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称上世之人质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难治，故《易》曰：“上古之时，结绳以治，后世易之以书契。”先结绳，易化之故；后书契，难治之验也。故夫宓牺之前，人民至质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处，知其母不识其父。至宓牺时，人民颇文，知欲诈愚，勇欲恐怯，强欲凌弱，众欲暴寡，故宓牺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时，人民文薄，八卦难复因袭，故文王衍为六十四首，极其变使民不倦。至周之时，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称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难治，故加密致之罔，设纤微之禁，检狎守持，备具悉极。此言妄也。
上世之人所怀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怀五常也。俱怀五常之道，共禀一气而生，上世何以质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见上世之民饮血茹毛，无五谷之食，后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火之调；又见上古岩居穴处，衣禽兽之皮，后世易以宫室，有布帛之饰，则谓上世质朴下世文薄矣。
1、宓牺：即伏羲
有说法称上古之人质朴易受教化，后世之人思想轻浮难以治理，故而《周易》中说：“上古之时，可以结绳记事施治，后世改变之以书契。”先世结绳记事，是上古之人易受教化之故；后世使用书契，是难以治理的证明。故而在伏羲之前，人民极为至质朴，卧者悠然，坐者休闲，族群聚集而居，只知其母而不识其父。到了伏羲之时，百姓颇有思维，智者欲欺诈愚者，勇者欲恐吓怯者，强者欲欺凌弱者，众者欲暴击寡者，故而伏羲作八卦以治理百姓。到了周朝时，人们思想轻浮，八卦难以再起作用，故而周文王推演为六十四卦，极尽八卦之变化使世人不再懈倦。到了周朝春秋之时，世人轻浮已久，故而孔子作《春秋》，表彰细小之善，贬斥微小之恶，并说：“周朝借鉴夏商两代，礼制典章丰富全面！我遵从周礼。”孔子知道世间渐趋衰败，世人思想轻浮难以治理，故而欲增加细致周密的礼法制度，设立细微禁令，有检讨、纠正和维护，制度规定完备详尽。此言荒谬。
上古之人心中所怀五常，亦是后世之人心中所怀五常。皆怀五常之道，共禀同样之气而生，上古之人为何质朴，后世之人为何思想轻浮？那些见到上古之人饮血茹毛，无五谷食物，后世之人挖地掘井，耕作土地播种谷物，饮用井水食用粟米，用水火烹调食物；又见到上古之人以岩穴为居处，着禽兽之皮为衣，后世之人以宫室取代贮存器穴，身着布帛装饰，便称上古之人质朴后世之人思想轻浮。
上古之人，本是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少有开化，饮血茹毛，不知以粮谷为食，生活、思维都是极其简单，却能被后世某些人赞为质朴。上古时无文字，留与后世的信息不过是零零散散的岩壁上、贝壳上的简易刻画，后人如何能知上古之人“卧者居居，坐者于于”？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伴随着人类的私欲贪念同步进行的。以文明进步为阳，私欲贪念为阴，则阳盛阴衰时天下太平，社会安定；阴盛阳衰时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或许有人会说，人类文明一直在进步，难道是“阳”一直压住了“阴”吗？阳与阴相生相伴，从来没有唯一存在之时。人类的进步，体现在人们有了更多的思维，创造了文字，创立了思想学说，创建了典章制度。思维是复杂的，善思者创造了文字，善思者以文字书写其所创立的思想学说，善思者以文字书写其创建的典章制度。文字的创造，是人类文明的最大进步之一，然而使用文字的人却以文字为载体，做了千差万别的事。赞美的，贬斥的，直言的，虚构的，无所不有。人类进步了，便不再质朴了吗？非是上古之人质朴，而是从古至今就没有过完全的质朴，所谓的上古质朴，实则近乎原始的愚昧。后世之人，并非不再质朴，而是其知其智不断得以提升，便有了更多的欲念。欲念多了，便需要有所制约，于是，纷繁复杂的思想学说、宽严有别的典章制度应运而生，仅此而已。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对待历史经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有益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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