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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情缘

作者:李文福 来自:新京媒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评价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这是迄今为止党中央对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最高的评价。

作为诞生在中国大地上罕见的历史伟人,毛泽东在20世纪影响过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在他所处的时代中,甚至在今后久远的历史上,他都具有卓尔不群的地位。因而,中共中央对他的评价恰如其分,经得起历史检验。

毛泽东具有政治家的睿智,理论家的精深,军事家的谋略,诗人的豪情。这不仅体现在他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阶段、一切大是大非问题上敏锐的判断、果断的决策,还体现在对具体的工作、微小的细节方面仔细的观察、缜密的部署。他亲自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开辟、建立、发展过程中所作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具体指示,就起到了重要的点睛作用。

一、毛泽东及时“做眼”,晋豫区成为共产党八路军开展敌后抗日的重心

1938年8月下旬,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远在陕北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时刻专注着战局的变化,思考着他的这些全部家当如何立足、生存、发展。按照中央原先的部署,八路军入晋后主要集中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处,但当部队到达山西后,日军北路已攻占张家口转而南下占领大同,东路正沿正太路向西,准备两路会合进攻占太原,这样,原定八路军集中的地域就有可能陷入日军的包围之中。在此紧急关头,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致电朱德、任弼时:“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把3个师置于山西省的3个角上,目的是“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毛泽东立刻意识到华北战局发生重要变化,“正规战争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他指示朱德、彭德怀:“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④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部署,八路军总部迅速调整战略部署,将主力部队依次向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进一步展开。其中,第129师和115师一部在晋东南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晋豫地区,泛指山西南部、河南北部的广大地区,北起临(汾)屯(留)路,南至黄河边,东连白(圭)晋(城)路,西接(大)同蒲(州)路。包括现在山西省的临汾、翼城、浮山、安泽、襄汾、垣曲、曲沃、绛县、闻喜、夏县、平陆、长子、沁水、高平、晋城、阳城,以及河南省的沁阳、济源等县(市)。晋豫区地处太行、太岳两山南端结合部,中条山和王屋山居于正中,背靠驻武乡、沁县一带的八路军总部,面向黄河鸟瞰中原大地,左右出击时刻威胁着同蒲路和白(圭)晋(城)路两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境内煤、铁、铜、硫磺等资源蕴藏量大,晋城、阳城、新降、曲沃、沁阳、济源等县工业生产有一定的基础;森林资源丰富,历山林区是山西省八大林区之一,阳城云梦山、析城山、王屋山林区也比较有名;河流纵横交错,河谷平原广袤,农业较为发达,人称“良马、府城米粮川,拉不完的府城,填不满的曲亭(粮食市场)”,“金襄陵,银太平,数了曲沃数翼城”。由于战略地位重要和自然条件优越,所以,晋豫地区成为抗战初期多方势力争相抢夺的焦点。这正是日军侵华之初,曾数次派飞机和重兵对这一地区实施“扫荡”,阎锡山在克难坡立足未稳就急于发动“十二月事变”,把晋(城)沁(水)阳(城)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卫立煌与朱德谈判时坚持让八路军从晋豫撤走,以及后来日军不惜重兵发动“中条战役”,将驻守的国民党军从这里赶走等一系列事件的重要原因。

对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的晋豫区,作为一名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同样给予高度重视,而且未雨绸缪,提前作出部署。1937年11月8日太原刚刚失守,毛泽东就电示八路军总部:“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然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比时作适当之部署。”①这是我们迄今看到的毛泽东最早对晋豫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直接具体的指示。身为党和八路军实际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此时关注的事情很多。在决定八路军立足生存的关键时刻,他指示八路军总部及早在晋东南部署,除了这一地区本身重要的战略地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里具有开展抗日战争理想的群众基础。早在大革命时期,晋城、运城、闻喜、安邑、夏县、翼城、芮城、济源等县就建立了中共县委或党支部,还成立了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是当时山西省5个中共地执委之一。晋城、新降等地的工人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陵川举行了武装暴动,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枪声。豫北沁阳、济源的农民也在党领导下举行了武装暴动。山西降县40多名武装药商在中共绛县县委书记曹金海领导下,宣布成立绛县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达7个月之久。1936年3月,在红军东征的影响下,嘉寄尘(嘉康杰)在中条山区组织5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河东游击支队第一大队”,在闻喜、安邑、夏县、垣曲、平陆4个县发动暴动。抗战爆发前,晋豫地区各县相继成立了牺盟分会,许多县还恢复建立了中共组织,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战,为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所有这些,都被虽然日理万机,时刻关注着天下大势,但却心细如发,从来不放过任何细节的毛泽东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所以,乘抗战爆发之初,各方力量围绕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展开争夺之时,毛泽东在晋豫地区果断布“眼”。八路军总部立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晋东南各县派出工作团开展工作。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再三要求即将赴晋东南的八路军工作队:“晋东南是毛主席选定的'眼’位,我们一定要把'眼’做起来。”后来历史发展证明,毛泽东在晋豫地区布的“眼”,体现了一代伟人的大智大勇。

