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
皇帝的由来
秦王嬴政消灭山东六国，统一天下。从战国诸侯林立，到一统帝国，万机待举。
他先礼请儒学博士参政、议政，表明他对儒家熟稔上古礼制和历史的信任。《汉书·百官志》上说：“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看来，秦王嬴政要从历史中寻求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来了很多齐国博士儒。秦置博士非摆设，而是给了很高的政治待遇，官属太常，秩比六百石，“不治而议论”。
第一次议政，是“议帝号”，李斯先说，古有三皇，为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尊贵，臣等冒死上尊号，以为我大王应为“泰皇”。秦王审阅，去掉“泰”字，唯取“皇”，并采用上古“帝”号，称“皇帝”二字。
对于《始皇本纪》里这段记载，历代史家因过于熟悉，而忽略了其中一个细节，这分歧，是深层次的，很隐蔽，连李斯也没看出来。可秦王以他对权力的过度敏感，看穿了博士儒的“理性的诡计”，“泰”与“帝”字，差之毫厘，相去千里，取舍之间，用心颇深。
博士儒以“泰皇”为最贵，既有阿谀之心，又有劝导之意，想劝秦王奉天法古，无为而治，而秦王只改一字，便表明了态度：一方面，他要集天地古今神人至尊于一身，占尽皇帝威风；另一方面他要绝对君主专制主义。
根据顾颉刚先生的考证，“皇”字在战国以前多作形容词或副词使用，偶然会用作动词或人名字，但绝没有用作一种最尊贵的阶位名词。在甲骨文[微博]中，象形为天地之际日出时的光芒景象，意为美、大。
“皇”字转化成名词，并具有专职的实际意义，是战国以后的事。当时为了区别“人帝”，人们开始改用“皇”称“神”或“上帝”。
帝，本为上帝，甲骨文中，便是神或祖的第一尊称。殷周两季还在称王，殷后期，王有称帝迹象，然其帝业未成，而国已亡。周人鉴于此，称王不称帝。战国以后，争霸中各国互相尊王，使王渐渐普及。称王不足为奇，王们又想起“帝”，想称霸中国、统一天下的不可一世者，都有一颗垄断“帝”的野心，在战国，“帝”已转为人王的最高称谓。
纵观战国之世，“称帝”运动此起彼伏，热闹非凡，直至秦统一中国，“帝”作为霸主的观念，不仅早就确立起来，而且已深入人心。霸主们皆想称帝，在势均力敌的局势下，诸侯王们在基本保持着多元政治平衡的底线水准上，彼此试水，玩“称帝”游戏。
秦昭王曾自命为西帝，并尊齐愍王为东帝，没过多久，愍王欲天下憎秦而爱齐，便取消了帝号，不得已，昭王也只好跟着取消帝号。后来，齐愍王灭宋，苏代看齐太强大了，便劝燕昭王联络大国乘机复仇，推秦为西帝，赵为中帝，燕为北帝，共同对齐。愍王败死，“三帝”运动亦未成，但称帝已成时尚。
秦国再度崛起，遂胁迫赵国尊秦为帝，鲁仲连义不帝秦，使秦帝制运动，败于信陵君救赵破秦。这种统一天下的帝制运动，推动了帝王之治，已成各国共识。
与诸侯“帝制”并行的，是战国诸子转型的“皇德”观念。诸侯争相称帝，思想家们也不示弱，当现实政治向帝制运行时，他们又让理论先行了一步，在社会转型时代，对几个能够影响时代观念的关键概念做了边界梳理。
《管子》中有总结：名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皇、帝、王、霸”，依次下来，“皇”最好，然后是“帝”、“王”、“霸”，看来是越古越好。比如，庄子就说过：“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还有将皇解释为：烦一夫，扰一士者，不为皇也。
与“皇”、“帝”一样，“泰”字，也几经沧桑，先释之为天，继而释之以神，最后解释作“无”，与“皇”并，就是无为而治。“泰皇”即“民皇”，所谓“泰皇最贵”，这也可以说是“民为贵”的另一解释。
因此，博士儒们议决的“泰皇”，其实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偶像，与秦王大一统抱负相去甚远。拿这样的议案上奏，还说是“昧死上尊号”，可见李斯等人糊涂了。本来是要“议帝号”的，可议来议去，反而将“帝”字取消了。
秦王从来就不省事，他不动声色，去“泰”取“皇”，保留“帝”字，使“皇”字回到美、大的本意，大有“东方红，太阳升”的原始景观。这样一来，“皇帝”就是大帝，如同那时西方人称亚历山大为大帝，这比较符合秦王对自己的评价，他认为自己“功过五帝”，当然就是大帝了。
“皇”除了美、大的本意外，还被赋予了天道的现实感，“皇帝”并用，隐含了君道同体、天王合一的意思。这意思，就是皇帝与宇宙真理与客观必然性的合二为一了；这意思，是从老子、韩非那里来的。
议完帝号，秦王为中国第一个皇帝，因而称始皇帝，现在可以称秦始皇了。这真是个思想者王，比李斯强。他还要将皇帝传之后世，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如此野心，是把历史当作皇帝家族的传宗接代了。
秦国的合法性由来
博士儒的第二次议政，是关于秦国的历史接班问题，也就是秦国要向天下六国的人民说明，秦之所以要消灭他们的国家以及统一天下的合法性问题。
