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契诃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八九九年的一天，高尔基对契诃夫说：“您是我见到的一个最最自由的、对什么也不顶礼膜拜的人。”
这位“最最自由的人”塑造过一个“最最不自由的人”的形象，那就是《套中人》（一八九八）里的别里科夫——“这个人有一种恒久的、不可抗拒的心愿，力图用外壳把自己包围起来，就好比给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让他与世隔绝。”这个“套中人”不仅剥夺了自己的自由，还要把周围的人控制在他的不自由的“套子”里——“在像别里科夫这类人的控制下，最近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城市的居民变得害怕一切。害怕大声说话，害怕邮寄书信，害怕结交朋友,害怕阅读书籍……”直到《套中人》里的别里科夫一命呜呼，契诃夫才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自由的赞歌——
我要承认，埋葬像别里科夫这样的人是件十分愉快的事。从墓地归来，我们脸色凝重，谁也不想暴露这种愉快的心情——这样的心情我们很早很早以前就体验过，那时我们都还是孩子，大人出门了，我们可以到花园里去跑上一两个钟头，尽情享受那完全的自由。啊嘿，自由，自由！甚至仅仅是对自由的某种暗示，甚至是对自由的微小希望，都能给灵魂插上翅膀，难道不是这样？
《套中人》插图
契诃夫喜欢“自由”这个字眼，早在写作《套中人》之前十年的一八八九年四月九日，他就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了自己的自由观——
“我将坚持这样一个框架……人的完全的自由，自由于暴力，自由于偏见，自由于愚昧，自由于鬼怪，自由于激情，等等。”
“完全的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的不被任何社会思潮左右、不被任何社会偏见奴役的内在的自由。这就如同契诃夫在一八八八年十月四日的一封书信中作出的庄严声明：“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不是保守主义者，不是渐进论者，不是修道士，也不是旁观主义者。我倒愿意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就是这么一点儿愿望而已。”
契诃夫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但他远离于任何社会政治结社，他可能也是一个宗教意识最为淡漠的十九世纪俄国作家。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他的内在的自由。
正因为他有这种难得的内在的自由，使得他对于现实世界产生了一种超越时代的眼光。工业文明在契诃夫时代还刚刚起步，但契诃夫早早地意识到了机器对于人的异化。在小说《女人王国》（一八九四）里，契诃夫让女主人公对于工厂车间产生“地域的印象”，“她觉得轮子啦、杠杆啦、滚热而嘶嘶响的汽缸啦，仿佛极力要从拴住它们的地方跑掉，好砸死那些工人似的”。
契诃夫也许是最早严肃地向社会提出生态危机的作家，尽管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生态问题”的提法。他早早地把对人的爱护扩展到对于人间万物的爱。
在《笛子》（一八八七）这篇小说里，契诃夫让那个吹笛子的牧人一大段一大段地说出他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痛惜之情——“真是可惜，我的朋友！天呐，多可惜！地球啦，森林啦，天空啦，万兽啦——这些东西,你知道，全是创造出来的，配搭得挺好的；它们各有各的智慧。这些全在往灭亡走去。”