二、毛泽东适时发出指示,为晋豫根据地建立发展指明了方向

1937年底至1938年初,晋豫地区在八路军工作团和地方党组织、牺盟会的共同努力下,普遍建立了党组织,成立了抗日武装和群众团体组织,改造了旧政权,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掀起了群众性抗日高潮。在晋豫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已然成熟。

1938年3月,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决定以阳城为中心,建立晋豫边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当朱瑞把这一构想电告中央及北方局后,毛泽东当即回电予以赞许,称“部署甚妥”,并进一步指示:“晋豫边甚重要,望有计划地部署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之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这是毛泽东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再次对晋豫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作具体指示。为了表示这一地区“甚重要”,毛泽东甚至对在晋豫边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式方法都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他指出:“应令阳城李县长(指李敏之)将部署七县游击战争及自任晋豫边游击司令计划,派人绕送至吉县报告阎主任(指阎锡山),求其委任,并接济枪支、子弹、经费”。从这些细致入微、巧妙周密的指示电文中,可以看出一代伟人毛泽东对建立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无尽关怀和良苦用心。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朱瑞将撤退至晋城一带的中共直鲁豫边省工委和曲沃特委、河东特委、豫北特委、晋城中心县委等组织重新整合,于1938年3月下旬正式成立中共晋豫特委(后改称晋豫地委、晋豫区党委),统一领导临屯路以南、黄河以北、同蒲路以东、白晋路以西区域内的各级党组织。晋豫特委机关驻阳城县横河镇下寺坪村。中共晋豫特委成立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建立党组织,成立抗日武装,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建立统一战线,改造旧政权等项工作,迅速把晋豫边区建设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当时从陕北到抗日前线,党中央与八路军总部联系,晋豫区是重要和最安全的通道。这里有一条从黄河茅津渡口,经阳城、晋城大东沟、高平宰李、陵川平城到太行区八路军总部的红色交通线。朱德、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许多党政军领导和国际友人、知名人士、国民党要员都曾经过这里往返于前线和后方。

毛泽东不仅再三电示“晋豫边甚重要”,而且还亲口瞩托往返于前后方的亲密战友要经营好这块战略要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由武乡回延安路过晋豫区时,指示晋豫区党委:沁河两岸地势险要,土地肥沃,经济繁荣,粮食亦多,可建成晋东南最好的根据地。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参加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后返前线时,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取道晋豫区,认为晋豫地区是太行根据地西部的屏障,是开辟豫北和进入豫西的前哨阵地,在晋豫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中条战役”后,在重新开辟晋豫根据地的过程中,邓小平不顾环境险要,亲自到晋豫区进行了3个月实地视察,亲身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对敌斗争和建党、建军、建政三大建设,不仅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也充分体现了他对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高度领悟和坚决执行。晋豫区党委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把晋豫区这块既有革命传统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稳固的抗日大后方,并在抗日战争后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成为太岳区的指挥中心,成为全国解放战争我军重要的前进阵地,成为解放战场各种战略物资重要的供给基地,成为人民解放军和干部的输出基地。而这一系列的建设成就,与毛泽东及早在晋豫地区做“眼”和对建立晋豫抗日根据地指示密不可分。

三、毛泽东对“上党战役”的总结,坚定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

1945年8月下旬,当太行、太岳根据地军民还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阎锡山就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派其19军军长史泽波率3万余众向上党地区大举进犯,企图巩固山西、控制华北。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中央军委命令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集中太行、太岳部队发动上党战役,“首先消灭阎伪进入长治之部队”。

上党战役从1945年9月1日清扫外围开始,至9月18日,相继攻克长治周围的襄垣、潞城、壶关、屯留、长子5座县城,将守敌围困在长治孤城。之后,我军采取围城打援战术,歼敌援军1.8万人。10月8日,长治守敌在待援无望的情况下弃城逃窜。10月12日,太岳纵队在当地民兵和人民群众配合下,于沁水县桃川地区全歼逃敌,活捉史泽波,至此,历时42天的上党战役胜利结束。

上党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向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一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其意义十分重大。粉碎了敌人分割太行、太岳解放区的企图,打破了蒋介石占领整个华北的计划,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同时,充分显示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刘伯承、邓小平在战后总结时说:“上党战役中,得到了党政军民一致协调,后方工人、民兵、自卫队参加者达5万人以上,与野战军、地方军密切协作,部队给养颇好,伤员救护及时,军需运送很快,这是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全民皆兵、人人参战的解放区军民面前,国民党军如惊弓之鸟,民兵只要大喊一声,就可以成批地抓住俘虏。棍子、扁担、石头都成了制服敌人的武器。仅战斗英雄崔玉凤一个人,就毙敌7人,生俘2人。敌人完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重庆谈判后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对上党战役极为赞赏。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这样讲道:“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上党地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13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毛泽东对上党战役的总结言简意赅,充满自豪。他的一句“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的话,掷地有声,充满自信。太行、太岳军民深为自己的行动能受到领袖的赞赏而充满骄傲,更加坚定了他们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毛泽东虽然没有亲自到过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但是毫不影响他与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不解情缘。我们从这些细小的史实中切切实实体会到了这位历史伟人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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