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你还没开始读萨莉·鲁尼？”
如果你在英国或爱尔兰，谈论起当下文学，却不知道《聊天记录》或《正常人》这两本书，你八成会收到这样的一句质疑？
从2017年迄今，英伦文学爱好者习惯谈及萨莉·鲁尼
就像他们习惯谈论天气一样自然
如今这本备受关注的青年文学
《聊天记录》
中文版已经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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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记录》
作者：【爱尔兰】萨莉·鲁尼
译者：钟娜
从“欧洲大陆第一辩手”到“欧洲大陆最风靡的青年小说家” 萨莉·鲁尼的有着每个文学青年最羡慕的青春期。但如果你仅仅只是了解她呈现在小说文本的那一面，显然不够，这位90后青年，在自己的播客上讨论女性、电影、当代艺术，大众文化，抑或针对爱尔兰本地与欧洲眼下的政治现状发表观点，从不回避任何她觉得有意义的议题。凭借《聊天记录》一书引发热议，被媒体誉为“千禧一代代言人”的萨莉·鲁尼，她的红也许不仅因为那两本优秀的小说，还有她本人身上那种无时无刻不再思考，并真实面对世界的年轻的决心。
今天的推送，让我们跟随《纽约客》记者劳伦·柯林斯，一起走近这位爱尔兰女作家，了解一个更立体的萨莉·鲁尼。 你会多一个喜欢她，想要阅读她的理由的。
你脑中挥之不去的萨莉·鲁尼
[美] 劳伦·柯林斯
[译] 陈以侃
爱尔兰靠近西海岸的地方，就在一条两车道的公路边上有个小木屋，厨房里很温暖，小说家萨莉·鲁尼和她的母亲，还有母亲的朋友正一边吃晚餐，一边探讨时事，餐桌上是猪里脊、烤土豆、绿豆角、红辣椒和苹果沙司。对话的节奏很快，要插话进去并不容易，还有对那瓶普罗塞克酒你也不能放松警惕。
【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A Star is Born）的海报，此电影讲述了日渐过气的乡村乐明星杰克逊帮助一个有着明星梦的年轻女孩艾利实现音乐梦想的故事。】
有人提到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A Star is Born），它唯一的拥戴者很快无法招架对其中性别政治的分析和对它时间线的指摘。于是讨论转向“脱欧”。我们现在的位置是爱尔兰梅奧郡的卡斯尔巴（Castlebar），这是鲁尼母亲玛丽·法瑞尔（Marie Farrell）的家。大家都担心要是英国离开欧盟时还没谈定协议，不知爱尔兰的边境会怎样。怎么看现在的工党？鲁尼说虽然她也说不上有多喜欢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但还是希望他能当上首相。
我们问她怎么看“脱欧”投票前科尔宾对欧洲的支持似乎不冷不热。
“我是‘留欧派’的，跟每个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一样。” 她答道。
英国新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路透社。
【英国脱欧关键期，鲍里斯·约翰逊接棒特雷莎·梅成为新任首相。新官上任三把火，鲍里斯在就任当天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条件：在脱欧前必须保证爱尔兰和北爱尔兰“无缝衔接”。
鲁尼2015年写了一篇名为《即使被你打败》（Even if You Beat Me）的文章，由此开启了作家生涯，那篇文章中她回顾了自己作为 “欧洲大陆第一辩手” 的时光。文章写得极好，但鲁尼现在多少有些后悔，觉得那不小心成了一种过度分享。“我写的时候很确信没人会知道我是谁，”她跟我这样说。“怀利代理”（Wiley Agency）的一个经纪人特雷西·博汉（Tracy Bohan）看到文章，联系上了鲁尼。他回忆道：“我跟她说，我知道你也写小说，有没有什么写好的东西愿意拿出来的？”鲁尼给了他一份手稿，一个月之后，博汉寄给了出版社，鲁尼收到了七家报价。
