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很多历史古城相比，醴陵这个荆楚古邑连绵两千余年从未改名，在沧海桑田中透着一股湖南人特有的倔强和固执，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着不同的文化形态。
宋以前，醴陵是农耕发达的地方，境内历史文化古迹众多。目前发现的古居落文化遗址多达20多处，时代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距醴陵城南30公里的大障镇白果洲石斧山遗址，和城北15公里的板杉乡湾江山茅园坡遗址，有多种斧、锛、刀、矛、凿等磨制石器和大量陶片出土。据专家检测认定，这两处遗址里的陶片主要为印纹硬陶，属商周时期，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有3000年至4000年历史。另外还有汉代的古城遗址，近年又发掘出新阳乡楠竹山汉代古陶窑群、新阳乡窑下湾明代砖窑址、黄獭嘴镇宋元青瓷窑址等。20世纪70年代在仙霞镇出土一件商代象尊，为王室器物。象尊高22.8厘米，宽14.4厘米，长26.5厘米，重2775克，大象前额扁平，眼眉突起，耳朵粗大，突露门牙，鼻向前伸，躯体肥大，四肢粗壮，形态生动，花纹精致，器具腹内中空，通体呈碧绿色，是典型的商代青铜文化代表作。这是一件是国宝级的珍贵文物，全世界仅有4件。一个既非青铜器生产区，又非殷商王室贵族之封地的醴陵，竟然拥有这样珍贵的王室器物，实在让人惊叹之余遐想无限。
其实，由于黄河流域一直是政治文化中心，南方一直被中原视为落后地区。像湖南这样的文化大省，历史上竟然是蛮荒之地，被称做“天荒”，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才有个叫刘锐的高中进士，当时镇守湖南的魏国公崔弦为此写信祝贺并赠送七十万“破天荒”钱。湖南人创造的这个“破天荒”的典故，反映的恰是湖南在历史上文化落后的史实。一省尚且如此，一县岂能例外？所以，宋朝以前的醴陵，几乎看不到本土文化的文献记载。在历代县志的“人物传”中，仅在五代晋时出过一位叫丁国纯的夔州太守。随着“永嘉之乱”，晋室东渡，南方地区开始承载中原文化之正朔，醴陵也开始与一些著名历史人物结缘。东晋的《续搜神记》描写了醴陵的梅花泉，大唐帝国开国功臣李靖的爱人红拂女埋香西山，房玄龄为屏山古刹题写铭文，诗圣杜甫乘舟由湘江入渌口留下诗篇，晚唐诗人韩偓在此避祸两年然后远走福建……
如果说宋以前历史更多记载的是外人与醴陵的缘份是文化的萌芽期的话，那么，宋明时期才是醴陵的文化成长期，醴陵开始有了自己的历史人物。南宋时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喜欢读书，写过一本《郡斋读书志》，收录的图书达1492部，基本上包括了宋代以前各类重要的典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在这本书里，他提到自己读过醴陵人张耕写的《渌江志》。可惜这本书已亡佚，我们无从窥见全貌，但从他的记载中我们知道醴陵开始修史了。这是一种文化苏醒的必然反应，也是文化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正是在宋朝，尤其是南宋，醴陵文风浓厚，“东南三贤”朱熹、张栻、吕祖谦先后来醴讲学，“醴人望风景从”，渐渐形成重视经世务实和包容众家之长的学风。从南宋到清朝，醴陵就先后建了七座书院，可见文风之盛。醴籍学者吴猎先后师从张栻、朱熹，曾任岳麓书院山长，朱熹的醴籍学子黎贵臣亦曾执掌岳麓书院，传播朱子理学，对湖湘学派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
元末由于战乱，醴陵人口锐减，明朝初年开始大规模移民。这些外来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互相融合，后来著名学者王守仁来醴讲学，进一步影响和带动了文化发展，醴陵成为“彬彬文教地”。难怪清朝两江总督陶澍说，“当宋明之时，醴文风为吾郡冠”。文教的兴盛带来的是人才的辈出。嘉庆《县志》序说，“自宋及元明，名臣硕士之见于志册者，蔚然称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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