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辰埋在河边（外一篇）
傅菲
很多年之后，我明白了，雪花是星宿的碎片。
落雪的时候，我没看到雪，也没听到声音。我睡在三楼，听隔壁邻居七八个人在唱戏。也听不出是什么戏文，铙钹、二胡、唢呐间歇地响起，苍老的男声和尖利的女声交叉传来，让黑夜多了几分冗长。我知道哪几个人坐在厅堂里摇头晃脑地唱戏。唱男声的是大炎，唱女声的是大炎的女儿兰英。拉二胡的是赵家三胖。打铙钹兼锣鼓的是山木。敲木鱼兼吹箫的是古蒙。吹唢呐的是余生，一个月前是雨溪。雨溪在立冬那天，随乐队给西山一个老人送葬，在圆坟的时候突然倒在墓碑前，四肢僵硬，死了。有人说，雨溪死于心肌梗死，也有人说，雨溪死于脑梗，到底死于什么，谁也不知道。反正是死了，怎么死的谁也不会刨根问底。他的儿子也不会。他倒在地上时，嘴巴里还含着唢呐，一句话也没留下。他才五十来岁，让人觉得人就像一支唢呐曲，随时可能断，断了又没法续气。他们都是我很熟的人，听了几十年，看了几十年，每天晚上在大炎厅堂练戏唱曲。我在床上也可以想象，大炎唱戏文憋着嘴巴，头摇得像水勺，喉管胀开，太阳穴两边的青筋像两条扭动的黑蚯蚓。兰英唱戏文，眼睛看着屋顶，翻出眼白，鼓鼓的乳房在抖动。
“这么冷的天还唱戏文，雪落得台阶发白了。”我母亲把木门哐当关上，插上门闩，自言自语地说。母亲八十岁了，发黑齿白，耳聪目炯，只是肺火旺盛，肝脾虚弱，吃饭没胃口，用热水泡饭吃，因常年劳动，身子佝偻着。
看看窗外，一片漆黑。我想着，下一夜的雪，田畴里会皑皑一片。
天还是麻麻亮，巷子里有了吆喝声：“买粉吃吧，新鲜压榨的米粉。”不是人在吆喝，是一个喇叭筒。嘟嘟嘟，声音有些含混。电瓶三轮车在巷子里哧哧哧快速闪过的声音，显得巷子特别清寂。我披上旧军绿色大衣，站在窗户前，一粒雪也没看到，稀稀的冷雨若有若无，湿湿的田野略显迷蒙。对门房子的瓦檐悬挂着冰凌。玻璃上，蒙了一层白白的水雾，凝珠冻出了冰花，一朵朵，雏菊一样的形状。雪怎么就这么快融化了呢？
门前的溪水冒着白白的水汽，蒸腾。水汽扑在溪沟里，散了两圈，萦萦，又没了。枯死的竹节草悬着水珠，晶白。倒伏的芭蕉叶硬硬的，叶面上的水结成了冰片。我坐在水井边喝水。大兴在清理垃圾。大兴戴一顶长耳帽，扎一条蓝布围裙，他把垃圾桶拎起来，倒扣在平板车上，拍拍垃圾桶，砰砰砰，又把垃圾桶摆回原地。大兴是拉垃圾的，拉完了巷子里的垃圾再干农活。他四十三岁时，从上村入赘到下村。他父亲是个老师，四十来岁便故去了，得了出血热，在床上躺了五天才发现，死在去医院的路上。大兴是家里唯一的劳力，把四个弟弟抚养成人，自己耽误了婚事，成了老单身。下村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妇人，拖儿带女，吃一口饭都难。东莲婆婆说了媒，大兴做了上门女婿。想想，这都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