鲁尼的小说关心的主要是社会群体间的权力关系。上面提到的那篇自陈式的非虚构散文游离于她的创作主题之外，一上来就先举这篇或许欠妥。但她那篇文章中有一句，说她 “偏爱形式化的、抽象的彼此攻击”，她对自身思维习惯的这一内省超越了我所能给出的任何解读。我能说出很多道理为何要从这一点写起，但与此同时，援引大学时的辩论成绩证明其语言上的早熟，我也能想象鲁尼指出这种做法毫无新意（她回忆“当年对制造古怪的反事实条件有种热恋般的痴迷”）。她就是会这样在你头脑中挥之不去。
托马斯·莫里斯（Thomas Morris）是都柏林的一个作家，他告诉我，他和鲁尼的友谊始于大学文学社团的一次活动，始于那次活动上的一盘贝克威尔挞。莫里斯跟鲁尼说，十分制的话，他给这盘甜点打八分。鲁尼很肯定这盘东西只配得上六分。然后他俩开始争辩他们现在给贝克威尔挞打分是拿它跟其他贝克威尔挞比，还是跟所有食物比。
“我幼稚又自负地以为因为我岁数比较大，应该能吵得赢，”莫里斯最近参加了鲁尼作品的一次宣传活动，回忆道，“但你也猜得到后来是怎么样的：她说的是对的，我的是错的。我当时就知道我想和这个人成为朋友，因为她轻而易举地颠覆并重塑了我的世界观——也颠覆和重塑了我给甜点打分的机制。”
贝科威尔挞（Bakewell Tart）
英国传统甜食，果仁酱夹心酥皮饼，多数有杏仁味。
鲁尼是个矢志不渝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那些触碰她社会良知的事情，她特别直言不讳。2017年，她第一本小说《聊天记录》马上就要上市，《爱尔兰独立报》登了一篇关于她的报道。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鲁尼怒不可遏。她像是在椅子里坐不住了，因为憎恶而挥舞双手，言语上毫不留情。
“我恨叶芝！” 她尖叫道。“他的很多诗写得并不太好，显然有些是还可以的，可他这么一个可怕的人怎么就成了文学爱尔兰的标志了？他是墨索里尼的忠实粉丝，对法西斯主义非常感兴趣，而且深深地相信某个‘贵族阶层’一出生就优于平民百姓。而且他还参加过议会。
“他可不是那种只知道写诗的无辜的怪人。在这个国家里，大家都误解了他，学校里教他的时候，完全是把他当成了圣人在歌颂。”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也是艾比剧院（Abbey Theatre）的创建者之一。
鲁尼的声音清脆、响亮；她整个人透露出一种秋日般的和煦。我很难想象你要如何把她刻画成一个爱尖叫的人，除非你认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只要讲话直白有力就一定带着尖叫声。但她对于民族英雄的批判——以及她居然认为自己有资格说这些话——的确引发了一些争议。
“啊，天呐，把叶芝骂得一文不值真的是太不明智了！”
她这样跟我说的时候看不出多少后悔，更多的是觉得好玩。那篇文章没有提到这本小说里弗朗西丝跟尼克说的一段话；弗朗西丝是小说的叙述者，也是四个关系复杂的朋友中的一员，尼克是有妇之夫，正和弗朗西丝谈恋爱。她告诉尼克，自己最近睡了一个在Tinder上认识的男人。尼克正在切洋葱，问那个人怎么样。
“他太糟糕了，”弗朗西丝回答。
他跟我说他热爱叶芝，你能相信吗？在酒吧里要是我不拦着，他差不多就要开始背诵《茵尼斯弗利岛》(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了。
天呐，真同情你。
而且在床上也很烂。
喜欢叶芝的人是不可能和其他人类亲密相处的。
鲁尼说：“我觉得，要是你愿意的话，把你的很多想法放在小说就没事了。”这句话几乎相当于她朝我眨了眨眼。
中文版《聊天记录》封面
二十七岁的鲁尼已经写了两本这样的小说。《聊天记录》写了一对女大学生，博比和弗朗西丝，她们之前是恋人，现在仍然是最好的朋友，而且合作诗歌朗诵的演出。她们结交了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梅丽莎和尼克，他们过着一种布尔乔亚式的生活，博比和弗朗西丝有时候觉得这种生活很激动人心，有时又觉得他们可怜。
