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萌芽”之后为何没有驶出前工业化的历史三峡,进入到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近代制造业阶段,从而在商品化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化和产业化,一直是中外学界热议而未决的话题。
在晚明时期,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曾经出现过一段辉煌时期。一条鞭法(赋役合并,摊丁入亩,折银缴纳)的大力实施所带来的赋税货币化改革,则令晚明经济的商品化更上层楼。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杭嘉湖、苏松太地区,由于经济作物生产对粮食作物的排挤效应,出现了要从区域内其他地方甚或区域外的湖北、江西、安徽等产量区输入大米的局面,“每岁无论丰歉,外省客米来售者,不下数百万石”。
除棉布、丝绸、蚕丝、棉花、粮食等大宗产品外,小民的各类日常生活所需小商品的供给也出现了市场化倾向,江南“附郭之农兼粥蔬菜,织曲薄为业,皆不专仰食于田”。而那些长期栖身于市镇之人也开始从市场满足日常生活,“衣履有铺,茶酒有肆,日增于旧。懒惰者可以不缝纫、不举火而服食鲜华。”
然而这一切并未带来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最后突破。到了清朝中后期,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因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而停滞的国内市场,成为致命的短板之一。
依赖工资过活,对于任何大规模市场的形成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只有那些靠工资生活的城市人口,才会选择在市场上购买所需的物品。在英国,工作性质与人口分布在19世纪经历了划时代的巨变,使消费随之而改变。1800年,约有35%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1851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百分比下降到16%,到1911年,这一数字已低于8%。与此相对应的人口普查显示,1801年,英国已有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到20世纪初,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达77%。
在中国,同样的变迁从未发生。到1840年代,华北地区的人口达到1.2亿,但该地区10个最大城市的人口还不到总数的2%,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长江下游,同一时期这一数字也不到8%。多达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以农业部门占优势的前工业化经济中,农民主要是作为生产者与市场连接。在消费方面,农民是边缘人物。
更令人沮丧的是,随着总人口基数的扩大,到了19世纪末,中国的城市人口比率和12、13世纪相比还要少一些:1200年,江南地区约有2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893年,这一数字只有6%。
而且由于城市人口大部分是依靠实物地租过活的地主和商人,在市场中购买日用品的人口比率无疑更小。到1894年,在3亿8千万的总人口中,那些无法自己生产食物和日用品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超过10万。
晚期的中华帝国和世界各国的根本差别是国内市场的潜力。在19世纪的中国,所有商品的国内市场都受到限制。位于总人口顶端约2%的达官贵人和绅商新富们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平民的16倍,他们为彰显身份地位而消费的丝、茶、瓷、糖,正是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物品。而生产大部分必需品以及食物和衣服的农民,除了盐、酱油、火柴和小量食用油之外,与市场几乎绝缘。
作为棉、茶大国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夕,棉布总产量中只有14.3%在市场上销售,而在1840年,茶的流通价值仅占流通商品总值的7.75%——国内市场受到如此压抑,以至于主要产茶地区之一的建宁的茶产量,从明末开始便一直徘徊不前。
英国经济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分析工业革命的起源时认为,国内市场发生跨越式发展需要四个条件:人口增长,产生更多消费者(当然,还有生产者);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转化,产生更多消费者;人均收入增加,产生更好的消费者;以工业产品代替较古老模式的制造品或进口货。
对比这四项标准可知,中国的市场主要靠规模取胜,即通过人口的增加而扩大。但市场参与者的人均收入增加,却始终没有出现,更缺乏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的转移,因而也不可能实现以工业制品代替家庭产品。而这又对于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过程的集中,构成了巨大的障碍。
根据著名经济史学者赵冈的研究,直到18世纪4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中国纺棉的技术水平与世界任何地方相比都是较高的。早在14世纪,有着32个纺锤的大纺车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该设备包含了“珍妮纺纱机”的许多基本特质,稍加改良,就可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纺纱机。但事实上它的改造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内陆,当时来自沿海和国外的棉纱供应均告中断,对棉纱的需求,使得人们突然对这样的乡村“古董”发生了兴趣,改造后出人意表的使用效果表明,600多年前的发明其实已经到了技术突破的临界点。
多纺锤机节省时间,效率更高,但它需要很多人共同操作,有规则的监督和协作是必需的。此外,它还需要其他环节如轧面和织布的专门化。这样的机械无疑过于“超前”,不可能轻易适应小农家庭的空间和个人劳动模式——对农民家庭制造经济来说,纺织是副业,仅由一名家庭成员(最好是妇女)操作的单锤纺车和踏板织布机才是上佳之选。
到了明末,大型多纺锤机就不再普遍。在清朝,随着小规模个体家庭织布的增加,大型纺织机进一步衰落。作为主要制造单位的小农家庭的优势,排除了集中制造业发展的可能,同时被排除的,还有与大规模制造业相适应的技术革新和社会组织改造。在清朝,逐渐的,图案复杂的棉布变得不太普遍。
即使那些在帝国都市中心出现的有着集中制造业雏形的行业,如苏州的棉砑光和染色行业,几千名工匠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工作,但他们却各自租用设备,不像一个企业,更像一个联合产出体,而且除了砑光和染色,其他程序如轧棉、纺纱和织布,依然分散在农民家庭中进行。
国内市场的局限,在某种程度上,“迫使”中国基于庞大小农经济的惊人生产力“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需求来加以释放,而由此导致的超额入超加重了国内经济对作为硬通货的白银的依赖,而这又为因鸦片“搅局”导致的白银大规模外流时的内忧外患,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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