前两个月，拉垃圾的人是烂瓜。烂瓜是一个有老婆的老单身。他老婆在哪儿，谁也不知道。他老婆和他结婚一年多，还是姑娘身，便跑了。有人说烂瓜得了男人病，也有人说烂瓜不知道行房。有一次，做箍桶的钱发，和烂瓜开玩笑，说：“你 ××都不会挺啊，留着老婆给别人用。”烂瓜拿起白菜刀追着钱发，追了三里地。老婆跑了，他懒得去找。前五年，村里找人清理垃圾，一个月八百块钱，烂瓜托在医院上班的侄子说情，谋了这个差事。巷子的人不怎么喜欢他，说他清理垃圾不干净，垃圾桶倒半桶留半桶，地面也不清扫。也说他拉一天，荒一天。烂瓜怕村主任，像毛毛虫见了火。有人揶揄他：“烂瓜，你还不去清理垃圾啊，主任马上来检查卫生了。”他慌里慌张地拉起平板车，斜歪着头，黑舌帽盖着半边脸，又去清理。他喜欢吃葵花子，边走路边往嘴巴里塞，连瓜子壳一起吃。又有人揶揄他：“烂瓜，大家都说你不愿拉垃圾了，有上好的事等你去做了吧，弄堂里的大胖已经找了村主任，要接替你这脚事，村主任同意了。”大胖牛高马大，是个弱智。烂瓜说，大胖要做这脚事，我没米也要和他做三个粿。霜降后，烂瓜没拉垃圾了，因为烂瓜死了，死于高血压发作。烂瓜喝了两杯酒，在床上睡了两天。垃圾堆在路边，被野狗翻来翻去找骨头，撒了满地。巷子的人找烂瓜，发现烂瓜僵硬了。
喝好了水，母亲煮的粥也熟了。我顾不上喝粥，往饶北河边走。我看见河对岸山梁上，铺上了雪。出了巷子，过两块稻田，便是饶北河。河水依山弯成半弧形，缓缓而下。河滩的芦苇丛积了不多的雪。山梁是稻草垛的形状，一座山梁堆着一座山梁，向上推高，形成绵绵山峦。山峦高处白茫茫的，银灰色，山巅飘荡着丝丝缕缕的淡雾。从雾中浮出的山峰，是皑皑雪山，深重的白，凝重的白。半山腰也有不多的白雾，棉絮丝一样，一圈一圈团成了棉花糖。雪色深灰，被墨绿的灌木叶衬托出来。满山的灌木，如深蓝颜料，封冻板结。山底是毛竹林和松树林，不多的雪在林梢泛着浅灰色的光。
大雁从河面上空，以“人”字形列队掠过。嘎，嘎，嘎。天空铅灰色。岸上的洋槐树，已经没有叶子，突兀的树枝张开，像一个奔跑的人突然停下来。在苍茫和浩渺之间，枯叶落尽的树以隐喻的方式存在。树丫上空空的鸟巢，让人想起在夏季起起落落的鸟群。那是一些我们熟知的鸟，有长尾巴的喜鹊、全身乌黑的乌鸫、羽白如雪的苍鹭，还有猫头鹰和斑鸠。和我同庚的粉良，婴孩时期，他父亲扛一把楼梯，上树摸鸟蛋给孩子吃。鸟蛋是粉良的主要营养来源。粉良有了一个名号：鸟蛋。小时候，我也会去摸鸟蛋，用藤条编织绳子绑在腰上爬树，把鸟蛋敲开，倒进嘴里，浓烈的咸腥味灌满口腔。有时敲开蛋，露出毛茸茸的稚雏，被黄黄的浆液裹着。摸蛋，还会摸到花蛇，抓出来，长长的，溜滑，冰凉透骨，浑身起鸡皮疙瘩。
露出河面的石块，有了一层鎏光的冰面。冰面的边沿，倒挂着筷子长的锥柱冰凌。冰凌耸起一圈圈的圆层，像蒸糕。河面铺着一层翻卷的水汽，野鸭三五成群，浮游觅食。野鸭麻绿色，唧唧地叫。轻浅的河水嘀嘀嘟嘟，清亮激越，细小的水花漫过低低的水坝。
与对岸河滩毗连的是一畈水稻田。冬日萧瑟，水稻田却长出鹅毛草，稀疏青涩如涟漪。白白黄黄的稻茬纵横有致，质朴素雅。稻田往南，是几户人烟。屋顶上的淡淡炊烟一直绕到竹林，和竹叶上的雪形成清晨的底纹。
在枫林，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条河更贴近人的。我们在河埠头挑水，一担担挑回家，倒进水缸。我们淘米洗衣。我们摸虾摸鱼。我们把石块一个个翻开，找螃蟹。河水从拦河坝边的水渠推推搡搡，在一个个水洞口分流，灌入一块块水稻田。我们无数次站在河边，毫无目的又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河水，看着它从不远处的山弯流过来，在埠头深潭，打一个凹陷水窝，水的皱纹一圈圈旋转，河水继续向东。我最后一次在水潭洗澡，是在二十岁那年冬天，下着鹅毛大雪。我在河里游泳，雪落在水里，悄无声息，被水融化。雪飞旋地下，蒲公英被大风吹起四散一样，河面散满了雪花。上了岸，我的头发落满了雪。我的身子吱吱地冒着热气，被热气和冷雪裹着。