这本书让很多人惊叹不已。其中包括扎迪·史密斯，她称赞这是“那种让人根本无法相信是处女作的处女作”；还有莎拉·杰西卡·帕克，她在照片墙（Instagram）上写：“这本书。这本书。我是一天看完的。听说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出版社的宣传语说鲁尼是“Snapchat年代的塞林格”，塞林格给人的新鲜感的确也适用于鲁尼，但鲁尼太酷了，不仅是当代人所说的前卫，而且她还有那个词字面上的“冷静”之感，让这句宣传语不算完全夸到点子上。
她的角色对成年人的世界感到失望，但他们也感到好奇，甚至还因此觉得振奋。他们常规态度是一根挑起的眉毛。而且《聊天记录》纸书本身看上去也很酷：明黄的底色，上面是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画的两个面无表情的年轻女子，一个涂着口红，一个戴着墨镜。
艺术家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的作品参加了许多国际性群展和个展。 他拒绝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去追赶抽象表现主义的潮流，以专注于人物画领域的创新而闻名。
Alex katz的肖像画之一，译文君有几个朋友也是katz的粉丝，而这次《聊天记录》中文版，为了用上katz的画，也是花了很大气力，请大家多多支持。
鲁尼的第二本小说是《正常人》，2018年布克奖的提名作品，今年四月会在美国发行。据《书商》杂志称，这是2018年英国最受评论界青睐的一本书。和《聊天记录》一样，这也算是一本浪漫悲喜剧。读它不是读情节，而是读其中的人物，以及他们让人晕眩的感情——鲁尼写他们在感情中进进出出“像花样滑冰选手，随机应变地聊着天，但如此灵动巧妙，配合又如此默契，连他们自己都会吃惊”。玛丽安是个聪明但人缘不好的高中生，她的单亲妈妈是个律师；康奈尔也是个聪明的高中生，但很受欢迎，他的单亲妈妈替玛丽安家打扫屋子。开头几章玛丽安和康奈尔开始了一段地下恋情。“她跟平时一模一样，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还是在储物箱边上看着她的书，跟人争些没有意义的事，”鲁尼写道。
读鲁尼的小说有种意想不到的乐趣，就是看年轻女子如何投身到随性的智识恶作剧，遇到任何平庸的东西都将它毁坏，只为了高兴。思考的质量让转笔式的花哨修辞没了必要。鲁尼杀伤力最强的句子往往是她最不着痕迹的句子。
《聊天记录》里梅丽莎和尼克家开派对，“全是音乐和戴长项链的人”。读到这样的句子，你可能以后再也不想佩戴任何首饰了。《普通人》里康奈尔怕同伴发现他们的关系，抛弃了玛丽安。很快他进入了下一段恋情，对方是班上最风光的女生，更多是因为他消极接受了自己的社会关系注定如此，而不是对那姑娘有多动心。“他和蕾切尔是七月开始约会的，”鲁尼用贴近人物的第三人称写道，“学校里每个人都知道她喜欢康奈尔，她似乎把两人的关系看做她个人的一种成就。”一个姑娘再狠、心眼再多，碰到另一个聪明到放光的姑娘，也只能灰头土脸。
《正常人》英文原版书封面之一
鲁尼拉扯、弯折句子，就像它们是那种气球扭成的工艺品。语言是她的超能力，但她对这种能力很怀疑。在《即使被你打败》中，她写到自己如何即兴辩论“塞族共和国脱离波黑”，而观众里就有塞尔维亚的辩手；让她心惊的是“她和队友在捏造那个地区的历史时是如此镇静而自信”。最后她放弃了辩论，觉得它“隐约有些不道德”。对于小说家的社会价值，她也不认为比辩手高出多少。“我终究会有一部分是不满意的，因为在历史大势的危急关头，我知道我写的不过是供人娱乐的东西，是有些美感的装饰品，”她跟《爱尔兰独立报》这样说。
在卡斯尔巴吃过晚饭后第二天，鲁尼和我坐火车去都柏林；她平时住在那里。我们隔着桌子面对面坐着。前一天晚上，她在琢磨自己对采访的态度时，自言自语把想法都说了出来。“我性格中有两方在打仗，”她说，“一方很想表现得友好、和善，因为我知道记者不喜欢你每次回复只有一两个字。但另一方告诉我：什么都别跟他们说。”现在她给我提了一个问题。提得很客气但也很正经：为什么我觉得值得给她写一个人物特稿？要是这是场辩论，辩题很可能是：本倡议方虽然感到荣幸，仍然从根本上觉得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