契诃夫的内在的自由，也使得他对于生活有一种自由度很大的辩证认识。反映到创作中，就是避免绝对化。他发现人不单单为没有信仰而痛苦，同时人也在为拥有信仰而痛苦；人不单单为没有财富而痛苦，同时也在为拥有财富而痛苦。他笔下的人物，既没有天使，也没有魔鬼，用现在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框框很难概括他的活生生的小说人物或戏剧人物。剧本《海鸥》（一八九六）里的两个作家特里果林和特列彼列夫是对立着的，但契诃夫把自己的文学理念同时溶解在他们两个人的台词里，很难说契诃夫对其中的哪一个更有偏爱。
《海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时，契诃夫给演员读剧本
契诃夫的内在的自由，最终使契诃夫成就为一个划时代的艺术革新家。
—八九五年末，当他在写作剧本《海鸥》的时候,他自由地声明他写剧本“毫不顾及舞台规则”，甚至“违背所有戏剧法则”。
由于契诃夫执着地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去把握戏剧行动，因此在契诃夫的戏剧中找不到剑拔弩张的紧张，二是从平易中见深邃，淡雅中透浓郁，即便是一个飘渺的声响，一个无声的顿歇，都有可能引得观众热泪盈眶，不能自己。最早发现契诃夫戏剧的美质的俄国戏剧家丹钦科把契诃夫的独一无二的戏剧情调称之为“潜流”。契诃夫开了戏剧行动向内转的先河。
契诃夫的内在的自由，也使他可以用宽阔的胸怀来面对艺术的现实主义之外的艺术新潮。契诃夫的时代还是个艺术现实主义占上风的时代，但梅特林克的象征主义也已经成了气候。契诃夫是现实主义作家阵营中最对梅特林克表示好感的作家，而且把象征主义的精华吸纳到现实主义的机体里来，他的“海鸥”和“櫻桃园”不仅是他的两部名剧的剧名，而且也是两个万古常新的象征。还是高尔基的慧眼,发现了契诃夫的艺术创新的新趋向，指出契诃夫“把现实主义提升到了激动人心的象征”。高尔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无意间也说出了契诃夫戏剧风格的一个很核心的内涵。
《樱桃园》剧照
二
一九〇四年契诃夫去世之后，头一个出来想给他的艺术风格作出评述的，是梅列什科夫斯基。他在一九〇六年写了本书，书名叫《契诃夫与高尔基》。在这本书里，梅列什科夫斯基认为契诃夫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大不一样，认为这位十九世纪俄国的最后一位大作家倒是与十九世纪俄国的第一位大作家普希金一脉相承。他在书里这样写道：“俄罗斯诗歌的特点是单纯、自然……这样，俄罗斯语言的最后一个艺术家便和它的第一个语言艺术家联系到了一起，契诃夫与普希金联系到了一起。”
梅列什科夫斯基的这个观察是准确的。它不仅与契诃夫自己的“简洁是天才的姐妹”这句名言相契合，与托尔斯泰所说的“契诃夫是散文中的普希金”的提法暗合，也与高尔基后来在回忆录里对于契诃夫审美品格的一个判断相吻合。高尔基评论契诃夫说：“他单纯到了美的境地，他喜欢一切一切单纯、真实、诚恳的人和事物，他有使别人变得单纯的方法。”
追求单纯的审美品格造就了简洁的文风。《带小狗的女人》（一八九九）的开篇是这样的——
据说在堤岸上出现了一个新人；一个带小狗的女人。德米特利˙德米特利奇˙古罗夫已经在雅尔塔生活了两个星期，对这个地方已经熟悉，也开始对新人发生兴趣了。
小说开门见山，两句话就把小说人物和地点点明了，同时也把可能引发的事件暗示出来了。这样的“简洁”的例子，在契诃夫的作品中数不胜计。
《带小狗的女人》插图
《带小狗的女人》的故事，用我们现在的说法，是个婚外恋的故事，但契诃夫没有用多少笔墨去渲染古罗夫与带小狗的女人安娜之间的恋情，而是着力去表现这两个人真正相爱之后的心理状态，写他们的因为不能长久地结合在一起的痛苦感受。而且契诃夫有意不把这个故事讲完，小说到结尾时主人公们还是没有想到解决矛盾的办法，给读者留下一个长长的问号——
后来他们商量了很久，讲到了应该怎样做才能摆脱这种必须躲藏、欺骗、分居两地、很久不能见面的处境。应该怎样做才能从这种不堪忍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呢？
契诃夫的故事的未完成性，也是契诃夫式的单纯的一种体现。契诃夫的小说结尾有不少是用一句话戛然而止的。比如，小说《灯火》（一八八八）的结尾一句话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弄得清。”