以后很少下雪了，即使下一次，也很快融化了。十几年才会有一次大雪。那一年，我还是七八岁，下了两天两夜的雪，把门槛都盖了。河水封冻，厚厚的冰面上堆了十几个稻草人一样的雪人，用木炭嵌眼睛，红萝卜嵌嘴唇，草木灰织头发，红薯嵌鼻子。河滩冻死了很多鸟，撒开的翅膀像断了篾丝的风筝。黄鼬在雪地里跑来跑去。再也没见过那么厚的雪了。
“你在看什么呢？这么早，一个人在河滩。”从蚕豆地走来一个人，毛线围巾裹着头，露出两只窟窿一样的眼睛。我辨认了几秒钟，说，雪积不起来，天冷得让人发抖。裹围巾的人说，我养的蜂这两天全冻死了，从蜂箱里扒出来，有一大钵头。原来是养蜂人五毛。蜂比人难熬严寒。我说。
回到家里喝粥，母亲抱一个火熜坐在我身边，说，昨夜姜家五公死了。
公是爷的另一个称呼。我说，五公才七十八，不算老啊，怎么就死了呢。母亲低下头，用铁丝扒旺火炭，说，老人在冬天，熬的是骨头水，骨头水哪经得熬呢。我看看母亲，看看屋檐的冰凌，说，天每年都要熬人，热也熬人，冷也熬人，不会四季让人舒舒坦坦的。五公年轻时，可是村里的好汉，赤膊挑担，赤脚上山，赤手摔倒一头牛。我是见过的。在生产队，过阳历年社员聚餐，要杀牛。他喝一碗酒，长手巾扎在腰上，赤手把水牛摔倒在地。他是一个过一个门槛可以吃三大碗饭的人，到老了，熬不过冷。母亲说，午边，准备香纸香烛，你去送送五公，他这个人好，没作过恶。母亲又说，走得太突然了，说起来，昨夜的雪也不大，过了年走也好，腊月了，人走了，在阴间都是凄清的。
午边，我去了五公家。傍晚，我又去了五公家。他家里也没人哭，假如没有录放机里播放的哀乐，别人还不知道他家有丧事呢。屋前矮墙上，放了一个破脸盆，送五公最后一程的人在脸盆里烧几张草纸。脸盆有半盆纸灰，黑灰色的纸灰被稀稀冷雨打湿。几个小孩在院子里嬉闹，从地上捡起散花炮，砰砰，零星地炸一个。
天又下起了雪。雪子夹雪花夹颗粒一样的雨。沙沙沙。风卷起来，从东边田畴涌过来。摇晃的路灯半明半暗。几个中年妇人约伴去杂货店打麻将。隔壁大炎家的厅堂又响起了唱戏声。木鱼，当，当，当，开场。铙钹，恰，恰，恰，尾随其后。哐哐哐，哐哐哐，小铜锣越来越激烈。嘀嗒嗒嘀嗒——，嘀嗒嗒嘀嗒——，唢呐比昨夜吹得更欢庆。哩啷啦哩啷，二胡一下子把悲凉的调门提了起来。男声在唱：
扬鞭催马长安往，春愁压得碧蹄忙。
风云未遂平生望，书剑飘零走四方。
行来不觉黄河上，怎不喜坏少年郎！
拍长空逐浪高百丈，归舟几点露帆樯。
真乃是黄河之水从天降，你看它隘幽雁，分秦晋，带齐梁。
浩然之气从何养，尽收这江淮河汉入文章。
琴童带马把船上，艰难险阻只寻常。
……
“大炎真有劲，几句戏文唱了几十年，还唱，再好的戏文也唱厌了。”来我家串门的吊酒师傅彩平说。我说，喝酒的人还餐餐喝，也没见人说喝厌了。彩平呵呵地笑起来，说，一个理，一个理，饭也餐餐吃，没人说吃厌了饭的。我母亲说，厌了，就是到头了，到头了，和雪一样化了，渗入土里。
天黑得发稠。
台阶上很快白了一层。盆栽的棕榈这两天也冻死了，叶片焦黄。瓦楞里，当啷当啷，滚下雨，滚下雪子。溪水无动于衷，叮叮咚咚，不疾不徐，像时钟里的秒针分针和时针。