我说我觉得她的书对很多读者意义重大，要是她还有什么想说的能让读者知道，那他们对这些书就会理解得更深些。我提了一条她的推特，是她暂时关闭账号之前发的：“我们的文化赋予小说家的名望太大了。我知道你们能讲出为什么他们的名望还不够大……但依然太大了。”我并不完全同意，我说。然后漫无边际地扯了几句。
鲁尼常让你觉得自己有很多事没想明白。那种esprit de l’escalier要你出门很久后才出现在你头脑中。她才十几岁的时候，在当地的艺术中心参加了一个写作小组，其中一个组织者肯·阿姆斯特朗（Ken Armstrong）告诉我，即使在那个年纪，“就有什么钢铁材质的东西贯穿她”。
我想知道她那种坚韧是哪里来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书是怎么会跟润肤乳和丝绸睡衣并列，进入了《GQ》杂志“三十个绝不会失败的女生礼物”之列；她是如何颠覆了作家应该展示而不是说明的传统智慧，而且她也没有遵守小说人物不应该直言自己所想的规则，但却创造了一些我读过的最好的对话。她的文字中有种安静却坚定的挑战感，让你时刻怀疑自己是不是正戴着一条道德上的长项链。
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伟大的书信体时代，尽管没有人全心认可这个判断。我们的电话凭着对电话功能的消解，又重新让文本变得无处不在。想一下有多少我们口头说出的话——或者没说的——现在变成发送了，这个转换的文字量是排山倒海的。“你没有什么消息是要当面告诉我的吧？”内森在机场接到苏琪后这样问。这出自鲁尼2016年发表在《格兰塔》的一篇名为《工资先生》（Mr Salary）的短篇小说。内森是个程序设计员，苏琪是比他年轻很多的室友。“现在还有人会干这种事吗？”苏琪问。“你没有个什么秘密文身之类的？”他继续问道。“那我肯定早把它拍成一个JPEG文件贴在附件里了，”她答道。“相信我，”鲁尼跟我说，“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我的书基本只是用当代服侍装扮起来的十九世纪小说。”
互联网并不能算是鲁尼的主题，就像书信不是奥斯丁的主题一样，但她把网上交流的语言融合到了一种新的小说文字中。“她写网络没有一点不自然，”她的经纪人博汉这样说。“但如果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作家去写，可能就会有点像用加粗放大的字体说：‘我正在写一部关于互联网的小说’。”鲁尼告诉我，在《聊天记录》里，她很想探索一下“电子邮件口吻”是怎么一回事，还有弗朗西丝和她的朋友们是怎么“经营她们网络交流文风的”。
这并不是什么让人目眩的新奇理念，只不过电子邮件、短信、网上聊天、脸书状态毫无疑问构成了她那些角色的日常生活。一部没有它们的小说就好像一部小说没有椅子。一次不该发生的亲吻之后，弗朗西丝收到了尼克的一封电子邮件，她逼自己要等一小时再回应。“我在网上看了一会儿动画片，煮了一杯咖啡，”她回想道，“然后我又把他的信读了好几遍。他还是跟往常一样，全用的是小写字母，让我松了一口气。要是在这样紧张的时刻，突然开始首字母大写，戏剧性就太强了。”阅读自己的人生时，我们所有人都是新批评派。
后来，弗朗西丝和博比一起看一部叫《巴西》（Brazil）的电影，但博比睡着了。“我不想继续一个人看电影，”弗朗西丝说，“就把它关了，去‘读互联网’了。”一个更老一些的小说家可能会写“去上网了”（surfed the Internet）或者“看看网上的东西”（looked at the Internet），但“读互联网”（read the Internet）就听上去像一个在数字语言里土生土长的人。鲁尼那种波澜不惊的语气也让人感觉属于当下；就像“弄坏互联网”，“读互联网”也是带着一点玩笑，把一个微小的动作施加在一个大而无边的东西上。
鲁尼将网络交流的语气移植到纸上，也给她的叙事带来了某种张力。弗朗西丝观察到“梅丽莎用的是一个专业的大相机，特别的相机包里藏着很多各式各样的镜头”，你无法判断她是在赞赏还是取笑梅丽莎。就像一条推特一样，你从两头解读都是成立的。
