿子，所以悲哀痛哭。”子贡说：“既然如此，为何不离开此地？”妇人回答说：“我喜欢这里的征赋不苛、官吏不暴。”子贡回来报知孔子。孔子说：“弟子们应记住这件事！苛政暴吏，危害甚于虎！”虎害人，自古便有。征赋不苛，官吏不暴，以德教化，应足以使老虎退却。然而两年之中老虎食两人，说明林中猛兽不与善政相应。不应廉政，亦不会应和奸恶官吏。有人说：“老虎食人是功曹奸恶行为之应，所说的不苛政，非指功曹。妇人，是廉吏所管辖的百姓，虽然有善政，怎能感化老虎？”鲁国并无功曹官职，功曹职责，由相国承担。鲁国之相大概非孔子、墨子之类的人，必是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这三家之人。为相者必无贤良操行，以不贤之心居权势之位，其恶劣操行必定不会使其廉洁。如若一定认为是相国奸恶之行，使老虎吃人，便是说鲁国山野中的老虎一定经常吃人了。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于降虎猛士而言，那是令世人敬佩的壮举；对于没有降虎本事者来说，便是听从了厄运的招唤。虽然妇人称鲁地“政不苛，吏不暴”，但她却是遭遇了接连丧失夫、子之痛，如何可称那里尚且可居？孔子为推其学说而离开鲁国周游列国，一走便是十余载，为何不能在鲁国践行其说？而且包括鲁国在内的列国诸侯地其皆不以为然，或许是孔子的理论过于深奥，难为诸侯所识，亦或是孔子的学说根本就不适合当时的天下大势。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出相，被后世尊奉为圣的孔子，缘何不敌其言之凿凿“必无贤操”、“必不廉”的鲁国之相？鲁国之相执功曹之责，若因虎食人而断言功曹为奸，那么鲁国之相便是大奸，鲁地焉能“政不苛，吏不暴”？儒书所记之事似有些混乱，但孔子所说“苛政暴吏，甚于虎也”，此言不虚。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对待历史经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有益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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