邻居三春媳妇从双排座的五菱车下来，穿着厚厚的睡衣，戴粉红毛线帽，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婴儿被一床棉抱被包着，严严实实。三春乐嘻嘻地给每一个人发烟发糖果。“胖嘟嘟的。”“月娘快进屋，别吹了风。”“奶水有了吧？”“肥耳，长寿命。”婴儿啊啊啊，哭了起来，哭声响亮。
不远处的田野变成了墨水，滴在夜的容器里，和黑相融。我们烤着火盆，说着话，看着屋外下雪。似乎雪会越下越大，也似乎会随时歇下来。风拍打着窗玻璃，啪啪啪，像风雪夜归人的脚步声，急迫，无畏。窗玻璃有了凝珠，晶莹，不一会儿，有了水雾的窗花像白水母。生病后，我很怕冷，找来旧军绿色大衣披上。母亲说，这件军大衣还是你爸五十岁时做的，后面的衣叉开得不正，穿起来拉身，不舒服，也就一直没穿了。母亲又说，铺了两层棉，暖和。我说，我得留着，当传家宝。
山又白了一层。人会白头，山也会白头。白了头的山，晒几天太阳，又还原回去。白头的人，却继续白下去。雪下雪的，头白头的，水流水的，夜黑夜的。
天下雪，只有天在最深情的时候才下雪。什么是最深情的天呢？不知道。也许深情是因为雪下得特别有耐心，一朵一朵下，分开下，一层一层下，不像雨，浇下来，泼下来，倒下来。雪花是一封封写给人间的信，通知人上天堂，通知人来人间。收信的人，有明确的地址。送信的人有明确的投递线路，从天空下来，从山顶下来，从树梢下来，沿着饶北河，寒风是一艘飘摇的船，摇着橹，投给每一户屋顶，投给每一个人，投给每一棵树，投给每一株菜蔬。无人收的信，放在地面上，信叠着信，等待太阳焚毁。
信的内容也不相同。
有的信上写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有的信上写着：“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有的信上写着：“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有的信上写着：“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
夜太黑。雪太白。我们在说话。雪在下。
雪是天上坠毁的星宿，带来了星光，又埋在田畴里，埋在山梁上，埋在我们的屋顶上，多余的全部埋在河边，听河水流淌。
旧痕
在乙亥年正月十四傍晚，我在屋檐下喝茶。雨水飞溅，嗦嗦嗦的雨声，撩拨着巷子的寂静。巷子悠长弯斜，幽深，淡白的天光水晃晃。我和父母亲聊起老房子的事：老房子是哪年建的？
父亲说：应该是 1960年。
母亲说：你老糊涂了，我没过门就建了，我来傅家玩，一个空空的门洞，门板都没有，老房子应该是在 1955年之前修的。你家穷得门板没一块，只有我会嫁到傅家来。
父亲抽着烟，嘿嘿地笑，说：说明你有眼光啊。
母亲说：都怪那个剃头匠。
我说：哪个剃头匠。
母亲说：你没见过，你出生的前四年，他便死了。
我说：那你怪他干什么。
母亲说：弄里的剃头匠去源坞剃头，大雨天，看见我在水井边洗衣服，乖巧活泼，便给你外公说亲，傅家坐东朝西，你外公一概不知道，竟然答应了亲事。
我说：剃头匠是你媒人，他怎么死得那么早？怎么死的？
母亲说：剃头匠被人活活打死，吊在南瓜坞树上，说是自己上吊自杀的。