作为一个爱尔兰作家，鲁尼被认为更代表她这个时代，而不是她的地域，这或许是让人欣喜的。《泰晤士报》称她为“千禧世代第一位伟大作家”。她1991年出生在卡斯尔巴。她的母亲玛丽·法瑞尔教数学和科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去莱索托王国[15]当过两年志愿者。后来她成了卡斯尔巴一个社区艺术中心“亚麻堂”的负责人。（“玛丽·法瑞尔是一个非常优雅却没有架子的女士，这一行的人偶尔会跟某种俗套的文艺腔调联系在一起，但法瑞尔女士并未受到沾染，”这句话引自当地报纸一篇颂扬她的文章。）
鲁尼的父亲叫基兰·鲁尼（Kieran Rooney），是爱尔兰一家国有电信公司的技术员。（这家企业1999年私有化了。）他和法瑞尔会带兄妹三人去教堂，但他们更乐意分享一些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马克思的名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鲁尼家里的标准教义。当年的金融危机摧毁了爱尔兰的经济，基兰选择了提前退休的补偿方案。
法瑞尔回忆，鲁尼小时候很容易灰心，不会忍受任何她不感兴趣的东西。（鲁尼说这个特质留了下来，号称“在任何我不够出色的事情上我都极为懒惰”。）她的高中圣约瑟夫中学是个女校，她们必须穿“蓝色套衫、方格衬衣和笨重的灰外套，我非常厌恶”；整个高中生涯都很难熬。“我只觉得学校这整个机制都有点莫名其妙，”鲁尼说，“我就想说，没人看出来这是压迫性的吗？还有，没有人意识到其实我们人数比他们多吗？”她抵制家庭作业。“我父母就基本上是：你自己要打的仗就自己去打，”她回忆道。她上网一上就是好几个小时，“相比于跟真人相处，我觉得跟文本交流更自在，”
“我是那种对知识很饥渴的人，虽然毫无体系可言。我喜欢想知道什么都能找得到。我发现自己现在用网络还是在这方面用得多。我手机上的浏览器一般都开着十个窗口，全都是类似：‘黄金沸腾的温度是多少？’或者‘躄鱼+变色龙’。因为我在一部自然纪录片里看到了躄鱼，就想知道他们在基因上是否跟变色龙是亲戚，因为它们的脸部特质有点像。我好像还没找出结论。”
鲁尼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写故事，她说写得都很糟糕（“可能就是我对人类的理解还不够成熟”），但有些情境已经对她很有吸引力了。“两人关系，三角关系，”她说，“要是你看到我十五岁时候写的东西，其实跟现在也是差不多的，情节上。”十八岁的时候，她在《扎人的苍蝇》（The Stinging Fly）上发表了两首诗，这是都柏林的一本文学期刊，现在鲁尼已经成了这本期刊的编辑。当时其中一首诗《tírghrá》（爱尔兰语：爱国）开头是这样的：
我坐在祖母的客厅里——
地毯上的图案、一个个绕好了的线轴
1994年的打猎奖杯、干花
瓷器工艺品、磕掉一角的烟灰缸——
她谈起自己的童年。
我正梦着工业、时尚
的画廊、性和可卡因
还有你我之间的距离
往东跨越没有颜色的爱尔兰海。
《扎人的苍蝇》（The Stinging Fly）
1997年创立于爱尔兰文学杂志，致力于挖掘许多爱尔兰本地优秀的写作者。
2009年，鲁尼进了圣三一学院，搬到都柏林。她最初是希望能读双专业：社会学和英语，但只被后面这个录取了。她发现自己身边的社会氛围是她之前闻所未闻的：同学都穿着“油蜡布猎装夹克和紫红色奇诺裤”，就跟她在《正常人》里写的那样，他们的父母“并不只是在某种象征意义上”造成了让她父亲下岗的金融危机。“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是我会遇到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她这样跟我说，“一方面，我有种感觉，觉得这些人都太可怕了，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实在的冲动想证明自己给别人看，证明我不比他们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随他们去就好了，这显然明智得多——但他们对我的吸引力不完全是反感。”