小说《三年》（一八九五）的结尾一句话是：“让我们活下去，自会看清楚的。”
这也是契诃夫的现实主义。契诃夫知道，生活中解决不了的问题，艺术也没法子解决。而这种开放性的结尾，就像高尔基说的那样，能够“单纯到了美的境地”。这是因为契诃夫拥有那种化悲剧为抒情的天赋。而抒情的触媒又往往是一种美丽的自然景象。
在小说《神经错乱》（一八八九）里，大学生瓦西里耶夫随两个朋友到妓院街走了一遭，目睹了人间地狱的黑暗，当他满心痛楚地冲出那个人欲横流的所在，只见“细雪成团旋转……马车夫、马、行人全变白了”。契诃夫借一场大雪把人间悲剧转入默默的抒情，转入悲剧性净化的境界。
在小说《在峡谷里》（一九〇〇）中，契诃夫则用月夜作为媒介，把悲剧性的场景引向悲剧性的净化境界。在这部中篇小说第五章的结尾，当丽芭和她的妈妈正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契诃夫让她们抬头看到了美丽的夜空，于是出现了这样向悲剧性抒情的陡转——一种没法慰解的悲痛准备来抓住她们的心。可是她们觉着在高高的天上好像有人低下头来，从那一片布满星斗的蓝天里瞧着下界，看见了乌克列耶沃村发生的种种事情，注视着。不管罪恶有多么强大，可是夜晚仍旧安静美丽，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里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同样恬静美丽的真理。人间万物，一心等着跟真理合成一体，如同月光和黑夜融合在一起一样。
契诃夫的风格是什么？
高尔基曾经用“秋天的忧郁”来形容契诃夫作品的基调。契诃夫的“秋天的忧郁”是可以触摸的。
契诃夫有篇小说《秋天》（一八八三）。在一个秋风秋雨肆虐的夜晚，有个庄稼汉对在一家小酒店里过夜的路人，讲述了一个听了让人愁肠百结的人生故事。但小说结尾却是一声抒情的呼唤：“春天，你在哪里？”顿时让你感触到契诃夫的笔触的柔情。不管秋风秋雨是如何地愁煞人，春光乍漏的期待总能带来些许慰藉。
契诃夫的所有作品中，小说《农民》（一八九七）公认是色调最为阴暗的一篇。在莫斯科一家旅店当听差的尼古拉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便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了故乡，他们在农村看到的是贫穷和愚昧，看到农民们“在遭受侮辱，遭受奴役，遭受沉重而难堪的贫穷，遭受可怕的伏特加酒的祸害”。等到尼古拉死去之后，他的妻子和女儿又决定回到莫斯科去打工。而就在小说的尾声，在叙述尼古拉妻女要动身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契诃夫的抒情插话又像是乌云边上的一道金光照亮了我们的眼睛——
啊，这个冬天多么苦，多么长啊！……不过，不管怎样，冬天毕竟过完了。到四月初，白昼变得温暖，夜晚仍旧寒冷；冬天还不肯退让，可是终于来了温暖的一天，打退了严冬，于是小河流水潺潺，百鸟齐声歌唱。河边的整个草场和灌木给春潮淹没，茹科沃村和对岸的高坡中间出现一片汪洋大水，野鸭子在水面上出没。每天傍晚，火红的春霞和美妙的云朵造成新的、不平凡的、叫人不能相信的景致，日后人们在画面上看见那种彩色和那种云朵时筒直不能相信是真的。
俄罗斯作家楚科夫斯基有感于契诃夫把悲与美统一起来的审美追求，曾对其的风格作过如下评述：“他不靠重墨渲染种种惨不忍睹的景象，只靠默默的含而不露的抒情，就能使人抛洒这么多的眼泪！对于世界他始终怀着艺术家的热烈赞美，直到最后一息。”
楚科夫斯基在这里准确地把契诃夫的人的品格与他的艺术品格融合在一起了。
三
契诃夫不喜欢自以为生活得很幸福的人，他在小说《醋栗》（一八九八）里嘲讽了那个吃到了自己庄园里种出的醋栗就心满意足的人，他认为这是庸人的庸俗。而契诃夫是一生都憎恶这样的庸俗的。他在《醋栗》里写道：“每一个幸福而满足的人的房门背后都应当站上一个人，拿一个小锤子经常敲着门，提醒他：天下还有不幸的人……”