父亲说：好像是上吊自杀的，他的死，说不清楚。
母亲说：明明是被打死的，我亲眼看见剃头匠被三眯跳几个人吊在梁上，用木棍打。
母亲又说：一个人被打死，还被冤枉是上吊自杀，也没一个人敢指认他是被打死的。
说着说着，母亲用手搓眼睛，呼吸有些堵塞，声音略带哽咽。
我说：剃头匠有后人吗？
父亲说：有啊，野梨就是他儿子。
我说：想不起他长相了。
父亲说：方方脸庞，又瘦又高，像棵椿树，看到人，你肯定认识，他差不多七十多岁了，前几年，他房子搬到湖塘坑去了。
1948年仲春，枫林去源坞的山路两边，野樱花一片白。两里多的山路，全是踏踏岭，三弯九转。自北向南的山梁，像马鞍。下了北岭，便是源坞。这是我母亲的出生地。源坞是一个漏斗形的高山山坞，有十几户人家，居住着洪赵两姓后裔。剃头匠背竹篾笼剃头箱，一个月上去两次剃头。方圆十里的山中人家，没有他不熟悉的。仲春，已天燥地热，山花开遍。洪家以做道场为生，以降童子（降童子是道家的一种驱鬼道场）尤为出名。洪家善吃，家中常有客人往来。剃头师傅便在洪家歇脚，吃一餐饭下山，遂与洪家有了渊源。剃头师傅做媒，我母亲十一岁定下了傅家亲事，十八岁结婚。傅家本是富足之家，1953年开始没落，找一碗饭吃都很难。
我祖父有一个结拜兄弟，叫曹老三，家境殷实。曹老三牛高马大，善拳脚。1957年，傅家过年的米都没有。腊八节，我祖父对曹老三说：一家八口，过年了，总不能啃红薯，借半担谷子三斤肉过一个年。曹老三爽快答应了。年前，我祖父挑着箩筐，去借谷。曹老三的老婆不说不借，说了一句软话：谷子是有，没长芽的谷子是不借的。我祖父挑着空箩筐回来。第二天，剃头匠挑了一担谷子来傅家，扁担上还挂着两块斜刀肉。
这件事，让我母亲一直感念。她八十二岁了，还说：世上这么好的人，少有。剃头匠有个小名，叫奀眯，喜欢做媒。他一边剃头一边说媒。山村各山坞，没有他不熟的人家。他眼尖，他做的媒让人放心，信他。他喜欢谈白。谈白是手艺人的嘴巴本事，不然，难接活，做事也枯燥。剃头师傅一边剃头一边天南地北地闲聊，神仙鬼怪，幽男怨女，像个百晓生。奀眯天生幽默，去了哪家剃头，哪家笑声满堂。奀眯讨人喜欢，尤讨女人喜欢。年轻时，弄里有一个姑娘，和奀眯走得很近，也定了亲。因为奀眯是个剃头匠，家贫，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姑娘的父母亲悔亲，另许了峡口人牛皮鼓。
1966年冬天，村里有人诬告，说剃头匠在四十年代，打着剃头的幌子，在各山村干了很多坏事。被诬告的人，有五个，其他四个在大队部关了两天，便放了。关奀眯的第三天傍晚，我母亲去周家叫我父亲回家吃饭，路过大队部，听见屋里发出一阵阵惨叫声。雨很大，檐水浇在台阶上，哗啦啦作响，雨珠飞跳。我母亲穿着蓑衣候在屋檐下，拨开窗户缝，看见奀眯翻下身子，被五花大绑吊在厅堂横梁上。官葬山的蚱蜢、余家的老财、照关、三眯跳，用劈柴轮流打奀眯。蚱蜢把吊起来的奀眯，往墙上撞，像榨油一样。
奀眯嘴角流出红色的液体，不停地惨叫。我母亲把衣袖塞进嘴巴，怕哭出来。母亲往弄里跑，告知奀眯老婆。密密麻麻的雨线遮挡了，路滑，跑不快。我母亲脱了蓑衣跑，浑身湿透。奀眯老婆到了大队部，屋里已经没有了声音。四个打手却不让她进去，说奀眯不在屋里。她和十六岁的儿子野梨，在屋檐下坐了一夜。
说起这件事，我母亲不停地晃头，说：我从来没见过死得那么惨的人，满身鲜血，不成人形。