在“三一”的第三年，鲁尼爱上了约翰·普拉希夫卡（John Prasifka），现在约翰在一个高中里教数学，和鲁尼住在一起。“在遇到我的伴侣之前，我什么好小说都没写出来，”鲁尼说。她拿到的那份奖学金涵盖了四年的学费，以及住宿和伙食，同时也终于认证了她的归属感。她把很多时间都用来喝汤和写作：写了一篇关于《美国队长》和后“9·11”政治的硕士论文，还有同一个故事的各种变体，后来成了《聊天记录》。就像她笔下的那些culchie人物——这个词都柏林人用来形容“喝牛奶的乡下人”的——她明白自己的社会阶层正在迁移，她的智力资本和性资本都在和真正的财富产生交叉，这其中的关系很难想清楚。
“几乎没有什么路径对她是绝对封闭的，甚至嫁给一个寡头政治家也有可能，”鲁尼这样描述玛丽安，“晚上她出去的时候，街上那些男人会朝她喊一些粗俗到难以想象的话，显然他们并不羞于表达对她的渴望，岂止是不羞于表达。而在大学里，她经常觉得没有什么是她的大脑做不到的，它可以整合所有她塞到里面的东西，就好像她脑袋里装着一个很强大的机器。说真的，她拥有一切有利条件。可她完全不知道要把自己的人生用来干吗。”有时大家会拿鲁尼和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作比较，因为她们都写聪明的第一人称叙事。鲁尼说她很欣赏卡斯克，很惊讶大家觉得她给卡斯克“法耶”（Faye）三部曲写的书评是那种“非建设性的批判”——“有时候我总感觉这些爱说话的角色频繁出现在这样的小说里，只是挑战自己，想把我们这位严肃的叙述者逗乐，但这位叙述者无一例外每个笑话都没听懂。”。她喜欢希拉·赫提（Sheila Heti）和本·勒纳（Ben Lerner）。有时候她的文字会让人想起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
因为他们都不动声色地戳穿消费社会，但又展现我们面对消费社会的捕食是多么无助。弗朗西丝从来“没有幻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光芒四射的未来，不觉得有人会付钱让她在经济运转中发挥什么作用”，现在她认定一年收入超过一万六千一百美金在道德上不可原谅，这个数字是她根据维基百科拿每年的世界生产总值除以全球人数得出来的。
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的作品，其中包含“法耶”（Faye）三部曲。
本·勒纳（Ben Lerner）的作品《The Topeka School》
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作品《serotonina》
在鲁尼文学身份的高下排序中，千禧世代高于爱尔兰人，但或许“后金融危机”又高于千禧世代。她的笔下散发着对于资本主义的忧虑，这种制度号称优胜劣汰，实际运作时却是一种邪恶地颠倒了的共产主义理念：就是由那些已经拥有财富和特权的人随心所欲地重新分配财富和特权，“对他们来说，生日惊喜派对和安逸的工作都是可以随手变出来的”。
如果说鲁尼的角色都不算太有志向，如果他们都不太能承受压力，如果他们更喜欢去国外度假而不是去办公室上班，请多谅解。还没等他们成年，游戏就结束了。鲁尼写的也是风俗小说，但在她写的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期待彼此间的关心了，要摧毁一个家庭比拥有一个家庭容易得多。“我试图展现真实的社会状况，以及它是如何和更广大的系统相关联的，”她说，“只好期望如果能展现这些事情的运转机制，或许你就可以说一句，世界不一定只能如此。”
（未 完）
感谢陈以侃老师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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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艺 》
2019 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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