博士儒用阴阳五行说为秦“革命”，建立合法性。他们对秦始皇说，周朝是火德，如今秦革了周的命，是立水德，水克火，“德”者，得也，因此，秦得天下了，天下正为“水德之时”。博士儒们提出了“五德终始”，是本于《洪范》的“五行相生相克”思想，是儒家循环革命论之始。
秦始皇急于向六国表明奉天承运，当然顺水推舟相信了博士儒所言。老子说“上善若水”，水最能表现道，水之德为顺，所以，秦国之数“以六为纪”，取六六顺，冠冕六寸，车舆六尺，乘六马等；国之色尚黑，“衣服旄旌节旗”皆黑色；以十月为国庆节……；为政，“绝仁弃义”，以法为教。
看来这位思想者王，在思想上寸步不让，他以传种接代方式解构了五行相生相克程序，终结了五德终始，他要万世一系。那他就不仅是天命的承担者，还是天命的终结者，五德终始对他来说，是用来说明历史的，而不是预设未来，谁能来革他的命？
既然他已经君道同体，与宇宙真理一体，他为什么还要遵循五行说的春主生、夏主养、秋主收、冬主杀的程序来行治道呢？他非但不受程序约束，反而要给程序一个永恒指令：“事皆决于法”，而以独裁权力之暴立法，法治也是暴政。
秦博士第三次议政，是“封禅仪”，“封”是“封泰山”，“禅”是“禅梁父”，是“易姓而王”者，举行受命于天的仪式，成为合法的“革命”者。既然替天行道，就要接受天命之封，这一天命的合法性神圣不可侵犯。
齐桓公当年自以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三代受命，也不过如此，很想行封禅仪式，确立霸主地位的合法性，但被管仲制止了。齐桓公为霸者，霸者而欲封禅，显然资格不够，除非过把瘾就死，管仲老成谋国，桓公适可而止，封禅之事休矣，只留下一说法而已。
至秦统一以前，封禅之事，再也没人提起。博士议政，才将此事重提，正好迎合了秦始皇的心思，便征集博士70人往泰山去行封禅仪。
举行仪式时，向博士们征询仪式程序，诸儒莫衷一是。所谓封禅礼，本来就是想象的成分多，是对古史的寄托。连孔子未见受天命者，焉知也！后儒只知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曰封”；在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曰禅”。
可齐儒也好，鲁诸生也好，都煞有介事，又自以为是，他们争吵不休，秦始皇嫌烦了，丢下他们自顾带侍从上山了。关键时刻他顿悟：我已君道同体，还受天命做甚！于是，他按秦礼，封泰山，禅梁父，立石颂德，自行其是。想想那些被弃之山下的博士儒们的尴尬吧，这不成了王权的“敝屣”？于是纷纷讥刺这一确立革命合法性的草仪。
第四次议政，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儒70人为他祝寿。博士长周青臣祝始皇“以诸侯为郡县，人传之万世。”齐人淳于越颇不以为然，说：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一旦出现了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那样的事情，用什么来相救呢？事不师古而能长久，我从来没听说过。
秦初，丞相王绾就曾提议，诸侯初破，应该封王子弟，保家卫国。但当时还是廷尉的李斯则坚决反对，他认为设郡县易治，分封子弟为王是分权，不利于集权，西周就是教训，秦始皇以为是。
这是关于“封建”问题的第一次交锋，但是矛头尚未公开。可这次却不同，始皇一下其议，丞相李斯当即斥之：“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他先把博士儒定性为“愚儒”，然后历数罪状：
一是不师今而学古，批评当世，蛊惑人心；二是各自以私学议政纷纷，入则心非，出则巷议，诽谤君上。他指出：如果不禁私学，则君主威势下降，遍地党与。最后，他重申：史官之书，不是秦国史记，皆烧之。除了博士官的藏书，天下所有私人藏书，都要烧掉。
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当官差的人如果知道了而不举报，与犯人一同治罪。令下三十日，还没有烧书的，在脸上刺字，罚筑长城。但是，医药、卜筮、种树一类的书，可以保留。如果有人想学法令，可以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禁私学，焚私书，断了儒者后路，李斯的杀手本色毕露。始皇倒颇有大国之君的自信，凡有国是，必请博士议论，丞相审议，最后由他来裁定，多少还有那么点民主集中制作风。但李斯对“封建”审议，却调动了他那根专制神经。加上博士儒的主张里面，总是藏着私学的小九九，跟他捉迷藏，使他很不耐烦。因此，他批准了李斯审议，用秦国传统来兼并东方文化。
从焚一国之书到焚天下之书，从向往东方文化到兼并东方文化，他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而促成这一转变的契机，就是李斯审议。李斯审议反映了军功官僚集团与博士儒集团的斗争。面对这两个集团的斗争，秦始皇的选择是不言而喻，他的个人兴趣，要服从国家利益。
经此打击，博士儒顿时败下阵来，如窝窝头，再也没有盛宴请他们入席，再也不能作为王权的补品而发挥圣化功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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