第二天上午，蚱蜢对奀眯老婆说，奀眯在南瓜坞，用裤腰带上吊自杀了，可以去上山收尸。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村里的人被同村人活活打死。为什么要打死一个剃头匠呢？我母亲说，奀眯的哥哥大烟公，也差点被活活打死，是我找酸金要了跌打药，救下了他。
第二天早上，我去找酸金叔。酸叔金今年已七十四岁了，年轻时，他好打不平，结了五六个练武的把兄弟，村里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我问酸叔，奀眯一家的事情。酸叔抽旱烟，烟丝捏成一丸丸，塞进烟管嘴。“那肯定是打死的，毫无疑问。上山收尸，我和奀眯老婆一起去的。尸体吊在南瓜棚坞，被雨淋了一天一夜，有些发胀了。头骨都裂开了，脚骨没一寸是好的。”酸金叔说，“收尸那天，特别冷。雨沙子一样撒下来，打在脸上刮痛。奀眯老婆还不敢哭，嘴巴里塞着棉花。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冷的天，我喝了两碗老谷烧下去，人还是冷得发抖。”
“打手是官葬山的蚱蜢、余家的老财、照关、三眯跳？”我问。
“就是这四个人，是村里出了名的打手。打手威逼了奀眯一家人，承认奀眯是自杀。遗书也是他们假冒的。奀眯目不识丁，哪会写什么遗书？遗书上的手印是奀眯死后摁上去的。你看看这四个人的结局就知道，没一个好下场。蚱蜢单身独卵，六十多岁了，上山砍柴跌下山崖，尸身也没人去捡。照关喝醉了酒，掉进茅坑，被粪水淹死。三眯跳被媳妇逼死，自己拿裤腰带上吊。三眯跳吊死的树，正是挂奀眯尸身的树，真是报应。老财生了四个儿子，大儿子挨了枪子，三儿子长个牛目，老财自己被风湿锁在床上三年，无人送吃送喝，活活饿死。死的时候，满身蛆虫。牛皮鼓那么阴毒，又得到什么呢？他儿子吸毒，没吸几年，整个家败了，儿媳妇跟东坑人跑了，子嗣没留下一个。人的一生，什么荒唐事都可以做，就是不可以做恶事。谁做恶事，阎王让谁死了也见不得人。”酸叔说。他眉毛白白，圆目，四方脸，显得不露而威。
“一个剃头匠，老实巴交的人，怎么会被诬告呢？”
“什么诬告，其实就是陷害。牛皮鼓阴险，他忌恨奀眯和他老婆订过亲。牛皮鼓和徐果老是把兄弟，徐果老在大队部诬告。徐国老，你又是不知道，他就是一个花面人，是一条狗，扔一个肉骨头给他，他就呲牙咬人。徐果老喊贼，牛皮鼓抓贼。”
大烟公还有一个哥哥，叫庙老倌。庙老倌文武双全，三张八仙桌无论怎么叠，他一个跟斗可以翻上去。他写一首漂亮的行书，村里的许多牌匾也出自他之手。他去上海，是为了离开一个女人。庙老倌有一个邻居，是个外来借住的石匠。女人温雅，弱不禁风，却美得动人。石匠外出做事，三五天也不回家。庙老倌和他老婆一墙之隔，有了你来我往。往来半年，被石匠发现。石匠暴打老婆。庙老倌睡在床上，听到隔壁房间哀哭声，听到女人被咚咚咚暴打。庙老倌忍不了怒火，翻身下床，暴打石匠。庙老倌用泥刀，抵住石匠的喉咙，不是邻居解劝拉开，泥刀一定切断了石匠喉管。1946年夏天，国民党招青年童军，去治理上海之乱。庙老倌去了上海。1993年春，大烟公的儿子喇叭，收到庙老倌发自台湾的来信，说回枫林探亲。喇叭请木匠师傅打了新床，买了新被褥，可大伯一直也没回来。喇叭写了三封信去，也没收到回信。
