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型历史话剧《董其昌》在上海首演，反响热烈。明代中后叶书画大家董其昌的故事，首次被搬上戏剧舞台。董其昌擅画山水，为“华亭画派”的杰出代表，作品兼有“颜骨赵姿”之美。
那么，戏剧舞台上的董其昌，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是个画画的老人。晚年的他，突然不惜重金回收自己的少作。二十年前离他而去的得意门生庄鹤同，以及挚友陈继儒随之出场。或两友诤诤，或师生驳诘，大段大段地论说着艺术与人生和而不同的观念，像朗诵，像歌吟，更像内心独白。
观剧过程中，笔者觉得陈继儒也好，庄鹤同也罢，都是董其昌自己的分身，都是董其昌内心世界的外化。当他不愿为魏忠贤作画，而有意弄伤自己的手指时，陈继儒不禁为他担心，其实也是董其昌在为自己担心；当明王朝日见衰弱，要不要像庄鹤同说的那样去“关心国家大事”，其实也是董其昌自己在做思想斗争。
看到董其昌心无旁骛地作画，庄鹤同在一旁一个劲儿地絮叨，不停说着“明要亡了”。他批评老师画的石头缺少棱角。这究竟是平庸还是中庸？更进一步说，何为文人，文人何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能否做个纯粹的知识分子？难道非得“两耳兼闻窗外事”甚至“专闻窗外事”？
董其昌所处的年代，奸臣乱政，贪官横行，民不聊生。他于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当时的明王朝，正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批评的那样，低能，低效，“不能从数目字管理”。这才是症结所在。像董其昌这样的文人艺术家，手无缚鸡之力，如何伸展自己的抱负？
看看《桃花扇》等剧作所表现的党争场面，我们不难知道，几个文人在那里打打嘴仗、扯扯胡子、写写揭帖，实在是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董其昌若也跟着去了，非但于事无补，反倒是违背了自己的初心，无法把自己已经开端的艺术试验、艺术实践进行到底。话剧《董其昌》中，有句台词直击人心：自己不熟悉的事情不要置喙，不要参与。
近年来，中国戏剧舞台上的文人戏大放异彩，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文人戏的主要特点在于，不再以情感为主要诉求，而是开拓了戏剧艺术本不擅长的思辨性。如今，话剧《董其昌》编剧之一陆军教授的团队，似乎又把这一戏剧类别向话剧领域拓展。这是个很好的现象，颇见成效。未来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文人戏，文人写，写文人。于是，对话、舞美等也都很文学，很空灵。“如果有下辈子，我再不做董其昌；如果有下辈子，我还做董其昌！”这类充满诗意、哲理的台词，在话剧《董其昌》里比比皆是。该剧较高的文学价值，令不少观众大呼过瘾。
舞台上很空，只一幅似是而非的抽象画，看它像石就是石，看它像人就是人。背景时而出现一些线条，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人物造型也很独特，主人公董其昌身着白衣，外面套着一挂透明的长褙子，从头到尾不换。这似乎是在对观众说：我不在声色上夺你眼球。这里，中国戏曲“一桌两椅”的简洁舞台、“贫困戏剧”的布袋般的服饰，都得到了巧妙运用，显得既古典又现代。而且，恰当表现了中国古代一位书画大师的内心世界，唤起了当今知识分子强烈的共情共鸣。
但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文人戏亦如此。我们发现，文人戏往往都是男人戏，女人的戏份很少。以话剧《董其昌》为例，几十个人物中，只有一个女角色，且戏份少得可忽略不计。王仁杰的《陈仲子》也是这样。梨园戏著名女演员曾静萍，在剧中扮演陈妻，没什么可演的，还客串了两个动物形象——鹅与蚯蚓。
说到这里，笔者不由要问一句，何以在武侠戏里，可以有那么多活泼可爱的女性形象？武功超群的女子有的是，她们在剧中进进出出，与男子演着对手戏，令剧情非常生动好看。怎么到了文人戏里，几乎就只有男性角色了？好像一出现女人，就会涉及男女感情，就得叫爱情戏，而不是文人戏了。事实并非如此。
以话剧《董其昌》为例，董其昌对现今被命名为“非遗”的松江顾绣，有很多指点、肯定与提携；顾绣对董其昌的书画，也有推广发扬之功。个人认为，可以在这方面做些文章，让董其昌身边有那么几位绣娘围绕，不失其雅，又让主人公更接地气。（翁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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