在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一八九二）里，跳来跳去的奥尔迦的丈夫戴莫夫医生是个孤独的人，他无论如何融不进他妻子如鱼得水地周旋其间的上流社会交际圈，孤独的戴莫夫的常有的姿态是：“叹一口气，用拳头支着头，沉思起来，”契诃夫向读者描绘的是这个孤独者的孤独的姿态，也是一种美丽的忧伤。
《跳来跳去的女人》 插图：谢尔盖·图宁
处在庸人的包围之中，契诃夫的善良的人物大都是孤独的。在小说《在峡谷里》中，丽芭是孤独的，但也是善良而美丽的。小说写到丽芭抱着死去的孩子走在原野上的时候，契诃夫把丽芭的孤单与月亮的孤单重叠在一起,呈现出异样的美与美交织在一起的抒情情调——
一个银白的半月在天空照耀……啊，夜里在旷野上走路是多么孤单啊……而那月亮，不管时令是春天还是冬天，不管人活着还是死了，都不在心上，也孤单地从天空看着下界……
风格是人，或者说，风格是人格的折射。契诃夫自己就是个乐于玩味孤独的人。一八九二年十月十八日契诃夫从梅里霍沃写信给他的一个朋友说：“今天我踩着雪在田野里散步，周遭阒无一人，我感觉到我是在月亮上漫步。”契诃夫把孤独诗话了。
契诃夫的最大幸运，是他没有幸福的童年与少年。从十六岁到十九岁的三年中，他独自一人留在家乡念中学。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苦痛，于是他早熟，喜欢独处，追求自由，向往大自然，不怕孤独。他甚至在一八八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的一封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我需要孤独。”孤独是契诃夫的精神需要。
孤独是远离庸俗的环境，而不是脱离人民。一八九〇年，契诃夫进行了一次孤独的长途旅行——萨哈林岛之行。但这也是他的一次亲近人民大众的旅行。
从萨哈林岛回来之后到彼得堡小住，契诃夫一时间被好奇者、好事者包围，几乎要被推到时潮的中心。一八九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契诃夫无奈地对弟弟伊凡说，他想“有四个月的时间独自待在一个地方钓钓鱼”。
即使成了著名的作家，契诃夫还不时地想从热闹的文坛退回到孤独的精神家园去。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一日，契诃夫在一封书信中甚至写下这样的话：“如果修道院接纳不信教的人，如果到了那里可以不做祷告，我就到修道院去。”
“孤独”对于契诃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为俗流所动的精神自守，意味着对得起自己良心的精神探索。一九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契诃夫在一封信里说：“需要信仰上帝，而如果没有这个信仰，那也不要浮躁，而是要探索，探索，独自一个人探索，独自一个人和自己的良心一起探索。”
契诃夫的全部创作，都是他“独自一个人和自己的良心一起探索”的结果。
契诃夫说过不少听了让人心动的话。我特别喜欢其中三句：
一句出自他的一封书信：“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
一句出自他的一篇手记：“尊重人是一种何等的享受。”
一句来自他的一个剧本：“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无论是面孔，还是衣裳，还是心灵，还是思想。”
第一句说的是自由，第二句说的是善良，第三句说的是美丽。
追求自由，追寻善良，追寻美丽，就是契诃夫的本色和风格，当然也是契诃夫的思想。
契诃夫生活在十九世纪，但他的思想与创作属于一切时代。
《契诃夫戏剧全集》，[俄] 契诃夫著，焦菊隐、童道明、李健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4年第5期，责任编辑：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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