打手并没有得到惩罚。奀眯死后半年，又有人诬告大烟公。打手还是蚱蜢、老财、照关、三眯跳。我母亲去大队部烧饭，看见大烟公躺在戏台底稻草上，全身青肿，满嘴血，人已奄奄一息。我母亲找到酸金，熬了一碗跌打药，给大烟公喝。大烟公在大队部关了八天，我母亲用一个毛竹筒，裹在围裙里，偷偷摸摸送了八天的药汤。酸金守在大队部，守了八天。
大烟公在 1989年过世。因救下一命，他很感激我母亲，几次对我母亲说：“我两个孙女，你看中哪一个，哪一个就做傅家的儿媳妇。”
弄里，有两条弄。一条直弄，一条斜弄。直弄住全氏家族，斜弄住彭氏家族。野梨及野梨的家，我毫无印象。弄里往东，有两棵大柿子树，秋天，柿子挂满枝桠，红灯笼一样。柿子树四周有十几个坟茔，和两栋矮瓦屋。这里叫湖塘坑。从酸金叔家里出来，沿半边街，去了湖塘坑。
湖塘坑的柿子树不见了，边边角角建了十几栋新房子。青灰色的田野一直延伸到饶北河边。我站在石板桥上，问蹲在门口吃蒸糕的妇人：野梨叔的家是哪一栋房子？妇人四十来岁，烫着披肩的黄头发，穿着白色羽绒袄，抬眼望望我，说：你是哪家的？面很生。
我说，傅家的。
妇人站起来，朝门里，喊了一声：爹，有人找你。
一个半头白发的男人出来，有些诧异，说：你是傅家的？都不认识了。
我说，我随意走，走到这里，想进去坐坐。
房子有十来年的年数了，是最早建在湖塘坑的新房。野梨有三个儿子，老大做手工木雕，老三开了鞋厂，老二六岁时，被人拐卖走了。有一年，也就是野梨新房建好的第三年，一个三十出头卡车师傅在枫林停车，饿荒了，找饭吃。夜很深了，只有柿子树的屋子还亮着灯。师傅叩开了门，野梨的老婆烧了一碗面疙瘩给他吃。面疙瘩放了蒜丝、豆泡丝、咸肉丝、酱椒。师傅边吃边哭。野梨的老婆问他，怎么吃哭了呢？师傅说，小时候常吃蒜丝面疙瘩，后来再也没吃过，只有我妈妈会做这样的面疙瘩。野梨的老婆听了，哭得双肩发抖。师傅问她：“你怎么哭了，哭得这么伤心。”她说：“我二儿子爱吃蒜丝面疙瘩，六岁时，被人拐走，这么多年，也不知他在哪儿。”两人相认，抱头痛哭。
屋前的梨树开了花。我进屋喝茶。地面贴了花岗岩，墙上挂着牌匾。牌匾右侧挂着一个老妇人的黑白照片。老妇人坐在院子的椅子上，戴着纱帽，脸上是核桃壳一样的皱纹。我看着照片，对野梨叔说：这是你妈妈的照片吧？怎么不见你爹爹的照片。
野梨叔说：妈妈走了十六年，照片是她八十岁过寿照的，爹爹走得早，没留下照片。
我坐了一会儿，也不知道说什么，喝了半杯茶，便走了。野梨叔给我一块蒸糕，说：走着吃，骗骗嘴。
看看了他门口的对联，我说：我妈来傅家，是你爹做媒，没有你爹做媒，我妈不会来傅家，也不会有我。
野梨叔怔怔地望着我，说：你也五十来岁吧，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呢？你妈结婚，我还是个孩子，跟我爹去接亲，你外公家的井水很甜。
责任编辑 包倬
作者简介
傅菲 1970年生 ,江西上饶广信人。乡村研究者。散文常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花城》《天涯》，收入百余种选本。著有《河边生起炊烟》《我们忧伤的身体》《木与刀》等散文作品 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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